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六十岁说【五十九】

  一大早起床，我静坐书房，凝望着母亲站在一丛苍松间的彩照，脑海中更是波涛起伏，思绪万千，思母念母之情如潮水奔涌，无休止地叩打着我记忆的闸门。

  我于1958年5月出生在豫西伊川县白沙公社一个叫焦沟的贫穷小山村。母亲一生共生了12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我在男孩中排行老大。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家徒四壁”和“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家孩子那么多，一人一张嘴就是无底洞啊!因我上边两个哥哥都没成人，母亲就给我起了进拴的名字，进表示大跃进，也有向前进的意思，拴表示拴住，不能让我再被阎王爷叫走了。在那吃大锅饭的年月，母亲喝稀汤，把碗底的稠饭让我吃。从小娇生惯养，使我从小就爱和人打架，为母亲挣了不少骂。有一次和一个贫农成份的小孩子打架，我往地下堆起一个墓古堆，提着人家爹的名字哭;人家也堆起了一个墓古堆，提着我娘的名字骂。我说：“大旺，大旺，吃的多了上不去坑。”人家骂：“冯银，冯银，狗肺狼心!”这时人家爹来了，上去先给我煽了两耳光，又骂道：“你地主羔子还想变天哩!告诉你，这不是旧社会，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天下!”这是因为我爷爷跟着他舅家享过几天福，被划为地主成份。其实我母亲是贫农，我父亲是下中农成份。因文革中我爷爷怕挨批斗，就偷偷跑到了洛阳我四叔那里，我父亲替爷爷开过几次四类分子会，人家就把我也叫成了“地主羔子”。全大队学校开会，有人专门点名把我清出会场后，再念文件，我这个才只有8、9岁的小孩子也成了“黑五类”。

  母亲受不了这种气，为了我们的前途，她决定把我们在山北的一院房子卖了，领着我们从伊川迁回了汝州老家，使我们也成了下中农的好成份，从此不再受人欺侮。这不禁使我想到了孟母择邻、岳母刺字这些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故事。母亲为了我们的前途和命运，费尽了心血。可我却从小到大没少惹母亲生气。小时候，我曾从家里偷了一口袋麦子到河边种地玩，被告发后，母亲说：“你拿的麦子最少能值5毛钱，要买盐能买3斤，能维持咱全家两个多月，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母亲说话时眼里含着泪。

  母亲养大了我们8个儿女，这辈子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罪。母亲是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没读过一天书。但母亲的的确确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就是凭着那双小脚、那副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务劳作，还要整天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为全家的事情费尽心思，这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

  从睁开眼来到世上，跳出襁褓，到唱着歌，抹着泪，闯过青年的最后一道门槛，从我自己变成父亲，直至两鬓霜白，我仍然需要母亲，记忆里最美的女神仍然是母亲。母亲之爱将陪伴我走过一生……

  母亲是伟大的永恒，其影响深入灵魂，且直到永远……

  母亲生于1928年，战争年月，为避兵乱，背井离乡，四处逃难;三年自然灾害，吃糠咽菜，两腿浮肿;十年浩劫，又饱尝了苦难风霜。我的母亲一生都在乡下，她过不惯城里人的生活，在我这里住不上三、五天，就想家，就头疼脑热。一回到乡下，和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在一起烧烧香，念念经，赶赶庙会，就会百病皆除。每当我工作失意，受了委屈时就想到了母亲，就想当着她的面哭诉一场，母亲是我人生和事业的加油站。

  母亲姓冯，叫银，我最早见到这个名字，是上小学时在生产队的记工本上，那封面写着母亲的名字，里边记录着母亲每天、每月的出工情况，以及月小计、季合计、年累计。那时候，母亲虽是女劳力，却比有的男劳力挣的工分还要多。她白天忙完队里的农活，夜晚就坐在煤油灯下纺花、织布，给我们做鞋子、缝新衣，那一针一线凝聚着母亲深深的情和爱。此情此景，不由使我想起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古老诗句。

  1974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我那年仅47岁的父亲与世长辞了，那天离我的16岁生日还差5天，父亲走的太急，没能等到这一天。

  那是个撕心揪肠的日子。父亲从病情恶化起，就不会说话，浑身火炭似的发烧，烧干了心胸腔里的滴滴血汗。那天傍晚，我给父亲注射了一支强心针，实指望他能熬过这一夜。可到了11点多钟，父亲眼里突然有了泪水，望着我，嘴张了几张，似乎想说什么，可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是我们家的天，天塌了!父亲是我们家的地，地陷了!当时我最小的妹妹才只有1岁，还不省人世。我那白发苍苍的爷爷也从山北赶了回来。老人家捶胸顿足，失声恸哭：“儿娃!老天爷太不公道了，我还没死咋会轮到你哪!老天爷啊!你咋不睁睁眼，让我替儿去死啊!如今，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惭啊!呜呜呜……”爷爷泣不成声，哭昏了过去。

  父亲从7岁起就开始跟着我老外爷放羊，他赶着羊群经常路过我外婆家门口，后经人介绍才和我母亲成了亲。他靠着一把羊鞭，供我的4个叔叔、1个姑姑上学读书，成家立业。后来又和母亲养活我们8个儿女，他一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的福，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正当壮年，却显得非常苍老，脸上的皱纹就像黄土地上的沟壑一样，饱经了风霜，历尽了沧桑……父亲是被活活累死的!

