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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三叔捣着我的鼻子大骂道:“你这个败家子,人家马运来老师都说你是神经蛋,写那啥也不是,是不务正业,让我劝劝你,好好过日子,别再胡写乱画了。就指你这熊样,还想当作家?你做梦去吧!怕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混不上,情打光棍了……”我三叔只所以这么恼怒,这么恨铁不成钢,是因为一次在临汝镇碰上了一个过去曾支持过我写作的高中老师,看到我写了这么多年也没写出啥名堂,突然转变了看法,说我是“神经蛋”。另外是村上的人也对我议论纷纷,都说我是“溜光皮”,怕劳动。一次锄地,只顾背唐诗宋词,不小心把庄稼苗给锄掉了;又一次割草,我只顾修改一篇小说,躲在一处断崖下,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收笔,结果背了个空草箩头回了家,气得老母亲不让我吃晚饭。那时我的写作已完全到了“痴”、“迷”、“憨”、“魔”的程度,我三叔这是在尽力挽救我啊!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后,行人肃立,车辆停驶,高山俯首寄哀思,条条江河热泪流。在追悼会上,我背着一枝枪守在灵堂。台下不少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追悼会后,我写了一首长诗《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山看了,说:“写得很好,我带回去让县广播站播播。”后来县广播站连播几天,谁听谁流泪。此后,我更痴迷写作了。
可在农村,根本没人理解我。队长让我上将军帽山上起铝石,几个组的人都不要我,我只好一个人单干。打炮眼时,我一手捉钢钎,一手抡大锤,打好炮眼,再装上炸药,点燃导火线,飞跑到山下的窑洞躲起来,待“轰”地一声巨响后,再上山把土、废碴装上架子车,推倒到沟底,把铝石堆成一堆。也该我走运,这个被宣判“废弃”的铝石矿在我没明没夜的拼搏奋斗中,出现了奇迹,挖出了成百上千吨高品位的铝矿石。我把这些矿石以5元1吨的价格出手,换回了大把的票子。我每天天不亮上山,天黑了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豫剧下山,倒也自得其乐。我用这些钱盖了3间瓦房,节余部分又让我拿着买车票四处送稿。这期间队里的几个社员看到我挖铝石发了财,又眼红了,利用我外出送稿之机,一下子抢了我的铝矿,可没挖几天,又成了断层,连一块铝石也没有了,他们挖出的矿石也因品位太低没人要,结果被风刮雨淋日晒,粉到了山上,一阵大风刮来,竟吹得无影无踪了。我这叫好人有好报,真正挖铝石挣住钱的,全生产队还只有我自己。后来我才知道,真正赚住大钱的,是那些发矿石的,他们发到铝厂就是几百元1吨。后来我由于送稿图省钱,扒了一辆山西的大卡车,跳车时装有几百吨铝石票的提包也掉在了车箱里被拉走了,自然这几百吨铝石也就打了水漂。
我又迷上了写作、投稿,我三叔、五叔把我毒打了一顿,让我跪在母亲面前发誓:“只准老老实实干活好好过日子,不准再胡写乱画不正干……”
在家没法活下去了,我又背井离乡到洛阳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次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屈江北到洛阳地区开会时,专程到工地看我,当他看到我衣不遮体,几个月不洗澡,我们正说着话,身上的虱子满身跑,用手一抓一大把。屈老师看着这非人的生活,脸一背,流下了一串热泪,最后我们师生抱头恸哭了一场。当晚他把我接到他住的宾馆里洗了澡,换了衣服,内衣因虱子太多,不能再穿,用打火机点燃时上面的虱子噼噼叭叭作响。
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处处被人看不起。一次,我们到一家木材厂拉木板,实在渴得难受,我用人家的碗想接点自来水喝,被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用力夺去:“你们农村人太脏,不能用我们的碗。”气得我和那位衣着时髦的城市妞吵了起来:“嫌我们脏,就别吃我们打的粮食,别住我们盖的房子……”另一位同事乘我们吵架之机用碗接了水,刚喝了一口就被小姑娘夺去,人家“叭”地一声把碗摔得粉碎,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叫你喝!我叫你喝!渴死你哩!”面对此情此景,我流下了伤心的泪,我们农民真苦啊!我们农民的命真不值钱……
工头发现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写作,在路灯下写作,就砸了我这个“泥饭碗”,把我辞退了。我回到临汝,在风穴寺的悬钟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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