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中叶，除少数小说由于自身的继承关系和一定的社会条件得到进一步发展外，一般传统文学的趋势是衰落的。许多诗文流派翻来覆去，只在形式技巧或风格流派上彼此模拟，始终找不到出路。

　　然而到了近代，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复杂的景象。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形势下，中国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同时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八十年的中国的近代史，从革命潮流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随着这种社会历史的发展，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的情况下，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了新的文学面貌和文学潮流。这是服务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文学。同时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腐朽文学也在进行着不断的挣扎。

　　十九世纪中叶前后(道、咸)，首先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危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例如包世臣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同时也就加深了阶级矛盾。洋货倾销，白银大量外流，银贵谷贱的结果，“米二石方能完条银一两，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田内所收，不敷两税”：广大农民日益陷于无以为生的困境。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清王朝残酷的封建剥削的新形势下激起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不仅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在新的复杂的现实形势之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发生了分化。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厌弃程朱理学和经史小学考据的空谈无用，而研究“经济”之学，并发出了改革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正是由于新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传统文学才在理论上出现了新的文学观点，反对模拟，主张文学为现实政治社会服务；在创作上才打破陈腐的面貌，反映新的现实内容，歌颂广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士大夫的昏庸和腐朽无能，同情人民的生活疾苦等等：因而产生了进步的文学潮流。

　　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是这个时期首开风气的人物。他在鸦片战争前夕，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批判的态度，向腐朽的清王朝和官僚士流社会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抨击，并提出了改革内政、抵抗外国侵略的主张。他的诗文表现了新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魏源和龚自珍齐名，思想也相近，他们都研究“今文派”经学和实际有用之学，都是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前驱思想家。但魏源的诗文作风则比较平实朴素，影响亦较小。后来的冯桂芬、王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多，改革内政的愿望和主张也愈来愈明确、具体因而成为近代早期的改良主义者。王韬是中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散文冲出了古文辞的门径，平易畅达，切实有用，开始成为群众的读物，走上社会化的道路。此外还有许多作家，他们虽没有萌发改良主义思想，不属于改良派，但一般反对外国侵略，同情人民疾苦，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诗文同样不事模拟，反映了新的现实内容。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提倡“文以纪实”，他们的诗文直接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服务，打破一切封建文学的束缚，表现了“朴实明晓”的作风。优秀的民间文学，更以歌谣和故事等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即广大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反抗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革命斗争内容。总之，龚、魏等前驱或早期的改良主义人物，他们的学术思想或文学思想的共同趋向，是和现实政治社会联系，使学术或文学为现实政治社会服务。他们的诗文和许多爱国主义者的诗文，以及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诗文和民间文学，构成了这个时期进步的文学潮流。

　　同时传统诗文，也还不甘没落，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进一步走上了腐朽或反动的道路。被称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他的某些著名作品，诬蔑太平天国革命，也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和反动立场。古典小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则陡然衰落，除个别作品如《三侠五义》外，不仅许多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充满了封建糟粕，而且还出现了企图扑灭进步思想极端反动的作品。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同世纪末(同、光)，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阶级互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在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完全失败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的紧张阶段，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发展的时期。从光绪二年(1876)中国资产阶级戴恒、郑观应等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厂，到戊戌前后，中国民族纺织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这个时期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既有封建买办阶级如李鸿章之流的卖国投降，也有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同时许多先进人物，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于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形成了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它代表着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阶级转化的资产阶级，在根本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呼吁挽救民族危亡，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正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今文派”经学的思想传统，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不断上书清王朝，请求变法，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积极建议，得到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他在戊戌变法以前写的许多诗文与改良运动配合，有进步意义，作风亦显然受龚自珍的影响。

