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城内一个帐房先生家中。中学毕业后因经济困难而无力升学。辛亥革命后，开始当小学教师。他是新文学作家中最早发表小说的作家之一，也是早期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同时又是具有相马伯乐之慧眼的文学刊物编辑，还是一个“为最可爱的后来者着想”的教育家。他以辛勤的劳作和结实的成果，在一个急剧发展的时代中，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声誉。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和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名手，是一个典型的人生派作家。

　　叶圣陶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由问题小说向较广泛的社会现实拓展的过程。五四运动之前，他在上海的《礼拜六》、《小说海》上发表过十余篇文言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终南捷径》等，都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文言小说登上文坛的叶圣陶立即热情高涨地转向白话小说的创作。1919年他加入新潮社后发表在《新潮》上的《这也是一个人？》（后改名《一生》）就是他引起文坛瞩目的白话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连姓氏都没有的农家妇女，“伊”十五岁出嫁，夫家娶她是为了得到一个抵得半条牛的帮工。生儿饿死，备受公婆丈夫的虐待，只好私逃进城为佣人，换取一时的安宁。但丈夫死后，“伊”又被当作一条牛一般卖掉了，用她的身价充丈夫的殓葬费。小说以强烈的质问：“这也是一个人？”向社会发出了发人深省的控拆，鲜明地提出了妇女人格和社会地位的问题。

　　从《新潮》时代到参加文学研究会之后的二三年间，叶圣陶以“爱”和“美”的追求，回答严峻现实对他的提问。《潜隐的爱》、《伊和他》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在那些描写妇女儿童、农人的小说里，如《义儿》、《小铜匠》等篇，也倾注着叶圣陶诚挚的爱心，这些都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正视人生的真诚风格。沉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他在五、六年的时间内写下了《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三个早期的小说集。在江南小镇担任小学教员的叶圣陶，以学校为基础，把他的目光投向周围更广阔的生活，使他的小说呈现出较为开阔的社会画面。小市民和中小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就是他在这时期表现得最为成功的对象。茅盾曾经这样谈到叶圣陶的作品：“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他的‘人物’写得最好的，是小镇里的醉生梦死的灰色人”（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作于1921年秋的《饭》是这种题材上先见成功的作品，它描写乡村小学教员吴先生每月只有六元薪金，因不是师范毕业生，还被县学务委员克扣一半，他只得自充厨子，上街买蔬菜豆腐。县学务委员为了应付省视学，要他借十几个学生来遮掩乡村教育的不景气，恰遇他上街未归，便以他不尽职为由，又扣出二元。作品给予了这位“小人物”以深切的同情，并揭露了教育界的弄虚作假之风及教育不景气之实。写于1923年的《校长》是作者大量描写同类题材之后的成功之作。它描写了一位小学校长面对日趋颓败的教风束手无策的故事。颇有理想和作为的校长叔雅，面对学校的乌烟瘴气，--打牌赌博、道德败坏，整顿改革又会触犯众怒、引火上身，不得不就此作罢。小说对积重难返的学校弊端痛加针砭，又逼真地剖视了受弊端裹挟，空抱理想，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作者以怜、讽夹杂的态度，录下了沾染着委琐、谦卑、犹豫的小市民处世态度的知识分子的身影，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一批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写于1924年的《潘先生在难中》是优秀之作，他描述身为小学校长的潘先生，为了躲避战祸，携妻挈子，逃往上海的租界地，把外国巡捕视为自己的保护伞；而又怕丢饭碗，只身返乡，借学校之名领取红十字会旗挂在自家门上，保护私人财产；仗终于没有打来，他又为当地军阀歌功颂德，题写“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的匾额。潘先生正是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典型形象。沈雁冰说：“在叶绍钧的作品......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戒备），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沈雁冰：《王鲁彦论》，载1928年1月《小说月报》第19卷第1页）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身居上海的叶圣陶成为受运动最直接最深刻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现实主义的艺术格调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以一种散发着革命气息的现实主义，写下了《城中》（1926）、《未厌集》（1928）中的一些作品。短篇小说《城中》，描写进步青年丁雨生想改进古老乡镇的教育，邀集几个友人办中学，此事为县教育局长一流人所忌，认为他是想伸进一条腿，排挤老朽，视之若洪水猛兽。他们秘密串联，暗造谣言，勾结军阀，施加压力。小说通过革命教育所遇到的激烈斗争，塑造了丁雨生敢于同旧势力斗争的坚强性格。这个人物比《校长》中空抱理想、回避斗争的叔雅，已有明显的进步，闪烁着一种强者的性格光辉了。1927年10月刊于《小说月报》上的短篇小说《夜》，其笔锋是直指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体现了对光明的追求。小说刻画了一位老母亲的形象，通过对她的正面描写，通过她意识的流动、情绪的变化以及心理剖白，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愈加黑暗的状况，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屠杀罪行，歌颂了革命青年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以老母亲为代表的中国民众的觉醒与坚韧果决的斗争意志。小说把涂满原野的革命者的血，和充满一室的小孩的啼哭、塞满胸腔的老妇人的惊惧悲愤，在层层的夜色中密密地交织起来，感情盘屈浓烈，落笔力透纸背。

