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体文的创作高峰是在中唐时期，但这个高峰是建立在此前散体文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唐初三四十年的文风仍延江左之旧，但在一些总结历史、议论时政的文章里，已较少浮词赘典了。李纲、孙伏伽、房玄龄、岑文本、颜师古等人的奏疏，大都质实可读；魏征的《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等，虽为骈体，却多杂散语单句，用笔简劲，一扫浮华，显示了文风转变的契机。而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十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用语更为明白晓畅，情感也真切自然。

　　陈子昂的出现，在唐代前期文风的转变上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他的一些章表奏疏，多用间有骈句的散体写成，绝去雕饰，“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有名的《谏灵驾人京书》以激切的言词谏阻高宗灵驾西归，说理严密，气势逼人，文风颇似此后陆贽的奏议。从陈子昂开始，直至开元末，写散体文的人数开始增多，散体文的表现领域也日趋扩大。如姚崇的《十事要说》、张说的《并州论边事表》以及大量碑志，皆行文错落有致，明白晓畅。张说还在碑志的叙事中杂以议论，使得内容沉实厚重，这对后来韩愈碑志的写法是有影响的。

　　这一时期最有生气的散体之作，是那些出自诗人之手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诗人的激情和意绪注入文中，使文既具有诗的特点，又不失文的本色，形成了盛唐时期特有的“诗人之文”。李白《与韩荆州书》开篇即放言说道：“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也！”本为干谒之作，却说得洒脱磊落、气宇轩昂，展示出狂放不羁的诗人性格。《四六法海》评云：“太白文萧散流利，乃诗之馀。”正指出了其文的特色所在。他如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崔颢的《荐樊衡书》、《荐齐秀才书》，王昌龄的《上李侍郎书》，或言情写怀，简洁生动，或摹景绘色，妙造自然。与此前重说理、议论之文判然有别。

　　天宝中期以后，文章由骈而散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元结、李华等人已写出很好的散体文。如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元结的《述命》、《述时》、《订古》、《七不如篇》，都能以简洁真切、不事华藻取胜。特别是元结，其《菊圃记》、《右溪记》诸篇，观察深刻，写景细致，于平易中寄寓感慨，发为议论，精警动人，已开后来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河。随着建中元年科举策问开始使用散体，文体改革的声势益发高涨，独孤及和他的学生梁肃、高参、崔元翰、唐次、陈京、齐抗等，都积极地加入了这一潮流，权德舆、柳冕等人也大量使用散体的形式来写作，影响所及，以至出现了陆贽那种已十分接近散体的骈体奏议，这说明以经过缓慢的发展之后，散体文已被普遍接受。

　　不过，除少数作者之外，这时的散体文似乎还不具备与骈体文一争高下的实力，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大都是对先秦两汉文体文风的模仿，语言和表现方法显得陈旧，生气不足而因袭有馀。清人赵翼所谓“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两汉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札记》卷二○），指的便是这种情况。此一情形的改变以及文体文风改革的成功，是在韩愈、柳宗元手中完成的。韩、柳的出现，便得散体文的创作生面别开，气象一变。苏轼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韩文公庙碑》），这是很深刻的看法。

　　韩、柳在散体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如前所述，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但在创作实践中却颇为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用韩愈的话说，就是“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 （《送权秀才序）。清人刘开曾指出：“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 （《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这说明韩愈在破坏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散文的重建。从语言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南阳樊诏述墓志铭》）和“体备”“词足”（《答尉迟生书》），其雕琢词语、匠心密运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骈文作家。他的散文语言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时而运用或长或短的连琐句造成一气直下的浑灏气势，时而兼收前人语言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警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如“蝇营狗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崭然见头角”、“入主出奴”、“弱肉强食”、“痛定思痛”、“大放厥词”等等，都是前人笔下所无的创造性成果。柳宗元也力主搏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在写作时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遣词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对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质和作用予以辨析：“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复杜温夫书》）其主要目的乃在于严格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歧义。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既“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又自有抑扬起伏开阖照应的规律可寻，“法度不可乱”（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从而在无法与有法之间，创立了一种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

