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四十】

  有专家指出，赵焕亭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是一部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学术著作，由著名学者吴福辉、全展、王一川分别作序。涉及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有：《周作人传》《郁达夫传》《徐志摩传》《巴金全传》《鲁迅传》《曹禺传》《王实味传》《路翎传》《沈从文传》《林语堂传》《茅盾传》《冰心传》《萧红全传》等，书中全面介绍了这些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与影响情况，资料丰富，视角独特，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全面了解中国同行研究状况的重要参考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史传文学高度发达、传统悠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前的人读书，大多从了解作者的家庭、身世和成长历程开始，此即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诠释传统。

  始于认识人、理解人，进而读懂文的研究方法，其实中西方相通。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就列“文学和传记”专章讨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称之为“传记式的文学研究”，他将作家的传记研究纳入“文学的外部研究”，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呼应，构成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韦勒克的理论是否启发、刺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实在不易并且也不必求证。但是，现代文学研究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作家传记大量出版、广为流传，确是没人能够否认的事实。赵焕亭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出版了同名专著，大体也可以成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出版、消费蔚为风气的一个佐证。再者，“一主多传，传传不同”如今在出版界已司空见惯。根据赵焕亭教授统计，仅张爱玲传就有30多部。笔者估测，实际情况恐怕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也有专家提出，由此看来，现代文学作家传记的写作、出版、传播和消费，便有不容置辩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尤其是研究者/学者——而非作家、诗人所撰著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往往具有多重学术意义，首先是对作家主体即传主的个人历史文献——如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非虚构文本的研究，其价值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传记式的框架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文学史上所有真正与发展相关的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即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成长、成熟和可能衰退的问题。”其次，“传记也为解决文学史上其他问题积累资料。”譬如，作家的个人收入、生存状况，他的亲属及其朋友圈，作家的居住地及当地的风土、习俗、宗教信仰等，“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第三，一部优秀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必然也是传主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传主的文学成就、文学史上的评价及其位置等诸多问题，优秀的传记撰述者，对此作出认真严肃的思考，是最低起点的要求，即便不能给出自成体系的结论，也要做到自圆其说，而不是只八卦作家的感情经历或私人生活之类。以此观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其本质就是研究之研究，学科史与学术史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赵焕亭教授的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的实在是一条并不好走的路，学术勇气可嘉，学术情怀难能可贵!

  了解、熟悉前人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有抱负的学术研究者，有开拓性和独创性的研究，必不能无视学术史。赵焕亭的研究，正可以为有志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提供了解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个入口，从一个维度获得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认知。

  赵焕亭教授著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取四个向度讨论作家传记，这是一个有新意的分类研究，而且，每一个问题之下，她都精心挑选至少四部以不同传主为对象，由著名学者撰写的传记加以研究和讨论，这样的研究和探讨，积极意义显而易见，诚如韦勒克指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或许，不支持郁达夫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论调的研究，同样会觉得韦勒克的说法值得斟酌。但是，传记式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范式，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还会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选项。

  总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尽管有别于研究作家传记文献，但都是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沃土，能够联通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史两者的通道之一。

  也有专家认为，赵焕亭教授的研究课题太大，太难，因为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大多数情况是急功近利的课题有人搞，像赵焕亭这样需要十年磨一剑、甘愿坐冷板凳、耐得住孤独和门庭清静的课题一般人不愿搞。赵焕亭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搞这样的课题，足见她视学术功利性如草芥、如浮云。这种研究本身就体现出了她要追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学术境界，难能可贵。令人感到慰籍的事情是她的研究课题得到她所在的工作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的重视，已经纳入了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的学术项目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项目。

  正如赵焕亭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写的那样：“现代作家传记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仅仅是排除那些劣质的传记就要花费很多时间。这都给本书带来了诸多困难。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深深感到了开拓性研究的艰辛，从荆棘丛生的地方开辟出新路来，是需要付出超常努力的。”

  赵焕亭在本书中选择个案的传记16部，其中的传主有小说家(鲁迅、茅盾、巴金、张爱玲、沈从文、路翎、王实味、郁达夫、林语堂、萧红、冰心)，戏剧家曹禺，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兼翻译家周作人。而且16部传记中，竟然有两部的传主都是曹禺，另两部的传主都是徐志摩，可见赵焕亭原来的个人阅读兴趣和爱好偏向于曹禺和徐志摩，即存在个人的主观偏向性。赵焕亭选择“个案”中的鲁迅传记是林志浩著《鲁迅传》是不是目前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50多种鲁迅传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呢?恐怕也很难说。陈漱渝是鲁迅研究界的一匹“黑骏马”，于2006年10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过《鲁迅评传》，于2016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搏击暗夜——鲁迅传》。陈漱渝在上述后一种鲁迅传的“后记”中列举了历来为鲁迅写传记的人有许广平、王士菁、曹聚仁、林辰、冯雪峰、唐弢等，却没有提到张梦阳和林志浩。可见，林志浩和张梦阳在陈漱渝心目中不占据怎样的位置。赵焕亭青睐林志浩的《鲁迅传》恐怕不仅与她的个人爱好和偏向有关，还与她的研究课题“传记中的传主作品呈现”有关联。

  也有专家提出， 赵焕亭的学术研究的主观偏向性还表现在她选择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作为个案，放弃了沈从文家乡学者凌宇著《沈从文传》。她的取舍是否得当?也难得说了。金介甫著《沈从文传》中译本正文字体太小，注释太多，属于学术性和考证性传记，普及和流传的范围可能比凌宇的《沈从文传》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