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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文章老更成

作者:袁行霈等     来源:中国文学史     时间:201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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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的一生,以42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期。他的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他的《哀江南赋》中描述为“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庾信在文坛上脱颖而出,始于萧纲立为太子时的东宫抄撰学士任。《周书·庾信传》载:
  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
  所谓“徐庾体”,是指徐、庾父子置身东宫时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文,就其文学渊源而言,是沿着永明体讲究声律、词藻的方向,进一步“转拘声韵,弥尚丽靡”(《梁书·庾肩吾传》)。
  庾信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他在梁时的作品,特别是19至36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题材基本上不出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的范围。如《和咏舞》、《奉和初秋》、《鸳鸯赋》等题,属于萧纲率领周围文人同题共作的篇章。这种富于游艺气氛的创作活动,要求作者适应宫廷的趣味,在应酬捷对中显露个人的学养与文才。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加上“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周书》本传),使他很快获得与徐陵齐名的称誉。
  但是,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不易表达个人的信念或情操。例如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图》一诗,与萧纲《望同泰寺浮图》相唱和,诗中所表白的对佛教的倾心,其实是着眼于皇太子的心情,不应据此而得出庾信信佛的简单判断。这一情形,也适用于同时的其他东宫文学侍从。
  由于萧纲等人力主新变,影响所及,促使当时的创作争奇斗巧,打破陈规,开启了唐诗、律赋发展的道路。庾信前期的创作,在这方面颇有贡献,如《乌夜啼》: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落泪,到头啼乌恒夜啼。
  这首诗七言八句,声调铿锵,已基本符合律诗的平仄。再如《燕歌行》拓展了七言古诗的体制,不但篇幅变长以便铺叙,而且配合感情的起伏,变逐句押韵为数句一转韵。他早期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值得珍视,明代杨慎指出:“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升庵诗话》卷三)清代刘熙载也指出: “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艺概·诗概》)
  庾信在梁朝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经营,还包括美感内容上的体认。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篇》)庾信前期已具有“流连哀思”的审美趣味,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庾信后期的生活经历,使这种美学追求得到充分实现的土壤,从而达到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境界。
  沉醉于50年太平景象的梁朝政权,因侯景之乱而濒于破碎。梁元帝试图在江陵复振,却很快毁于西魏。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长安,因江陵陷落而不得南归,历仕西魏及北周,先后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据《周书》本传记载,他“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他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充满深切的情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评论其“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种特色。
  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庾信遭适亡国之变,内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代人伤往》其二),这种沧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如同 “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拟连珠》其十九)。因此,他在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归咎于当权者内部的倾轧与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风景:“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望渭水》)忽见槟榔,也会勾起思乡的惆怅:“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忽见槟榔》)接到南方故人的来信,更禁不住悲慨万端: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为浑成的高超艺术。
  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虽然他北迁以后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宇文逌《庾子山集序》),但内心深处感到无异于“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拟咏怀》其三),责备自己的羁留为“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他的羁旅之恨与忧生之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以“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拟咏怀》其一)的意象致概于个人生存的软弱。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璠作注解时借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注释庾集题辞》)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从多种角度抒发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怀》组诗的抒情传统,尤称杰作。如其七: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
  这里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隐恨与南归的渴望,真挚感人。又如其十八: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
  作者的忧思,不只是仕途不达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为国建勋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馀地。此诗中“残月”四句写景,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诗人独有的心境,可见诗人精切浑成的笔力。
  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饰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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