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在思想领域里也呈现出诸子争鸣、百家蜂起的繁荣局面。这样一个时代，确实为形形色色的“士”提供了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广阔舞台。但仔细比较一下，则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的诸子百家多为布衣之士，他们笔下纵有千言，手中却无寸柄，因而也就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无从检验自己理论的正确与否，更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唯有管仲和商鞅这两个人例外。

    管仲和商鞅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就有贯彻自己的主张、躬亲实践自己的理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二人均获得极大的成功。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卷三)，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如果再进行一番比较，商鞅虽然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个人角度看他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子》的许多篇章都讨论到这个问题。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还说过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两千多年来，这句名言曾经被中国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反复传诵不绝，也被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之论。在古代，人们还无法掌握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但管子的这句名言却与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若合符节。

    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在古代，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管子与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

    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他在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不是地处偏辟的西部内陆地区(例如商鞅)，而是面临大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齐鲁大地。辽阔浩瀚的大海拓展了这位思想家的胸怀和眼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熔铸成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如何调节呢？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