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一百一十四】

  《走在别人的路上》书作者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外号“禁书作家”。之前我对作者的了解几乎为零，但是正如“编辑推荐”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是对阎连科相对陌生的读者快速了解阎连科、感知阎连科、阅读阎连科的捷径，其内容是从阎连科众多作品中辑录的精华，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重新编排的随想录，向读者呈现一位具有独特性格和写作风格的作家的创作及生活历程。

  土地于阎连科来说是又憎又爱的，“说句实话，许多时候我对那块土地的恨超过我对那块土地的爱。而又在许多时候，我对那块土地的爱，又超过对那块土地的恨。这种矛盾，这种混乱的情感和困惑，其实也就是一个字——怨。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一种哀怨之气。这种怨气阻隔着我和那块土地的联系与沟通。”阎连科如是说。

  可是，我明明感觉得到他是爱着那片土地的，这让我想到了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里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然，或许我把这句话放在这里来说是不合适的，只不过我想表达的是，阎连科对那片土地的怨其实还是来自于他对土地的爱啊。

  阎连科是这样解释“日子”和“生活”的：日子是棵树，生活是公园。当然，他对这句话还有其他阐述的，只是我想，他想表达的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只是我资质尚浅，还悟不出来这其中的道理。

  很多人关注阎连科，是因为他的作品备受争议。不少评论家批评阎连科的作品内容充满各种性狂欢，妖魔化知青、丑化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等。他的作品也由于经常触及中国审查制度的底线，所以屡屡遭禁。

  《走在别人的路上》是本散文集，他的散文语言朴实不造作。就如他说：写散文，写小说，你不可能像舞台剧那样呼唤着、表演着;也不可能像电影那样，在镜头前表演和对生活与人物进行最逼真的模仿。散文或小说中，你交付内心的渠道，甚至不是语言和构思，不是人物和故事，更不是技巧和技术。最好的交付的方法是，从实写来，让你和土地融在一块儿;把你的心交给土地就行了。写父辈们，一辈子在那片土地上角色转换，为子女，为家人，为承诺，为情，为义，为尊严而活。

  可能是因为我的家乡和作者的家乡比较相近，就是现在每次回老家都能看到村子里一栋栋新房拔地而起，各式各样。村人们仍然用一辈子的血汗浇灌村子里最像样的那栋建筑上面，那是他们人生段落里的一柱石碑或者人生纪念碑。

  作者谈四季更替、谈生与死、谈写作，但最终都归于现实主义和土地。写作可以让人活过来，土地文化被作家心灵净化之后才具有生命和活力。但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环境不是压迫，不是牢笼，而是“约束和想象的软弱”。作者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面对自己作品出版后遭到的冷漠和批评，作者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厘清现实生活中的角色。

  作者说，好小说都在谎言中说真话，坏小说都在其实也是谎言的真实种说假话。也许作者的作品还会面临更多的风险和诘问，还是会遭到大家的各种批评，被大家批评的这些作品里有他真诚的情感和不间断的思考。

  我想我还没能达到作者对写作，对生死，对生活认识的那种高度，不过它将是我迷茫，心烦意乱时拿起研读的最佳选择。

  目前看完此书的最大收获就是想读作者的所有作品，了解作者的所有”好”小说和“坏小说”。      阎连科确实有长达26年的干部生涯。军队里的那些日子可不是白混的，他很懂得说话的技巧：怎样不得罪人，怎样不招是非，同时又能够表达自己的存在感。

  这种感觉很奇妙，好像有两个阎连科似的。一个阎连科在文学上极有野心，他管自己的小说叫做“神实主义”——很少有一名还在世的作家自己为自己命名一个文学流派的。但是在谈到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看法时，另外一个阎连科却喏喏不言，显得缺乏见地。文学上，他恨不得要披荆斩棘开山立派，生活里，他却悄悄缩紧了壳子，谨小慎微得几乎真的像个小职员了。

  我暗地里想，他并非没有见地，但他宁可沉默，以避免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麻烦够多的了。他的小说《炸裂志》被列入禁止宣传的名单。早几年，他的《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都是禁书，《受活》的出版也相当曲折。

  这些小说，大多数人并没看过。他们知道阎连科是因为他拿过奖，还因为他在微博上给温家宝写过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简直是两头不讨好，一些人说他语气太谄媚，另外一些人则说他不知好歹，还有一些人则对他那一处被强拆的房产充满好奇心——一位严肃作家怎能如此富有?

  这位作家，他因为表达现实，一直遭遇着现实的困境。他妥协过。在《为人民服务》之后，他开始写《丁庄梦》。这部小说后来被顾长卫改编成电影《最爱》，郭富城和章子怡的明星魅力并不能消解题材本身的沉重。在阎连科原本的构思里，濮存昕的角色有更加疯狂的魔幻色彩，甚至因为完成了对血源的垄断而成为一名国家领导人。

  不过，最后，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写。“因为《为人民服务》都没能出，这一次也……”

  这种自我压抑在《风雅颂》达到了顶峰。小说前后改了五六稿，换了七八家出版社，也并不成功。同时，作家开始怀疑自己的才华。“我觉得自己十年来没有进步，创造力收缩了很多。”他经历了一次心理危机，甚至考虑过就此停笔。

  尽管有过机会，但阎连科并未真正考虑出国写作。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欧洲见过某位当年的先锋作家，在他看来，因为远离母语，其创作已经大不如前。因为同样的原因，他很佩服高行健。“不管拿奖之后他说过什么，至少他做到了让文学超越政治。”

  《四书》的写作帮助阎连科找到了自己。这一年，他50岁，开始听得到耳朵边的嘀嗒声。年纪的增长让他变得豁达起来，也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让我怎么改我就怎么改，一个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既然我都改了还是不行，那我干脆走另外一个极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