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勃拉莫夫（1920—1983）生在乡村，战后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后在母校的苏联文学教研室任主任，从事乡村题材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亲自进行文学创作，从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他陆续发表了《兄弟姐妹》（1958）、《两冬三夏》（1968）、《十字路口》（1973）和《房子》（1978）等四部长篇小说，合成了洋洋大观的“普里亚斯林四部曲”。故事发生地是作者的故乡、俄罗斯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小说以佩卡申诺村中普里亚斯林一家从卫国战争至七十年代末长达三十余年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展示了俄罗斯北方乡村生活的历史变迁。《兄弟姐妹》写战争期间佩卡申诺村民与自然斗争、坚持生产支援前线的事迹；《两冬三夏》和 《十字路口》写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农民们要重建家园，却又因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而背负重担，生活艰难，乡村中的矛盾正在激化，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乡村在呼吁变革。《房子》写的是七十年代的佩卡申诺，农庄已成为国营农场，农庄庄员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农场中仍然存在着混乱和懒散，乡村中的生活仍是那般沉闷。阿勃拉莫夫以一个后代之子的赤子之心，用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揭示了各个时期乡村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对俄罗斯农民的处境和未来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将一幅并不乐观的俄罗斯乡村生活编年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别洛夫 （1932—）是另一位杰出的乡村散文大师，这位被评论家称之为 “俄罗斯的声音”的作家，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描写着俄罗斯乡村的日常生活，使平凡的农家生活带上了某种诗意，在俄罗斯农民身上有更典型、更集中体现的俄罗斯人性格也得到了欣赏性的再现。别洛夫的重要作品有《炎热的夏天》 （1963）、凡人琐事》（1966）、《木匠的故事》（1968）、《前夜》 （1976）和《和谐集》（1981）。《凡人琐事》中的凡人伊万和《木匠的故事》中的木匠斯莫林，都是乡村中普通的人，作者把他们生活中最平凡的琐事捡起来，平淡地说给你听，然而就在这平淡之中，你却能受到某种强烈的感染，因为，无数的俄罗斯农民在艰难困苦中从不抱怨命运，而总是默默地对乡村、对故土尽着自己的义务，他们付出得多，索取得少，而且在任何环境中都坚守着他们传统的道德准则。俄罗斯人面对困难时的无畏和乐观，他们在爱和恨时体现出的洒脱，都是作者诗意地进行歌颂的对象。别洛夫也写到了俄罗斯乡村中的矛盾和问题，他的故事中也不乏沉重，但他写俄罗斯乡村，是怀有一种自豪，他试图以他笔下的乡村、乡村中的人和生活，与物欲横流的当代生活作一个对照。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乡村生活作了描写。扎雷金（1913—）在小说《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中，通过一个农民的悲剧性遭遇，揭示了乡村中一个重要的、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即集体化与个人价值、专制领导与同情心、国家利益与个人命运间的冲突一直未能得到调和的问题；在《委员会》（1975）等一些作品中，作者又对同样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阿列克谢耶夫 （1918—）的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 《不垂柳》（第一部，1970；第二部，1974）和《爱打架的孩子》（1981），都以相当的篇幅揭示了乡村中各个时期都曾出现过的针对农民的过火行为，但作者不以揭露为唯一目的，他更善于表现俄罗斯农民的成长过程：绰号“垂柳”的主人公乌格留莫娃从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成长为一个劳动模范、最高苏维埃代表；幼年 “爱打架的孩子们”，在熬过艰难的童年后，又成了保卫祖国的英雄。阿纳尼耶夫 （1925—）的巨著 《没有战争的年代》（四卷，1975—1984）试图将农业问题与现代生活统一起来思考，在更高的层次上概括俄罗斯乡村的历史命运。小说以五个家庭的活动为线索，将描写的笔触伸向现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小说的中心问题，仍是乡村问题，尤其是人与土地的问题。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农民们大量流入城市，但在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作者发现了农民抛弃故土的另一原因，即长期的官僚主义体制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合理的劳动组合方式，又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而人与土地的分离，是俄罗斯乡村许多悲剧的根源。

　　乡村题材文学在七十年代前后一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上面提到了扎雷余金、阿列克谢耶夫和阿纳尼耶夫三位作家，分别长期担任苏联文艺界三个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新世界》、《莫斯科》和 《十月》的主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乡村题材文学在文学界所享有的较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