　　其二、韩、柳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读韩、柳的散文，会感到一股股迎面扑来的情感浪潮，会感到令人心悸魄动的鲜活灵魂和生命力。韩文如长江大河，澎湃流转，作者横绝奔放的气魄借其滔滔雄辩而溢诸行墨之间。更重要的是，韩愈在应用文中感怀言志，以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发其穷苦愁思不平之声，既变 “笔”为“文”，又使“文”具备了源于现实的情感力度。与韩文相比，柳文则如崇山峻岭，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锥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无坚不摧”（林云铭《古文析义》）的特点，令人读来，如亲眼目睹他“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那慷慨激切的英姿，而又领略到很强的艺术之美。要之，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坚起了一首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韩、柳二人先后创作了八百多篇散文，举凡政论、书启、赠序、杂说、传记、祭文、墓志、寓言、游记乃至传奇小说，应有尽有。这里择其要者予以介绍。

　　韩愈的论说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等，过去的评论家曾给以较高的评价，认为是“大有功名教之文”（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注》卷七），但今天看来，因其思想陈旧且少文学色彩，故价值不高；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篇章还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因而值得重视。

　　在这类论说文中，《师说》最有代表性。它针对当时士大夫阶层耻于从师、轻视学习的社会风气，开篇便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中心论点，接着层层深入，借用古今、幼长、下层艺人与上层官僚等多方位的对比，从正反两方面申说 “必有师”的道理，提出了崭新的师道思想：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一观点，强调能者为师，既赋予“师”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具体职责，又打破了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柳宗元读此文后说韩愈“抗颜为师”，以致被世俗目为“狂人”，可见此文所蕴含的勇力胆魄及其对流俗的冲击力量。

　　韩愈是一位善辩之士，而善辩又主要来源于他的胆壮气盛，二者结合在一起，遂使得他的议论文字往往惊世骇俗，极具震慑人的气势。《原毁》、《讳辩》、《争臣论》、《论佛骨表》，都是反映时代精神、抒发愤慨不平、对社会现实深刻批判的佳作，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排宕顿挫、感情激烈是其共同特点。《讳辩》是为李贺鸣不平的文字。针对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李贺必须避父名之讳、不得参加进士考试一事，韩愈以极大的义愤尖锐指出：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凌厉斩截，笔无藏锋，在蓄积已久勃然喷发的情感浪潮推动下，文章援引古事，证以今典，追源溯流，横出锐入，步步紧逼，有力地抨击和嘲笑了“避讳” 的不合情理和提倡“避讳”者的可笑可怜亦复可恶。如果说，《讳辩》重在讥俗，那么《论佛骨表》便重在刺上，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力量，相异处则在于后者有被杀头的危险，因而蕴含着常人绝难达到的勇力和胆魄。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这是就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大内奉养一事而上的谏表，当满朝上下如醉如狂，奉佛骨如神明之际，韩愈敢于直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并对宪宗亲临观之的行为表示“耻之”，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量！

　　有为而发，不平则鸣，本无意于塑造形象，而其自我形象在波涛翻卷的情感激流和气势夺人的滔滔雄辩中得以自然展现，这是韩愈论说文的一大特点，也是它近于文学性散文的主要原因。与此相比，韩愈的杂文更为自由随便一些，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送穷文》重在发牢骚、泄怨气，前者写韩愈这位为人师者“恒兀兀以穷年”的勤勉和困厄，后者借五个穷鬼对主人的讥笑和侮弄，嘲骂当时社会。在写法上，两篇作品均采用问答对话体，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喜笑怒骂，怪怪奇奇，而赋的铺排和骈偶的杂用，更给文章增添了浓郁的文采，令人读来，别有一种新颖奇妙之感。

　　韩愈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伯夷颂》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也颇有影响。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杂说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文章通篇以马喻人，表现作者对人材受压抑的悲愤，构思精巧，寄慨遥深。

　　韩愈不少序文言简意赅，形式多样，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送李愿归盘谷序》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描摹奔走权门者的复杂心态，《送石处士序》用“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来形容文士之机敏善辩，都极形象生动。《送董邵南序》历来被人称赏，起首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劈空而来，一股郁勃侠烈之气溢于毫端。全文仅１５字，但其中笼罩着的悲怆情调和言而未尽的深长意绪，却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至于那篇历来为人称誉的《祭十二郎文》，则围绕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尽情抒写作者对亡侄的伤痛，缠绵悱恻，凄切无限。其中叙“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的孤苦境况，写“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的无穷怅恨，无一语不从至性中流出，令人读后，为之泪下。

　　除了上述文体和特点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其传记文《张中丞传后叙》记叙张巡、许远守睢阳事，杂以议论和抒情，其中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一段最为精彩：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

