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 【一百三十一】

  工头发现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写作，在路灯下写作，就砸了我这个“泥饭碗”，把我辞退了。我回到临汝，在风穴寺的悬钟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知我者恩师也。几天后，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见了我，说：“风穴寺悬钟阁上那首诗肯定是你写的。”我点点头，又一次流下了热泪。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岩浆一样迸发了出来。改革大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势不可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就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五天五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又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刊登，最终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两项空白。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我们晚上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馈，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

  学习班结束后，我想在县城的厂矿、企业找份临时工作，可跑来跑去，四处碰壁，遭了不少白眼。这时候，张久益老馆长向我透信说，县里已请示了洛阳地区，准备在临汝镇设立文化站，你回去先找找公社领导，争取能到文化站工作。

  可我到公社找了宣传委员和文教助理，他们不但不让我干，而且还推荐了许多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和我争这个位置。我等于给他们透了一个信息，创造了一个机会。结果他们上报的名单没有郭进拴的名字，张久益老馆长明确表态：“临汝镇如果不让郭进拴干，指标就收回，这个文化站先不建，啥时候定住让郭进拴干了再建。”

  我从此也转变了策略，不光写作文学作品，隔几天就到公社采访一次，“三夏”、“三秋”、抗灾等中心工作都被我写成报道，在县广播站播出。屈江北老师还专门交待广播站的马全胜站长：“进拴现在正在难处，以后他的稿子你多播点，以便引起公社重视。”

  到了1980年，范振斌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他每天早上吃饭时，就端个碗坐在饭场挂的有线广播喇叭下，边吃边听。由于屈江北老师的精心策划，有一段时间里，《本县新闻》节目接连播了我写的几个头条消息，范书记边听广播边笑：“又是郭进拴报道，这个孩还怪捣蛋哩!”范书记还在一次全公社干部会议上表扬道：“青年人都要向关庙大队的郭进拴学习，多动脑子，多写文章。”

  1980年8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山被任命为文化局局长，一天早上，他到文化馆吃饭，张久益馆长向他汇报说：“临汝镇文化站地区已经批了，我们想让郭进拴去干，你看咋样?”高山局长说：“这个孩我了解，我在他们村住过一年多的队，他不怕吃苦，勤得很。他可以免试，破格录用，你直接和的公社临汝镇范书记联系，就说我已同意让郭进拴去文化站了”。

  吃过早饭，我见了张馆长，他说：“你的事刚才高局长也表示同意，你们公社范书记也说要开党委会研究一下。”

  得住这个消息后，我立即跑到县委宣传部找到了刘会昌老师，他说我明天上午一上班就给范书记打电话，就说宣传部和文化局都同意让你去干。

  第二天，我刚到公社办公室门口，就听通讯员喊到：“范书记!县委宣传部的电话!”只见范书记进办公室接过电话，听了几句后说：“我们党委开会研究也是让他干，这事你放心，我们马上就通知让他来上班。”

  范书记出门时看到了我，说：“你的事刚才党委开会定了，你去找宣传委员高彦同志，马上办手续来上班。”

  就这样，我的命运在两天之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终于成了端公家饭碗的文化专干。

  得知这个消息后，最高兴的还是我那苦命的母亲，她拿出了她卖鸡蛋一角一分积攒下来的5元钱，用颤抖的手将这一把零碎纸币硬塞进了我的口袋，又包好新衣被，将我送到大路口，说：“我娃终于熬出头了，可是老不容易啊!以后多操心公家的事，家里还有我哪!”

  1980年9月，我用我第一个月发的27元工资，给家里买了几袋化肥，又给母亲买了几袋她一辈子连见都没有见到过，只有城里才有的糕点，可我的母亲连尝也没尝一口，她把这些糕点全部分发给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换回了一句话：“进拴这娃不简单，有出息了!”

  初到文化站，我仍到处投稿、送稿，有时听到地区或县里有名作家讲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工作就去参加学习班，一次还陪同著名作家张一弓、叶文玲在寄料、小屯、温泉、县城采访20多天。公社宣传委员又到县文化馆反映，说：“这孩子不行，不务正业，到处乱跑，我们准备开除他。”

  张久益老馆长说：“写作也是文化站的正业，正是他能写，我们才决定让他干的，要是不能写，没专长，我们还不要哩!你要不要他，我们就把他要到县文化馆，你们的文化站指标我们也收回!”这才保住了我的饭碗。张久益老馆长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到死都忘不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年来，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写了大量的散文游记作品。古人寄情山水，成为洗涤品格涵养性情的必备条件。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大自然的流水，在孔子心目中，具备着君子一切美好的品德，孔子说：“夫水，偏于渚生而天地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乎不可曲进，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俱，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孔子把水描写了九种形象，可见他对巨川大河观察的是既深刻而又细致的。

  我本来性嗜山水，极爱出游。只有家乡的河，才是我真正领略和体会到了孔老夫子描写的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志等九种形象。我是相信“太史公游名山大川，故其文章颇有奇气”这句话的。

  不仅搞艺术、做学问要师法自然，就是做人，不是也应该以自然为师吗?常见大海，可使我们心胸宽厚、宽阔、宽容;面对高山，我们希望变得巍峨、挺拔、坚定。观赏梅、兰、竹、菊，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我们的品性;聆听林涛泉声，可以领悟大自然的整体和谐和生命节奏。人在大自然面前因无须戒备、防范而变得坦诚、开朗。这些均有利于我们形成旷达、愉悦的心境。故古人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而乐天者必长寿。

  大自然永远滋润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的想象，丰富我们的创造。大凡大艺术家全都酷爱自然。贝多芬迷恋芬芳的田园，屠格涅夫热爱辽阔的草原，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李太白把酒问月、笑傲江湖。试问大自然中之生物，哪一种不是鬼斧神工、浑然天成?随便一株小草，随便一棵树，随便一只鸟，随便一条鱼，随便一只蝴蝶，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整体结构，它们的色彩，它们的姿态，和环境之间显得那么和谐、合理，天衣无缝。试想文学艺术作品的结构、气韵，如能达到动植物那样完美、那样酣畅，那将是一种何等成熟的境界!因此，无论在为文、为人上、大自然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导师。

  人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人世的喧哗，人世的尘埃，人世的角逐，人世的欺诈，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是多么的渺小而微不足道啊!一切来于大自然，一切又必然最终归宿于大自然。世态的纷繁，我们又何必再去计较呢?

  大自然给了我自我，给了我智慧，给了我勇气，给了我灵感，使我获得了一个纯真的心爱。

  田晓霞作为《平凡的世界》长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完善。孙少平与田晓霞结识于高中，不同凡响的学识、气质和求知欲使他们首先是至交朋友，而后长大成人之后，孙少平历经磨难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苦难生活的理解与心态深深触动田晓霞，以至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他们之间，先友谊而后爱情!

  田晓霞无疑是漂亮的，她有思想，有文化，在追求爱情上勇于打破世俗!

  有人说《平凡的世界》是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田晓霞和孙少平没有结局的爱情，因为田晓霞死了，即使她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未来同样难以预测，包括孙少平本人亦是如此想法。田晓霞的死相对于两个人的爱情被现实生生的撕裂而言还是不错的：爱情败给命运总比爱情败给世俗要好。

  田晓霞的死，可能是路遥的一种对世俗的妥协但是那段感人的爱情，却足以让我们为之泪流满面，很多人读到那段令人心碎的文字时候，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