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 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 《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 事文学的传统。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 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 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甲骨文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盘庚迁殷后至殷亡 时的遗物，距今已三千多年。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 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 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但未经后人加工，保持了商 代记事文字的原貌。这些占卜之辞，短的只有几字，长的有百余字，比较完整的 如：
　　癸已卜，壳殳贞，旬亡田（咎）？王■曰，■（有）■（祟），其■（有） 来■（艰）。气（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 “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口}方亦牜帚我西鄙田。”（郭沫若《卜 辞通纂》第五一二片）。
　　这条卜辞，时、地、人、事齐全，叙述较为详细，略具叙事要素。这些卜辞， 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 的发展。商周时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铜器铭文，君王所作铜器被视为国之重 宝。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 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 （《殷文存》上二六·后）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 王的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复杂了。不仅 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例如，以记事为主的《 曶鼎》，先写了周王策命曶继承父业为王卜者；又写了曶用匹马束丝购买五个奴 隶，引起纠纷，曶胜诉之事；还记载了匡季带其奴仆抢劫了曶的十秭禾，曶向东 宫控告匡季而胜诉，得到了加倍赔偿的事。叙事已有一定规模了。而像《毛公鼎》 等侧重记言的铭文，其中的训诰，已和《尚书》没有什么区别。
　　《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是商周记言史 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 典》等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是后人的追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商 书·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盘庚》记录了盘庚要迁 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古朴艰涩，语言有一 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生动贴切，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周书》主要 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 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 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 训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周书》的《金 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 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 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 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 《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为功，代武王之说。”成王大为感动，亲自迎接周 公回朝。这些情节颇曲折而具传奇色彩。《顾命》写成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 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 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 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 义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 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哀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１）的历 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 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 秋左传集解·序》）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都很简 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因此，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叙事散文。如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仿佛 一则新闻标题，而不像一篇文章。
　　《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 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 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在 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 上曰“弑”等。这种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