当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当文学有了传统之可言时，人们往往会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文学现象的肇始和沿革，于是一种新学科“文学史研究”的诞生便成势所必然的事了。一般认为，这一研究发端于西方。十八世纪英国学者托马斯·沃顿（ Thomas Warton，1728～1790）所撰的《英国诗歌史》（1774～1781），是开山之作。十九世纪，在德·桑克蒂斯（ Francesco De Sanctis,1817～1883）、泰纳（ Hippolyte Taine,1828～1893 ）等先驱的推动下，文学史研究又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
　　本世纪刚刚露出曙光，英国著名学者翟理斯就发表了他的《中国文学史》（伦敦，1901），这是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但作者自称，无论在哪种语言（包括中文）里，它都是开山之作。其实不然，譬如说早在1880年，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已有同名著作问世；日本学者　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也稍早些；此外，还有一些中国文学概说之类的著作，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历史角度的透视。不过，大概由于语种的原因，翟著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我国学者对此书也有所关注。迄今为止，这类著作已经拥有数十种。按照马汉茂（ Helmut Martin）的看法，它们总共可分为三大类：（1）广义的学术史，（2）采用非科学方法的文学史,（3）采用科学方法的文学史。他说，第一种不限于“纯文学”，但白话文学和戏剧被排除在外；文学评价多以保守的孔子思想为所本。第二种只是间接受文学史方法的影响，并无明确观念，往往是“不自觉”而为之；编纂方法不科学，无引得，所用资料不完善；不采用东西方权威学者的意见。第三种与现代文学理论有密切关系，因此能够避免一般文学史在方法上的缺陷。27
　　马氏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需要根据西方学者的实践，做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现代学术的进展使学者们越来越清除的看到，要想撰写一部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中国文学史，单有历史眼光是不够的，撰写者还要处理好如下几种关系：
　　（一）“杂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
　　撰写文学史必然会牵涉到对于“文学”性质的认识。我国古代史哲典籍以及种种杂著，大多具有较强的文学性；而古人虽然很早就有“文笔”之辨（如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以致使今人视为是在区分“纯文学”与 “杂文学”，28 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应该算作舶来品 。29 另一方面，西文“ Literature ”（文学）一词尚有“文献”之义，其包容更加宽泛。这些关于“文学”性质和涵义的看法，影响到了西方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他们所撰，尤其是早期的著作，多杂有哲学和史学等典籍的评介，翟理斯甚至把药书也写在了书内。马古礼（ George Margoulies）认为，这种不辨学科的做法必然会歪曲中国文学的形象；譬如说哲学，它无疑对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也不能喧宾夺主，取而代之。真正的文学研究的基础在于：辩明“思想与文类的关系和演变，创新与模仿的比例，作家特征与时代倾向，以及政治事件对文学倾向的影响。”30
　　（二）历史观、批评理论与文学史的关系
　　撰写文学史自然离不开文学史观，而文学史观又往往以历史观为基础。所以，法国哲学家泰纳和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修史作传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一直在或明或暗地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决定论”，主要是指文学发生和演变必然受着外在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呈现出种种不同的面貌。前者将外在条件归纳为种族、环境与时代三个要素，后者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发展成了重要批评模式“社会-历史式”批评 。在东欧诸国的汉学家中，普实克、杜克义等人所写的中国文学通史或断代史，均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倾向。31
　　近几十年来，上述决定论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有人倡导“突发论”，与决定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实质上是“偶然”与“必然”的矛盾，照突发论者看来，偶然事件中未必含有必然的规律。其次，有人似乎已觉察到决定论太偏重宏观意识，倾向于寻找比较细微的观察点。例如，亚瑟·洛夫乔伊（ Arthur O.Lovejoy ）特别强调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并且指出了思想史与文学发展的关联。他研究思想史并非如常规那样关注较大的哲学体系，而是关注见之于不同型式的思想单元，以及它们通过历史的结合。32 再次，有人宁可从文学作品内在的形式因素寻求着眼点，由此出发来考虑问题，这代表着研究重心由外在向内在的转变。他们在此打开了一个引进各种文学理论的豁口，使文学史研究趋于多样化、细腻化。当然，他们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并不排斥外在因素的考察与剖析。这些思潮对于西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均有所冲击，尽管就我们所知尚且无人明确表示自己信奉这样的史学观点。
　　在其名著《文学理论》一书中，韦勒克和沃伦把文学研究分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部类，但他们也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者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将“二者分离的一般做法对两者都是不利的”。33 美国汉学家白之（ Cyril Birch ）做了将两者结合的尝试；他所编《中国各体文学研究》辑入了十余篇这样的文章，并且表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作为互相支撑的学科而融合了起来”；他甚至认为，鉴于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这本书倒可以加上个副题：“中国文学史论文集”。34 书中所选文章，采用了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以及多种文学理论所提供的视角，来观照文学发展的脉络，确实展示了两者结合的活力。
　　（三）文类史与文学史的关系
　　白之认为，如果要撰写中国文学史，“就有必要密切注意文学类型的性质、定义、演变、范畴和效果。唯有如此，我们才会超越现有史著的水平，那些著作每每局限于传记资料，局限于简述‘代表作品’的特点。”35 应该说，把研究重心放在文类之上是写好文学史的关键 ，马古礼的 《中国文学史》“散文卷”（巴黎，1949）和“诗歌卷”（巴黎，1950）、杜为廉（ William Dolby ）的 《中国戏剧史》（伦敦，1976）等著作，就突现了这一治学原则。不过，如果要撰写综合性的通史，似乎还应该强调各文类的联结与交织，它们单独的或平行的兴衰与演变。一般说来，某种发展趋势、某种时代精神和时代风格是它们共同的体现。36
　　在我国古代的著述中，以史观文或文史结合的研究并不罕见，这是因为要说明文学事件的发生、发展或终结，就不能不追溯过去。不过，到了近代，我国学者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之后，才着手撰写专门性的文学史著作。有趣的是，自林传甲的文学史（1904）问世以来，我国学者反而后来居上，单是大部头的通史著作就有很多种。而在1979年，美国几位学者计划撰写一部堪与《牛津英国文学史》相媲美的大型中国文学史，37 但事隔十多年，这部书仍未见刊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