　　仅廖廖数语，人物声貌如见，其刚烈忠义之性格也在拔刀断指的动作描写中鲜明地展现出来。《毛颖传》则用传记体为毛笔立传，以戏谑滑稽的形式来讽刺现实；《石鼎联句诗序》更出之以传奇家的笔墨，将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联诗的情景给予戏剧化的表现。这两篇作品，已与当时流行的传奇小说没有什么差别了。

　　至于韩愈的碑志，则仿佛是一组组生动形象的人物画廊，历来为人所称赏。碑志早在汉代已开始流行，其主要特点是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历叙传主德行、事迹，而多有谀美之词，久而久之，便形成空洞呆板的格套，令人读来生厌。韩愈所写７５篇碑志中也有一小部分是“谀墓之文”，被人诟病，但在写法上却能不拘格套，别出手眼，或正写，或反写，或赞美，或讽刺，尤重细节描写，借一二琐事，即将传主的性格、心态巧妙地展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篇篇生动的人物传记，从而一举打破了传统碑志死气沉沉的局面。韩愈碑志的不拘格套从一些篇章的起笔即可看出，如《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开篇即云：“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人之语曰：‘妾，张圆之妻刘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一上来写道：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这种写法，与先叙墓主姓名籍贯谱系的碑志贯例截然不同，而是着意于出奇变化，很有些破空而来的味道。在人物刻划上，韩愈诸碑志更是“一人一样，绝妙”（李涂《文章精义》）。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记传主幼时相貌：

　　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芽。

　　宛然一幅活灵活现的人物写真。《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选取薛公达一生的三件突出事例予以描述，力状传主“气高”、“务出于奇”和“不同俗”的性格特征。其中写他以竞射而技冠全军一段最为精彩：

　　一军尽射，莫能中。君执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揖其帅曰：“请以为公欢。”遂适射所，一座皆起，随之。射三发，连三中，的坏不可复射。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帅益不喜，即自免去。

　　类似这种已极近小说笔法的文字在韩愈碑志中并不鲜见，《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就是较突出的一篇：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王适）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 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叙写骗婚经过极形象生动，充满戏剧色彩。侯翁的迂直、媒妪的狡猾、王适的违俗不羁，都借助灵动的文字跳出纸外。这种写法，在韩愈之前从未有过，在韩愈之后也甚罕见，它只能出现在韩愈笔下，成为对墓志的一大创造。

　　韩愈碑志不惟叙墓主事迹，时亦借以发议论，寓讽刺，表现强烈的爱憎之情。如《柳子厚墓志铭》以大段议论之词表述他对浮薄世风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者的极度愤慨，对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危难中相扶持的义烈之风的由衷敬慕；《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等，则以议论的形式对那些假隐士以及服药“祈不死”者进行讽刺。诸如此类已将重心转向揭露现实社会弊端的写法，在此前墓志中也是不多见的。

　　明人吴讷说墓志铭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文章辨体序说》），堪称的评。但受墓志格局的限制，韩愈碑志仍属一种实用文体，上述诸篇生动的文学性描写也只是墓主生平行事的一个片断，从总的方面来看，尚不能将之归入文学散文的范畴。

　　当韩愈积极活动于政治文化中心、奋笔为文的时候，柳宗元正置身偏远的贬所，从别一角度冷静的思考着各类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写出了《贞符》、《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也写出了一批闪耀着思想火花而又韵味隽永的短篇杂文。

　　柳宗元的杂文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正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自己被贬被弃的一怀幽愤，《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均属此类作品。在《愚溪对》中，作者通过虚拟的梦境，写了他与溪神的一段辩论，将其哀怨全部包容于 “智者用，愚者状，用者宜迩，伏者宜远”的反语之中。在该文的姊妹篇《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 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生活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另一个特征是巧借形似之物，抨击政敌和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或以动物的阴险邪恶来比喻奸毒小人，或以物体的欹形诡状来象征现实社会，对“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丑恶行径和“末代淫巧”之世予以指斥批判，语言辛辣，笔无藏锋，嘻笑怒骂，痛快淋漓。

　　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三戒》借麋、驴、鼠的故事，写三件应该警戒的事情。其中《永某氏之鼠》写群鼠在旧房主纵容下横行无忌、干尽坏事，最后被新房主彻底消灭；《临江之麋》写一只惯受主人宠爱的小鹿常与家犬嬉戏，以犬为同类，后一出家门，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黔之驴》的故事已广为人知，被贵州山中小老虎吃掉的那只蠢笨的驴子已成为某些外强中干者的绝妙象征，而“黔驴之技”、“庞然大物”也作为富有形象性的成语流传下来。这三则寓言用笔精到而细节刻划非常生动，其意在于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 （《三戒序》）者，但作为一种人生哲理，它的意义还要广泛得多。《罴说》写一“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人，虽吹出罴、虎的声音吓退了虎和貙，但当最凶猛的罴到来时，他已无兽音可吹，只好被罴所食。故事有力地讽刺了那些无真实本领、虚张声势欺世惑众而终必败灭者。《蝜蝂传》先以简洁的文字勾勒出蝜蝂的形象：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己，至坠地死。

