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一生的文学事业中，杂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一共给我们留下了17部杂文集，计130多万字。因其杂文是按作成的年月结集，不分文体，所以现在一般称鲁迅的杂文都指广义的杂文而言，即包括杂感、论文、通讯、序跋、演讲、日记等多样体裁。在这些杂文中，他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思想休养熔铸在杂文里，用到革命实践中来，以无坚不摧的威力阻击着形形色色的敌人，达到了艺术性、思想性和战斗性的高度统一。

　　一、前期杂文内容

　　鲁迅的前期杂文包括从1918年到1927年的作品，大都收入《坟》、《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还有一部分收入《而已集》《集外集》中。鲁迅本期的杂文始终贯穿着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现实，用敏锐的洞察力，透彻地剖析了病态的社会现象和心理，无情地鞭挞了吃人的旧礼教、旧思想和一切反动的社会势力。

　　妇女和下一代，是儒家三纲中压迫的两大对象，因而在反对封建礼教，张扬民主的斗争中，鲁迅首先说到了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发表于1918年8月《新青年》上的论文《我之节烈观》，1919年11月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后来发表的《娜拉走后怎样》、《论雷锋塔的倒掉》等都深入批判了吃人的礼教，腐朽的文明，主张妇女解放、社会解放。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猛烈地批判了封建礼教最腐朽的节烈观念，指出封建道德家所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了节烈，国便得救”的说教，不过是为了把女人当成私有物品或牺牲品，使自己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是为了维护他们僵尸似的统治，号召人们“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对被压迫妇女表示深切同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以进化论观点，批判了封建父权观念，为了让孩子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做父亲的应该“自己背着困袭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一种大仁大勇的精神。并且鲁迅还进一步指出，要确立新的父子关系，“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可见鲁迅不是就事论事探讨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把社会局部问题与整个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务求彻底解放。

　　“保存国粹”是当时守旧派和孔孟之徒维护孔家店、文言文，宣扬各种所谓固有文明，反对改革和进步的幌子；宣传神鬼和迷信，是孔家店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是提倡科学的绊脚石。对这两方面，鲁迅也予以无情的批判。在《随感录》三十五、五十七和后来发表的《说胡须》、《看镜有感》等论文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所谓的“国粹”诸如缠足大辫、一夫多妻等是中国人身上的无名肿毒，是脸上的一个瘤，一颗疮，应该毫不留情地把它割去。否则，“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在《随感录》三十三、五十三和《论照相之类》等论文里则批判了各种愚昧无知的封建习俗，提倡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

　　在五四运动期间，鲁迅就批判了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妥协性、反动性。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相勾结，一方面阴谋复古；一方面用血腥屠杀来反对镇压人民的正义斗争。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与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针对“尊孔读经”，“整理国故”等逆流，鲁迅写了一系列杂文进行反击。《灯下漫笔》对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明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指出正是封建文明造就了人吃人的历史；《春末闲谈》则以细腰蜂的毒针作比喻，揭露历代统治者企图把人民群众治成“不死不活”，永远供其奴役的工具的毒辣用心；在《十四年的读经》和《青年必读书》等文里，再次暴露了孔孟之徒的丑恶面目，并且提出，倘有阻碍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充分表现了鲁迅反击复古逆流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在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中，一些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又以《现代评论》为阵地，以“正人君子”自居，装出“公允”面孔，肆意攻击进步教师，诬蔑革命学生，甚至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屠杀进行辩解。为此，鲁迅在一系列杂文中，无情地揭穿了这些人貌似公正的画皮。把他们比作是“折中，公允”的“叭儿狗”，是吸了人血还要发一通议论的“蚊子”。斥责这些人“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华盖集·并非闲话》）。是把群众带入死地的“山羊”（《一点比喻》）。当文学革命阵营内部有人提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不“打落水狗”，要对敌人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时，鲁迅根据历史和现实斗争的教训，写下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提出了要痛打落水狗，“叭儿狗”更不能放过的战斗原则，号召青年要把斗争进行到底！在五卅惨案中，鲁迅批判了那种“惶惶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的软弱行为，呼唤青年“抽刃而起”，“以血偿血”（《忽然想到》）。针对陈源之流对反帝爱国群众的谩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被打而不作声”的投降主义，对他投以十倍的蔑视：“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并非闲话（二）》）。三一八惨案后，陈源竟又散布阴险论调，说被枪杀者“受人利用”，“自蹈死地”，而所谓“暴徒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鲁迅满怀悲愤，在《无花的蔷薇之二》、《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里，一面痛悼死难的青年学生，一面对杀人者及其帮凶发出了怒不可遏的抗议。他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热情讴歌烈士们临难的“从容”“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确信“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同时告诫战斗的青年们，要停止“枪林弹雨”中的请愿，而改用“别种方法”进行战斗。

