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五十六】

  谈到自己擅长的“平原”小说,李佩甫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准确呈现和表达的,都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比如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辈子都在写那块“邮票般大的地方”,作家马尔克斯拿出的也是他最熟悉的拉丁美洲土地上的生活。对李佩甫来说,“‘平原’就是我的写作领地”。

  很多人说李佩甫有农民情结,他之前的小说一直关注着平原上的农民,李佩甫透露,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在平原上的小城市里长大。童年的他在姥姥的村庄里住了很久,后来也下乡当过知青……可以说跟乡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李佩甫记忆犹新的是,在他七岁时,有一天傍晚,家里来了几个乡下的亲戚,他们进门来,手里举着两串用毛草串着的蚂蚱,对母亲说:“姑,没啥拿。”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直到现在,李佩甫每年都会到平原上走一走,具体说来,也就是十来个县,但这就是他心中的“平原”,“说实话,我并不为了写哪部作品才去的,只是为了一次次地重新熟悉这块生我养我的热土,重新认知我早年所熟悉的声、光、色、味”。当然,每每在写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会下来走一走,重新理一理思绪,“也顺手拾一点什么,不着意”。

  李佩甫的书中,雕刻了一个个中原人物的画像,《平原客》中,李佩甫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对此,他说,自己并非刻意要写官场,只是当下很多人吹捧的目标是商界精英或是“什么人的儿子”……“应该说,腐烂早就开始了,不是一天,不是一年,也不仅仅是官场,所以,《平原客》应该说是一部‘人民批判书’”。

  《平原客》中也描写了乡村与城市生活的思维方式,也有人物关系的冲撞,李佩甫说,在城市化巨大洪流的挟裹下,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经不存在了,乡村正在凋敝,“记得十多年前,我到乡下去,九点钟围着一个大村子转了一圈,只碰上了一条狗,它很孤独地望着我”。

  在平原,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已逐渐演变为流动着、迁徙中的一个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他们或个体、或家族、或群体,在大变革的潮流中被挟裹着朝东、西、南、北四处奔突,从方方面面改变着旧有的生活方式。他们过的是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族,一族带一村,以村为群体的、先漂泊后定居的“复制、印染式”的生活方式。这是连根拔起的一种生活,是疼痛与憧憬并存的一种生活。在茫茫人海中,这又是一种前无方向,后无退路的漂泊人生。

  对于《平原客》的故事情节,李佩甫也做了许多匠心设定,比如花匠刘全有经过十八年的精心培育,终于养出了一株极品“梅王”。可“梅王”一旦成为送人的“礼品”,却受到百般揉躏,为延长花期在冰库里几冻几消……及至送至京城,却成了一堆废柴。《平原客》带有一定的反腐意味,但李佩甫生怕写成一部纯破案的小说,所以着意从人物的轨迹入手,以“缓”入笔。正如此作的题记: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李佩甫的作品总能用一些小人物来反映大时代的变迁,在写底层人物时,李佩甫大多写他们善良与朴实,而在《平原客》里,他却着意写了一些小人物身上的“恶”。书中的人物,很多都有原型,“但要说最触动我的,应该是徐二彩了。一个小保姆,自从她成了省长夫人、更名为“徐亚男”后,她的命运就进入了倒计时……这是个典型的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