  父亲走后，母亲夜里泪湿枕，人前忍悲意志坚。既当爹来又当娘，千斤重担一人担。她春天上山采野菜、树叶，晒干存起来让我们冬天吃;夏天收罢麦，就到地里捡麦子;秋季下地拾坏红薯圪瘩;冬天纺花、织布，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饱穿暖。稠饭先让孩儿吃，娘喝稀汤吃剩饭。好衣让给孩儿穿，娘衣补丁连成串。一床破被三十年，养鸡下蛋换油盐。

  做为我们4兄弟的老大，我决定接过父亲的放羊鞭，为母亲分点忧。我上山放了半年羊后，母亲却支持我上高中，说：“孩子!去上学吧，你爹这辈子就吃了不识字的亏，家里还有我哪!”

  我于1974年秋季经贫下中农推荐到离家18里的临汝镇上高中，母亲为我缝制了新被褥，棉花垫得极厚，总害怕把我冻着。冬天母亲又为我缝了黑土布新棉衣和窝窝棉帽。有一次，班主任王松寿老师摸着我的窝窝帽子说：“真是农民的儿子，还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啊!”满教室的学生都望着我笑。我说：“王老师，这帽子挺暖和的，您如果想戴，我也叫俺娘给您缝一顶!”王老师忙说：“不用，不用!”母亲怕我吃不饱，经常给我送花卷馍和山野菜。有一次母亲天不亮就背着一袋馍给我往学校送，不小心滑进了路边的水沟里，被过路人发现后费了好大劲才把母亲拉出来。当母亲一瘸一拐地赶到学校时，我还没有起床呢。

  1975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家背粮饭时见母亲躺在床上，两只脚脖肿得像虚糕馍。一问才知是母亲为生产队割草时，不慎从崖上跌了下来，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竟交待我二姐给我送馍时不要说跌伤的事。我望着母亲，放声大哭了起来。母亲却用手给我擦着泪说：“不要紧，过几天就好了!”后没等伤痊愈，就又瘸着腿去割草挣工分去了。

  高中毕业后，我迷上了写作，起初母亲怕我惹出乱子，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就不理解、不支持，曾点火烧了我写的一大摞百投不中的稿子，可我竟砸了我家的饭锅，摔了我家的饭碗。气得母亲哭了几天几夜，水米未进……我也从此离别故乡，到了洛阳、郑州等地四处流浪，也发誓写作不成功，就一辈子不回家门，宁愿死在外边喂野狗。到了1979年寒冬的一天，母亲一次收到了两张稿费汇款单，就有意拿着这两张稿费单到人多的地方去“炫耀”，她一边让人看，一边说：“俺栓娃子来钱了!俺栓娃子来钱了!”识字的人一看是稿费，纷纷夸赞：“这孩子有志气，发财了，成事了!”从此，母亲天热给我煽扇子、赶蚊子，天冷给我做暖靴，全力支持我写作，省内外报刊上也接连出现了我的名字。

  我曾于1992年和1997年两度分别到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母亲听说后，动员我的二弟、三弟给我筹集了4000元学费，亲自缝到自己的内衣口袋里，走了18里山路，又坐公共汽车到我当时工作的汝州城里，硬是把钱交给我，又千叮咛、万嘱托，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每次上学走，母亲总是把我送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家。

  在1994年我的36岁本命年到来之际，我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了20个春秋的愿望——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的地方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发了消息，老母亲看了一遍又一遍，还让识字人念报纸给她听，边听边看边流泪，她比我还高兴哪!她嘴里不停地说着：“我栓娃子可是老不容易啊!”

  自从我于1980年参加工作后，先是在临汝镇文化站工作，又于1986年调到汝州市文联，2000年调到平顶山市文联工作。母亲每次到我家，总要带些绿豆、芝麻、山野菜之类。走时什么也不要，就要几本我新出的书，回去除送亲朋好友外，还把我书中写的歌谣，剧本中写的唱词，让识字的人教会了当成经念，并经常在一些庙会、节日和一群老太太在一起唱我写的歌谣、唱词。还爱到处宣扬说：“这是俺栓娃子写的!”母亲的嗓音很好听，唱得也很动情。母亲每次到寺庙烧香，都祈求我写出名堂，祈求孙娃子能考上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