　　总观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而且勇猛顽强，毫不妥协，其斗争目标、战略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相呼应并非常一致的。虽然进化论的思想确给他带来过消极的影响，但他从来停止他的探索追求。

　　二、后期杂文内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因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失败了。但中国革命并没有止步，鲁迅也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开始了他后期的光辉战斗生活。这时期的杂文，大多收入《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还有一部分收入《而已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1935年底，鲁迅为《且介亭杂文二集》所写的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事实上，不仅数量，内容上后期杂文也比前期杂文丰富深刻得多。

　　(一)、完成了由进化论向阶级论的转变。这种世界观的转变在到上海头两年的论文就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革命文学》等文里，不论是对梁实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还是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深入浅出的分析，都说明阶级论的思想开始成为鲁迅立论的基础。在大量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思想上的大破大立，在论争过程中的文章有明显的反映。在《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文坛的掌故》等文里，明确表示“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第一次指出“一切文艺是宣传”。同时，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批评过去，“含糊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提出应明确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文学，肯定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些文章和随后发表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念观》等都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在鲁迅笔下发挥了巨大威力。特别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充分表明鲁迅是革命文艺家的诤友，他的观点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瑰宝。

　　(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卖国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为讨伐反动派同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鲁迅在《中国人的生命圈》一文中悲愤地写道：“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乎不同，而被炸则一”。其结果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圈”被压缩成“生命线”，完结为“生命O”。在《文章与题目》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派“安内攘外”的文章，做到头来，就只有“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但这已经“不是人话”，而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论调。在《病中杂说》和《病中杂谈之余》、《写于深夜里》等文中，又分别以明朝剥皮、油炸和清朝灭族、凌迟等酷刑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血腥，甚而都不比《神曲》中《地狱》篇中的“仁厚”，读来令人发指。与此同时，鲁迅还在《答文艺新闻社问》、《“友邦惊诧”论》等文中，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又是把人民当奴隶来压迫的封建军阀；另一方面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目的也是为进攻苏联；而所谓“友邦人士”不过是国民党血腥罪行的支持者，是要中国人民永受日本屠戮的恶鬼。日本强占东北，“党国”疯狂屠杀爱国者，中国人民受灾受难，他们都不“惊诧”，唯有学生的爱国请愿却使他们“惊诧”起来，“友邦”的面目昭然若揭！在《以夷制夷》和《答国际文学社问》中，鲁迅又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侵略方法，以及用力学、化学和电气、机械等手段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的罪行，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愤慨，而且在《我们不再受骗了》、《知识过剩》、《同意和解释》等文里，鲁迅还进一步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来揭露帝国主义，鞭挞法西斯主义，而不像过去只着眼于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对立，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和发展。

　　(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潮。1931年2月7日，柔石等五位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鲁迅悲愤难抑，先后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控拆法西斯暴行，展示中国文艺界的黑暗现状，悼念五烈士，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里，鲁迅通过对敌人“作品”的透辟分析，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实质，回顾了文艺运动在压迫中兴旺起来的过程，预言镇压扼制不住革命文艺的发展。“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在反击革命文化“围剿”的同时，鲁迅也同反动派的鹰犬--法西斯走狗文人，以及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和文艺观点，进行了艰巨深入的斗争。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以鲜明的阶级观点对梁实秋宣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做出了深刻精彩的批判。梁说“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人性，也就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文学。《“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知难行难》等是对新月派及梁实秋、胡适之流批判的精品；《“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论“第三种人”》等文，论证严密，一针见血地给两种文艺逆流以致命的一击。在《“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等文里，鲁迅一方面尖锐地批评林语堂在当时提倡“幽默”的作用是“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同时为战斗的小品文指出生路：“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这就同林语堂提倡的麻痹人民的所谓“幽默小品”彻底划清了界线。此外，鲁迅的杂文还扫荡过其他许多资产阶级文人及其谬论，如“商定”文豪，“捐班”诗人，专写“△”恋爱小说的张资平，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的杨屯阝人等。这些文章，除了对反动文人丑恶嘴脸进行揭批外，还深刻地阐述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文艺的阶级性，文艺与现实，作家与政治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树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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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张同俭，闫玮，来源：新编现代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