　　1928年，叶圣陶推出了长篇小说《倪焕之》，这部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几乎动用了作者在教育界生活的主要积累。这部作品揭示了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的全过程，探求了知识分子的前进道路。主人公倪焕之是具有时代特点的个性鲜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接受“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幻想“革新教育”，用教育来改造社会。但是，他的办学新方案，遭到了封建势力的阻挠。“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使他改变“为教育而教育”的思想，他积极热情地投身社会革命，可大革命失败又将他美丽的梦想击得粉碎。最终，倪焕之完全消沉、颓唐，整日借酒浇愁，郁闷得病而死。这正是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寻求真理之路的真实写照。倪焕之的妻子金佩璋，也刻画得非常成功。这位新女性，与倪焕之有着共同的改革教育的志向，她与倪焕之相爱而结合，然而，婚后她却沉溺于小家庭的安乐，失去了往日的朝气。这使倪焕之痛感“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小说借此形象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与鲁迅的《伤逝》中的子君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个作品的后半部显得线条粗疏，小说中有的人物（如王乐山）形象不够丰满，结构也不很严密，但这部长篇已比前此的作品更为完整地写下了近代中国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变迁史，显示了作者趋向成熟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意义。

　　此后，叶圣陶按照这种革命现实主义方向继续创作，他陆续出版的小说集或小说散文集有《脚步集》（1936）、《四三集》（1936）和《西川集》（1945）。其中留给人们较深印象的是《多收了三五斗》，它反映的是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畸型社会现象，是当时动乱的农村的一幅灰色剪影。小说以“露胸朋友”群像为主角，显得颇为别致。

　　叶圣陶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他对“灰色人生”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个性表现为：

　　1、冷静观察、客观描写。他善于把自己的意图和感情隐藏在客观的叙述之中，在情节的发展中，让人物通过自身的语言、行为和心理、神态等来表现他的性格，而不外加任何主观的发挥与评价。潘先生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是一个适例。在客观地再现现实生活时，长于通过细节描写来揭示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反映生活的本质。如《夜》中的老母亲，彻夜等待被捕的女儿女婿的消息，起始的谨慎恐惧，使她“凄然失神”；但女儿女婿惨遭杀害的消息传来，强烈的悲痛与忿恨使她“泪膜底下的眼珠闪着猛兽似的光芒”，她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把烈士的后代抚养成人。一个个细节，细致地刻划了老母亲的性格发展。《一篇宣言》也以三个电报为线索，串起许多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层层深入地表现了“爱国有罪”的重大主题。其次，在创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时，擅长工笔描摹场景场面，为人物的活动提供典型环境。如《多收了三五斗》这篇以谷贱伤农、丰收成灾为主题的优秀短篇就集中描述了三个相互连接的场面：米行粜米、市场购物、船上喝酒。又如《潘先生在难中》的火车站的场面，战争环境中的混乱、拥挤，正是潘先生这一典型人物出场的典型环境。

　　2、精心结撰，手法多样。他总是从生活素材和自己的个人感受出发，选择最恰当的小说的表现形式，很少粘着或重复自己已用过的表现形式，拿结构来说，情况就非常复杂。《这也是一个人》用的是我国传统作品中惯用的单线叙写的方法，全然按照时序，概括人物的整个一生。《倪焕之》以一个人的遭遇为纵线，辅以纵横交织的人际网络；《夜》的结构显现更深的功力，采用明暗双线，相互纠结，相互映衬的写法；而《多收了三五斗》无一中心人物，颇有散文风。叶圣陶描写生活角度和接触的生活侧面，也有诸多不同，他有时写场面，刻画生动逼真的人情世态；有时剖析心境，探讨人们的忧虑疑惧；有时抒发感情，造成一种真挚感人的诗情画意。小说的结尾也是非常讲究，饶有余味，《抗争》、《多收了三五斗》、《前途》、《潘先生在难中》、《风潮》等不少小说结尾的艺术匠心尤见功力。