　　接着发为议论，将讽刺矛头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智若小虫的贪得无厌者，用语精警，立意深刻，给人留下深长的思考和回味。

　　柳宗元的传记文与抒情文也颇有佳者，如《捕蛇者说》通过对蒋氏三代经历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蒋氏宁可死于毒蛇、也不愿承担赋税的内心痛苦，表现了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主题，全文“含无限悲伤凄惋之态”（《古文观止》卷九）。《段太尉逸事状》记录了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几件典型事例，予以生动的描写，作者曾自许此作“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他如《童区寄传》、《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等，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祭吕衡州温文》是柳氏抒情文中最动人的一篇。该文以沉痛的笔墨来抒发对亡友吕温的哀悼之情，一开篇就是“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以对天的责问领起全文，气势凌厉至极。文中反复呼天抢地，指责“苍苍之无信，漠漠之无神”，或叙或议，或骈或散，随着感情的起伏变化而跌宕有致，荡气回肠。文末以“幽明茫然，一恸肠绝” 收束全篇，但见泪痕，不睹文字，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媲美。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的审美情趣的结晶。身世遭遇和环境的压迫，造成心理的变异，长歌当哭，强颜为欢，聊为优游，乐而复悲。郁愤填膺时，憎山恶水，以山水为“狴牢”（《囚人赋》）；一人独游时，又与之同病相怜，并借山水之“幽幽”“窅窅”以“处休”、“观妙”（《永州龙兴寺东丘记》）。由意在渲泻悲情到艺术地表现自然，将悲情沉潜于作品之中，形成了柳氏山水游记“凄神寒骨”之美的特色。

　　翻阅这些主要写于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会突出地感觉到，其中呈现的大都是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有时采用直接象征手法，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荒的悲剧命运，如《小石城山记》对小石城山的被冷落深表惋惜和不平，《钴鉧潭西小丘记》直接抒写对“唐氏之弃地”的同情，都具有“借题感慨”（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的特点；但多数情况下，作者则是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既重自然景物的真实描摹，又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令人于意会中领略作者的情感指向。如“永州八记”中最为人称道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记游文字，其中不独写景状物绘声绘色，生动传神，而且可以见出作者观察之细，用笔之妙。开篇未见小潭，先闻水声，因闻水声，转觅小潭，即表现出行文的曲折变化；篇中写水之清却于水着墨不多，而是借石之底、鱼之游、日光之影来表现，可谓匠心独具；至于篇末对清冷寂寥之境的描摹和气氛的渲染，更隐然展示出被贬者凄楚悲苦的心态，令人读后为之怦然心动。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真正的艺术性的文学，美的文学。他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经过一丝不苟的精心刻划，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用他的话说，就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即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将那些罕见的胜境传给世人，以免“贻林涧之愧”（《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他要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才情，去“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借以安顿他那颗悲哀苦闷的灵魂，并从中获得些许凄美的怡悦。在他笔下，自然山水是那么纯净，那么奇特，那么多彩多姿，那么富有灵性！水，有涧水，有潭水，也有溪水。这些水或平布石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石涧记》）；或奔流而下，“流沫成轮，然后徐行”（《钴鉧潭记》）；或因地势、流速的差异，呈现出“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袁家渴记》）的特点。石，有横亘水底之石，有负土而出之石，园林之石“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山野之石则“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形貌态势各各不同。至于林木山风，更是生气勃勃，气象万千，“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这里，有动有静，有形有色，有疾有缓，有点有面，刻划细致而不琐碎，语言精炼而极富变化，文势则严整劲峭而不乏参差舒缓，用刘熙载的话说，就是： “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柳州记山水……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艺概·文概》）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上承郦道元《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它不是对山水的纯客观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贯注了一股浓烈的寂寥心境，且借对山水的传神写照来表现一种永恒的宇宙情怀。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他这样写道：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深邃幽寂的环境，适足以安放作者凄苦的心地，使他在自然美中获得暂时的忘却，以虚静的心神，达到与自然的合一，展现出一种如雪天琼枝般的清冷晶莹之美。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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