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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心态的转变与大历诗风

作者:袁行霈等     来源:中国文学史     时间:201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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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历诗风,指的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这些诗人的大多数,青少年时期是在开元太平盛世度过的,受过盛唐文化的熏陶;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使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痛定思痛,蓦然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和衰老,失去了盛唐士人的昂扬精神风貌。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凡的自信和磅礴气势,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和深广情怀,尽管有少量作品存留盛唐馀韵,也写民生疾苦,但大量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这使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遂露出中唐面目。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标志,它像一股突起的凛烈寒风,霎时就把人们刮进了万木凋零的萧瑟秋季,在士人心里投下了浓云密布的巨大阴影。在此之前,生活于和平环境中的士人,存有强烈的由文事立致卿相的功名愿望。可战争爆发后,武将有了用武之地,而文士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再也看不到锦绣前程了。追忆往昔,恍如隔世,目睹现实,颇多生不逢时之感,热切的仕进欲望为消极避世的隐逸情怀所取代,诗中颇多无奈的叹息和冷落寂寞的情调。战乱毁掉了这代士人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生活,带来希望幻灭的黯淡现实。盛唐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乐观情绪和慷慨气势,已成为遥远而不绝如缕的馀响;而平心静气的孤寂、冷漠和散淡,弥漫于整个诗坛。
  作为大历时期能自成一家的著名诗人,韦应物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他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约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父亲韦銮和伯父韦鉴都是有名的画家。他少年时期任侠负气,15岁时成为唐玄宗的三卫近侍。安史之乱起后,他曾入太学折节读书,于广德元年(763)出任洛阳丞。在他早期所写的一部分作品里,不乏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其《饯雍韦之潞州谒李中丞》说:“酒酣拔剑舞,慷慨送子行。驱马涉大河,日暮怀洛京。前登太行路,志士亦未平。”《寄畅当》云:“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这种气势壮大的诗作,明显地带有刚健明朗的盛唐馀韵。
  韦应物的绝大部分诗歌,作于因秉公执法而被迫辞去洛阳丞一职之后,尤以大历中再度出仕任京兆府功曹,至罢滁州刺史的十馀年间的吏隐诗作见称于世。在他后期的作品里,慷慨为国的昂扬意气消失了,代之以看破世情的无奈和散淡。所谓“今来萧瑟万井空,唯见苍山起烟雾。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 (《温泉行》)。所谓“乡村年少生离乱,见话先朝如梦中”(《与村老对饮》)。令人眷恋的盛世已去而不返,一切有如梦境,诗人对从政已感失望,感情退回到个人生活的小天地里,欣赏山水之美和闲静乐趣,从中寻求慰藉。
  于是,向往隐逸的宁静,有意效法陶渊明的冲和平淡,成为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往往能“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其《寄全椒山中道士》说:“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情谊深厚的真挚情感,出之以心平气和的恬淡之语,诗境明净雅洁而意味深长。韦应物的许多诗都有这种韵味,写得最好的是《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以极简洁的景物描写,传神地写出了闲适生活的宁静野逸之趣,在宁静的诗境中,有一重冷落寂寞的情思氛围。如其《咏声》诗所云:“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这种归结于静穆空寂的诗歌情调,表现出某种冷漠遁世的心理倾向,与其他大历诗人的创作是相同的。
  在反映这一时期士人的孤独冷漠心态方面,刘长卿的诗歌似更具代表性。他是洛阳人,字文房,生年一直难以确定。经当代学者考证,他约生于开元十四年(726),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后,是位地道的大历诗人。由于家境较为贫寒,他早年矢志苦读,而命运多舛,应举十年不第,大概于天宝十一年(752)方登进士第。入仕后又因刚直犯上,负谤入狱,两遭谪贬,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逆境中度过的。长期的悒郁寡欢,使他的诗歌于冷落寂寞的情调中,又平添了一些惆怅衰飒的心绪,显得凄清悲凉。
  即使是早期作品,刘长卿的诗也没有青年人的慷慨意气,而带有一种凄凉的心绪。到了后来,就进一步沉积为进退失据、孤寂无助的茫然失落感,莫明的惆怅充斥于胸臆,发为衰世的哀鸣。其《送李录事兄归襄邓》云:“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面对战乱后到处一片残破凋零的景象,诗人不胜沧海桑田、人生变幻之感,对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都丧失了信心。
  时运不济的感伤和惆怅,在刘长卿的诗中是层层递进的,人生失意的凄凉之感,融入黯淡萧瑟的景物描写中,尤显浓重深长。其《负谪后登干越亭作》说: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真是孤苦凄楚之极。再如《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
  同病相怜,不胜愁别,伤感得不能再伤感,孤独得不能再孤独。一种由悲剧命运支配的孤寂惆怅的生存体验,与特定时代的衰败萧索景象相结合,汇聚成生不逢时的冷漠寂寥情调,在刘长卿诗里反复出现,以致于诗歌意象的构成也带有某种类型化的倾向。
  刘长卿的才智并不很出众,思锐而才窄,敏于感受,拙于叙述,其诗十首以上语意即显重复,可在当时和后代的影响却很大。他的五言诗写得最好,曾自许为“五言长城”,早年爱写篇幅较大的叙事性的五古五排,但意脉似不甚连贯。后来他用较短的五古和五律、五绝写离别与山水景物,颇多意象省净而极富意味的优秀之作。如《江中对月》:“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诗境清幽冷寂,饶有澹逸闲雅之趣。他的五绝,最为著名的是《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文字省净优美而意境幽远,然而弥漫着一层难以言说的冷漠寂寥的情思,透露出浓重的衰飒索寞之气。
  这一时期,在创作中以抒写冷漠寂寥情怀为主的其他重要诗人,便是“大历十才子”。
  “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他们的生平大都不详,因大历初年在长安参加重要的唱和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的创作成就高低不一,所长亦各异。如钱起才能很全面,其诗各体皆工,被公认为十才子之冠,与刘长卿并称“钱刘”。李端才思敏捷,善于作应酬的送行诗。卢纶曾到过边塞,其《塞下曲》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不乏昂扬气势,带有盛唐馀韵。此外,十才子都有反映战乱生活的诗,虽是冷眼旁观的客观记录,有的也写得较为深刻。
  但“十才子”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主要创作倾向和诗风的相近。他们的生活态度,在钱起的《县中池竹言怀》一诗中表现得很典型,所谓“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自爱赏心处,丛篁流水滨。”不再像前辈盛唐诗人那样充满兼济理想,真正的兴趣也不在政事,而是集情趣于山水,寄心绪于景物。除了应酬唱和之作外,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如:
  世事悠扬春梦里,年光寂寞旅愁中,劝君稍尽离筵酒,千里佳期难再同。(钱起《送锺评事应宏词下第东归》)
  暮雨潇潇过凤城,霏霏飒飒重还轻。闻君此夜东林宿,听得荷池几度声。(李端《听夜雨寄卢纶》)
  出关愁暮一沾裳,满野蓬生古战场。孤村树色昏残雨,远寺钟声带夕阳。(卢纶《与从弟瑾同下第后出关言别》)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司空曙《江村即事》)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寒食日即事》)
  这一类作品,是“十才子”诗里较为优秀的成熟之作,艺术表现上以谢朓为宗,讲究格律词藻,追求清雅闲淡,工于白描写景。技巧趋于细腻雕琢,大都写得精致工整,虽没有刘长卿诗那种浓重的孤独寂寞感,但总表现出一种冷落萧瑟的衰飒气象,带有大历诗特有的情思韵味。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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