　　3、语言平实、质朴，不雕凿、不做作，极少用浓艳富丽的词藻语汇，凝炼精粹，达到了以少胜多、一语传神的境地，极富表现力。叶圣陶十分重视语言，曾指出：“语言是作者可能使用的惟一的工具，成败利钝全在乎此。”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欧化句子，全是平平常常的朴素的语言，纯正而晓畅。由于他又特别讲究字句的锤炼，重视修辞手段，曾被郁达夫赞为“散文的模范”（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叶圣陶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短篇小说最为擅长，在童话创作上则是现代中国的开山。除少数零散之作外，大都编入《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两个专集。这些童话充满民主精神，在浪漫主义的想象之中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这些童话很少涉及神怪精灵、王子仙女，没有善恶因果报应的陈腐说教，旨在教育儿童塑造优美纯洁的心灵，随着作者阅历的加深，又借花鸟禽兽来描摹人情世态，教育儿童认识民间疾苦，培养进步的人生观，有着鲜明特点。

 

　　[作品选析]

　　潘先生在难中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写于1924年，它以当时军阀间的江浙战争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处于战难中的小知识分子--潘先生的形象。作品写由于军阀混战，小学校长潘先生带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让里来到上海避难，住进了旅馆。第二天一早，潘先生想到教育局长关于学校照常开学的指令，怕得罪上司而急急忙忙撇下妻子和孩子又回到让里。正当潘先生发出开学通知书之时，战火再起，铁路不通，学生们大多数随家长避难走了。在开学不得，与妻子团聚不能，自家性命难保的情势下，他假公济私，赶紧去红十字会，要了两面红十字旗和几枚徽章用以自保。20多天之后，战事停止了，潘先生去教育局，正碰上剪红贴绿，准备欢迎军阀杜统帅凯旋，大家推举潘先生为牌坊题字，于是，他写下了“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的颂词。在作者平实朴素的描写中，一个目光短浅，只图保全自己，苟且偷生的小学校长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个潘先生以养家糊口为最高目标，以活命为上策，政治上麻木，道德上自私，竟然发展到糊里糊涂为反动派歌功颂德，充当吹鼓手的地步。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潘先生身为小学校长，略积家产，有一个小康之家，但他毕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附于统治阶级，地位并不稳固，时有朝不保夕之感，处于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境地。军阀混战、时局动乱构成他具体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战乱给他全家带来动荡不安，使他有可能接近劳动人民（如挤火车逃难），对统治阶级有所不满，但是要他丢掉小康之家，牺牲眼前的利益，走上反抗道路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顺应统治阶级意图，苟且偷生，以求保住一己私利（如战乱中他关注的始终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等候上司，希图有朝一日能够爬上去，潘先生性格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对自己卑微的生存状态心安理得，为苟延残喘而庆幸，表现出一种可悲的奴性，这种麻木性格往往是阻碍知识分子摆脱传统旧意识的羁绊，是阻碍正确认识自身、认识现实从而奋起前行的有害心态。

　　潘先生的形象所以这样逼真传神，同作者当过10年小学教员、对教育界的情况十分熟悉分不开。他在创作上又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刻苦追求艺术上的“真切见到”。他说：“见到须是真切的见到”，“必须要把整个的心跟事物相对，又把整个的心深入事物之中，不仅见识其表面，并且透达其精蕴，才能够真切地见到些什么。”（叶圣陶：《以画为喻》）潘先生的形象正是“真切见到”的艺术结晶，它给读者以“真切见到”的艺术感受。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无一不显示出他的利己主义的核心及其各个侧面。在艺术手法上，作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严格遵守让倾向从情节中自然流露的原则，反映生活，刻划人物；不刻意追求形式的新奇和故事情节的曲折，而是致力于人物的心理刻画；善于在富有特征性的动作和细节中，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语言朴素，幽默；结构严谨，结尾巧妙，耐人寻味。集中体现出叶圣陶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贯风格。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摘编仅作学习交流，非商业用途，所有文章都会注明来源，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快速处理或删除，谢谢支持。

(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张同俭，闫玮，来源：新编现代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