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来，对屈原之死的源起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政治悲剧说、愤世嫉俗说、忠君爱国说、洁身说、尸谏说，等等。对诗人之死的评价，也迥乎不同。

    司马迁将《离骚》和孔子《春秋》相提并论，盛称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但是，后汉的班固却不以为然，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历史上，司马迁对屈原评价一直奉为主流。世人多认为屈原作为政治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又不忍故国覆灭，因此被迫殉身水底。在我看来，与春秋战国同一时期的事功才俊相比，屈原算不上卓越的政治家。论功绩，他比不上管仲、乐毅、苏秦、张仪；论作为，他和商鞅、范雎、李斯、伍子胥难以比肩……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左拾遗在历史上的官职地位，不过一监察部门的言官，后来担任的三闾大夫也不过是主管祭祀、教育的礼官。显然，屈原在楚国历史上的政治地位被大大高估了。

    自东汉王逸肇始的忠君爱国之“忧国”说，闻一多先生在其《读骚杂记》里认为是“最不可信的”，“是帝王时代专制的产物”，那样的屈原“已经不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存在，而是汉儒托以言志的一种象征性‘兴象’”，是“历史人物偶像化”的缘故。

    个人认为，屈原对中华历史的最大贡献，在于文学辞令，他应该是那一时代最光芒四射、独步古今的诗歌大家，是汉文学的奠基者。因此，屈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诗歌之父，屈原之死是一个伟大而完美的诗人之死。我甚至认为，正是屈原，才真正使诗人从匿名状态走上了中华文明的前台，并以炫目磅礴的感染力和悲剧美震撼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心灵。

    自屈原起，中国诗人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身份和价值。

    古往今来，伟大的诗人始终是伟大理想的捍卫者，同时也注定是现实社会的失败者。历史上，中国文人与政治强烈碰撞后一幕幕凄冷与残酷的哨音，至今让后人唏嘘不已。这也许是诗人永恒的宿命。作为诗人，屈原追求超绝的人格，拥有一颗高寒而热烈的赤子之心，是一个勇于担当而毫不妥协的完美主义者。司马迁感喟：“其志洁，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代帝王李世民谓之“孑身执节，孤直自毁。”王国维说：“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此一评价，无疑是对诗人屈原高贵而独立不迁完满人格的中肯之语。

    现实世界的黑暗、苦闷、压抑与绝望，无疑催生了屈原的诗歌创造。“他愤以抒情”，在流放的泥泞路上，他用雄浑的想象和华美的语言建构了一个现实、象征、神话三重世界相叠加的宏大而神秘的诗歌王朝。屈原，以旷世之才，以一个诗人对生命的感性、执着、歌哭和对死亡的无畏，铸造了那个时代的诗歌尖峰。就连贬之甚疾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李白借屈原为标杆，骄傲地确立了文学家千古不朽之价值：“屈原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自叹：“吾文终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

    一颗诗歌巨子孤悬在华夏的星空。屈原不堪于现实的污浊，它在皎洁而窈冥的世界燃烧着自己。空前的创造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毁灭。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良知和行吟者，诗人最不堪忍受的，是精神图腾不可逆转的塌陷和崩溃：在战国这个大动荡的最后时光里，在无情的刀光剑影下，一个民族精神粗鄙化进程加速了。一次贬官，两次流放的重大挫折，不足以毁灭诗人对高贵的坚守。在那些个岁月里，诗人屈原不仅是现实世界中的贵族精英，更是精神气质上优于他人之立场和姿态的杰出代表。在大分化、大变革的年代，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绝非腐儒们的夸大之词。当狡诈，权谋，无耻，贪婪等丛林法则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唯一价值取向，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屈原内心高贵感的破灭自然不可避免。他开始求助于精神上的救赎。然而，当他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精神家园彻底沦丧时，他有着绝望般的清醒：最后的时刻到了。

    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大错位，给了坚贞自砺的诗人最后一击。此时的屈原，如同一朵生长在杂草丛里的玫瑰，绚烂而不合时宜。他以奇异的美丽让周围的一切自惭形秽，却同样以高洁的光芒刺得自己鲜血淋漓。

    为心中坚守的一种高贵或高贵的文化怀沙自沉，这在拒谈死亡的孔子和齐生死的庄周世界里，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与隐忍苟活的司马迁相比，屈原以血肉之躯进行的选择，可谓“精彩绝艳”，无疑“锤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者的心魂，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

    屈原之死，不惟彻底跨越了现实的哀怨、困扰、悲痛、愤懑，而且以决绝的态度，以死亡抗争于这世界的荒芜。存在还是毁灭，屈原以升华了的中国士大夫的峻切与坚韧，以自身死亡的海拔将这一尖锐的人性命题，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如此种种，屈原自杀更深层的意义出现了，那就是西周以降贵族礼乐文化中崇高感的死亡。

    屈原的死，和2000年后辛亥之变的王国维如出一辙。1927年，王国维在冰冷的昆明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王国维没有在1911年死节，而是在1927年投湖，原因恰恰不在于他是忠于一个朝代，而是忠于一种他笃信的文化。1911年满清易帜，王国维可以不死，因为只是一个王朝的更替。只要他安身立命的文化环境还存在，他仍旧可以选择继续活在下一个王朝；但世界的变化让王国维越来越渺茫，激荡的历史风云改变了一切生存的根基，文化的窒息让他不能再苟活于世，为了自身的文化尊严，他必须殉身于一个旧的世界。陈寅恪评价王国维之死的真谛，也恰恰在此，一个人从旧时代的收益越多，也必然要为这个旧时代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切伟大文明的诞生，必然伴随着一个伟大文明的谢幕。从礼乐文化的角度看，战国时代恰恰是更壮丽的沉沦。而屈原以一个生命的终结，为一个划时代的结束作出了文化意义上的注释。他犹如蜡烛熄灭前最为耀眼的光芒，为一段裂土而封，册书而建的文明或文化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