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派诗歌”是俄罗斯青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批青年诗人的诗作就因其“朦胧”、“难解”等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一批诗人一改老一辈诗人的写作模式，采用一些新奇大胆的形象、复杂多义的词语和结构。与此同时，他们的诗歌减少了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性主题的直接反映，多描写“小我”和个人深层内心的感觉。在他们的诗中似乎少了些俄罗斯诗歌传统的公民责任感和激情，而多了些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实验色彩。他们的诗歌，在冒着失去官方支持、失去读者的风险，却有着回归诗本身、找回诗人存在之价值的追求。在先锋派诗人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有日丹诺夫、帕尔希科夫、叶廖缅科等。布罗茨基一次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将这三人称之为俄罗斯诗歌的“希望”。

　　伊·日丹诺夫 （1948—）的诗素以怪诞、难懂著称。他于六十年代末开始写诗，下面这首《无题》就写于 1968年。

　　鸟儿死去的时候，

　　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

　　那子弹和鸟儿一样，

　　它唯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这首短短的小诗，已经表现出了日丹诺夫、甚至是整整一代新潮诗人的某些创作特色：子弹击中了鸟，诗人不去同情鸟儿却去同情子弹，这表现了一种观察、认识、理解事物的叛逆精神，写“疲倦的”子弹在“哭泣”，在渴望“飞翔”，是用一种新奇的想象在刺激读者的阅读神经。从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丹诺夫一直是诗评界争论的焦点，他的诗也似乎越写越离奇，越写越难懂。他及其创作，无疑代表着一种诗歌创作倾向。他的诗，如同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住所的诗人一样，仍处在不止的飘泊和求索之中。

　　自8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文坛上开始活跃起一群青年作家，到 1989年，评论界已将他们的创作视为一个相对整体，并冠之以“另一种散文”（今译 “异样文学”）的称谓。称他们的创作为“另一种散文”，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与前一辈、甚至是前几辈作家的创作不相同的风格。该派作家大都着重写凡人琐事，对生活的态度更为冷静更为客观。他们笔下的现实，多为社会的阴暗面或僻静的落角；他们笔下的人物，多为被生活扭曲的、遭受情感压抑的小人物。在写作手法上，他们也较多地采用了意识流、荒诞、非逻辑等现代艺术手法。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作家别仁在访问中国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比较过中国京剧和西方话剧的不同，他概括到，西方话剧是一个 “说什么的艺术”，而中国的京剧则是一个“怎样演的艺术”。这个区别似乎也存在在两代俄罗斯作家之间。较之于“写什么”，新一代作家似乎更注重“怎样写”。这一批人的创作，使俄罗斯的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距离有所缩小；但他们的创作中缺少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责任感和人情味，这也招来了许多人的批评。“另一种散文”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作家的年龄、经历和风格也不尽一致。目前被视为“另一种散文”之代表的作家，有文坛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有既写小说又写剧本的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有学过汉学的列昂尼德·别仁，有中学教师出身的维亚切斯拉夫·皮耶楚赫，还有叶夫盖尼·波波夫、谢尔盖·卡列金、瓦列莉亚·纳尔比科娃、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等。

　　别仁 （1949—）是这一批青年作家中较为稳重的一位，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并以题为《中国诗人谢灵运及其时代》的论文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他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文字，如今已出版八本小说和学术性著作，较重要的有《屠格涅夫地铁站》（1979）、《人文学热》 （1985）、《天使瓦莲卡》（1989）、《南瓜社会》（1989）等。别仁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曾称中国是他“在自己的思想中、理想中和幻想中神往的祖国”，并曾访问过中国。

　　转眼间，这一代的“青年派作家”已近五十岁了。他们似乎应有生不逢文学盛世之感，但他们却以自己顽强的努力，在传递着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