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 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 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 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喜爱楚声，他的《大风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先秦楚 地诗歌的代表样式是《离骚》体，通常每句六言或七言，七言句最后一个字往往 是语气词。这种诗体的句式稍加延伸，去掉语气词，就变成七言句。把六言句中 间拆开，就变成两个三言的句子。楚声也可以演唱四言体诗，汉高祖刘邦的《鸿 鹄歌》是四言诗，他用楚地曲调唱给戚夫人听。不过，用楚声演唱骚体诗，更合 乎楚人的情趣。骚体稍加改造，就变成七言句和三言句，因此，汉代乐府用楚声 演唱的歌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 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安世房中歌》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 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 德。”这篇作品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的改造。至于第 七、八、九三章，全是整齐的三言诗，是把骚体诗六字句一分为二的产物。到了 武帝时代的《郊祀歌》１９首，纯四言诗只有９首，其余或是三言，或是杂言， 尤以三言和七言居多。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 作用。
汉代乐府诗歌的曲调来源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土各地的乐曲外，还有来自少 数民族的歌曲，鼓吹曲辞收录的铙歌１８首就是配合北狄西域之乐演唱的。鼓吹 曲本是军中用乐，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它的曲调和中土音乐有很大差异，因此， 配合鼓吹曲演唱的歌诗也就和中土常见的体式明显不同。现存铙歌１８首各篇均 是杂言，和其他乐府诗迥然有别，是诗歌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
对乐府诗体产生重大影响的乐曲除楚声和北狄西域乐外，还有中土流行的五 言歌谣。仅以西汉而言，惠帝时戚夫人所唱的《舂歌》，六句中有五句是五言。 李延年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四句歌诗，有三句是五言，第三句去掉调节 语气的“宁不知”三字，也变成五言句。成帝时长安流传的《尹赏歌》、《邪径 败良田》歌谣，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西汉乐府广泛搜集各种歌谣，其中必有 相当比重的五言诗。这些五言歌谣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四言诗，引起文人浓厚 的兴趣，并且亲自模仿拟作，因此，东汉开始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 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