　　由于改良运动的需要，在文学范围内，也发出了各种改良的呼声。梁启超、谭嗣同等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内，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虽然这时所谓“新诗”只是“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反映了人们对新文化，新思想的现实要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者说“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主张，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是近代以来进步的诗歌潮流一个概括和理想。梁启超极力推尊的黄遵宪，从理论到创作，实际已为“诗界革命”作了准备。他早年即提出“我手写我口”、反对模拟古人的主张。后来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我”，进一步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创作实践反映了新世界，特别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系列的近代史上的重大事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确实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新派诗”，因而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资产阶级为了“开通民智”，扩大改良运动的宣传影响，在戊戌变法前后，陈荣衮、裘廷梁等提出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的主张。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的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这一白话文运动虽没有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代替传统古文的统治地位，但它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古文的表达作用，对晚清的文体解放运动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梁启超提出过“文体革命”的口号。他的写作实践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发展冯桂芬、王韬的作风，“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他的散文风靡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同样由于改良运动的宣传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不断输入。严复、林纾成为这时著名的翻译家。严译《天演论》一时起了极其广泛的思想影响。近代商业都市的兴起，新闻事业和文学期刊的兴盛，促进了小说的繁荣。“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它成为改良社会、揭露社会政治黑暗的有力工具。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是这时著名的小说作家和作品。梁启超在小说的创作和理论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创办《小说林》，提倡“小说界革命”。他在《小说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的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一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都来探讨小说理论，肯定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大大改变了鄙视小说的传统态度，因而产生了古典小说研究的新评价和新风气。从十九世界中叶(道光年间)逐渐流行的“京剧”，具有深厚的民间艺术基础、集中了许多地方戏曲的优点，在唱腔(以“皮黄”为主)、表演、服色以及唱词道白等等方面，逐渐超过了已往的各个剧种，最广泛地吸引了群众，代替了为贵族文士欣赏的“昆曲”，“居然登了大雅之堂”(《瞿秋白文集?乱弹》)。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清王朝暂时的苟安，又使北京成为许多地方戏演员集中的地方，于是“京剧”得到进一步吸收各种地方剧精华的机会。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代是“京剧”独立发展的时期，剧目丰富，题材广泛，不少剧目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名演员大量涌现，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因而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剧种。但它也产生了不少反动作品。在改良运动的影响下，个别作家利用杂剧、传奇的旧形式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有一定意义，但成就不大。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这时传统诗文的馀波并未平息。在诗坛上，和“新派诗”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陈三立、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发展。其他还有王闿运等不同的拟古诗派。词在这个时期，则有“常州派”的发展。谭献、王鹏运是它的早期作家，后来朱孝臧、况周颐被称为大家。词学的整理研究也以这时为盛。许多词人都是词的整理研究者，其中以朱孝臧的成绩为最大、最知名。“桐城派”古文虽为改良派所唾弃，但也出现了黎庶昌、吴汝纶等新的作家。严复、林纾以古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也为传统古文找到了新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

　　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资产阶级发生了分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下层，不再寄幻想于清王朝，积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北京，清政府订立了屈辱的辛丑和约，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个危亡的新形势下，帝国主义强盗和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就成为广大人民愤恨和斗争的焦点。许多爱国青年步武先进人物的足迹，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时形成了留学热潮。同时中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也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某些要求，如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这样，在日本的留学生界和国内新式学堂，就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革命派宣传革命、准备起义斗争的重要据点。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先后产生了革命小团体。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多革命小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许多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它们互相配合，共同为革命服务。文学的群众性、组织性大大地增强了，出现了文学团体“南社”，这是明末“复社”以后最大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在宣统元年(1909)正式成立的时候，参加者十七人，其中就有十四人是同盟会会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明确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某些民间文学形式如时调、歌谣、弹词等等，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潮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以“南社”为中心的革命诗歌大量地涌现。“南社”最初发起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的诗一般激昂慷慨，为民族民主革命而高歌。散文既有章炳麟饱含革命思想、取法魏晋的古文，也有邹容宣传革命通俗化的古文，更出现了白话文。小说有新的发展，除揭露黑暗外，也有倾向革命、歌颂革命的作品。但也有愈趋下流的东西。戏剧方面，有以汪笑侬为代表的改良“京剧”运动；在日本留学生中也产生了“话剧”；同时旧形式的杂剧、传奇，也被利用来为革命服务。陈天华、秋瑾等激进派革命者都曾利用通俗的说唱文学形式来宣传革命。在革命浪潮中，一切腐朽的文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它还远远地没有被打垮。“同光体”诗人依然活跃一时。他们也在北京创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抗。同时又出现了王国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他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提倡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社会，显然是和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的复辟，革命进步作家有颓唐悲观的，如“南社”的许多诗人；有的甚至走向反动。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等也与遗老们合作起来，一时形成了腐朽文学的大合唱。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和彻底打垮封建文化的任务。这个历史任务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肩上来了。在新文化的伟大发展中，一切腐朽文学终于受到更沉重的打击，溃不成军。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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