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公元712—公元770),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等,唐代著名诗人,世称“诗圣”,生活在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时期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世人由此称杜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杜工部。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
公元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746年赴京应试,落第后旅居长安京兆(长安)杜陵。杜陵在长安城东南,古为杜伯国,汉宣帝在此筑陵,才改名杜陵,在杜陵东南十余里有小陵,称少陵,为汉许皇后葬处。杜甫在诗中常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因此后人亦称杜甫为杜少陵,杜甫草堂就又被称为"少陵草堂"。
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入蜀,在这里筑茅屋而居,前后住了四年,并写诗240余首,包括《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吏”“三别”等名篇。765年携家经水路出蜀。后飘泊于荆、湘,以舟为家,770年病逝于湘江舟中,卒年59岁。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之。
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他的诗作在总体上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所以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三吏三别”分别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它们都是杜甫的作品,深刻写出了民间疾苦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荡的孤独,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和困苦,表达了作者对备受战祸摧残的老百姓的同情。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冬,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旋即,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乘胜率军进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城(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包围了安庆绪叛军,局势十分可喜。然而昏庸的唐肃宗李亨对郭子仪、李光弼等领兵并不信任,诸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使诸军不相统属,又兼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两军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军至,唐军遂在邺城大败。郭子仪退保东都洛阳,其余各节度使逃归各自镇守。安庆绪、史思明几乎重又占领洛阳。幸而郭子仪率领他的朔方军拆断河阳桥,才阻止了安史军队南下。这一战之后,官军散亡,兵员亟待补充。于是朝廷下令征兵。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过新安,看到征兵的情况,写了这首诗。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时又是社会现实本身矛盾的反映。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
公元758年,为平息安史之乱(安禄山和史思明),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所占的邺郡(河南安阳),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并对唐军补给线施压,加之唐军内部矛盾重重,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不听诸将建议,执意与叛军决战,起初两军陷入苦战,均损失惨重,后郭子仪领兵而来,正欲布列战阵,忽而天色巨变,飞沙走石,敌我难辨,两军皆惊,各自奔溃,然唐军之混乱远甚于叛军,甚至于在归途中抢掠百姓。郭子仪等退守河阳(河南孟州市),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
杜甫这时刚好从洛阳回华州,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根据目睹的现实,写了一组诗,《石壕吏》是其中的一首。石壕,也叫石壕镇,河南三门峡东南。吏,小官,这里指差役。
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已经四十八岁的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引起诗人感情上的强烈震动。
当时唐王朝集中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步骑二十万,号称六十万,将安庆绪围在邺城。由于肃宗皇帝猜疑,任用阉宦,致使指挥权不统一,处处掣肘,被史思明援兵肆意牵制,最终在交战中因惊惧而全军溃败,为百姓造成一场更大的灾祸。唐王朝为补充兵力,便在洛阳以西至潼关一带,强行抓人当兵,人民苦不堪言。这时,杜甫正由新安县继续西行,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就其所见所闻,写成这篇不朽的诗作。
《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写了差吏到石壕村乘夜捉人征兵,连年老力衰的老妇也被抓服役的故事,揭露了官吏的残暴和兵役制度的黑暗,对安史之乱中人民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
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玩味,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未晚先投宿”,更何况在兵祸连接的时代。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他或者是压根儿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总之,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以下情节,都从这里生发出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意更丰富。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老翁立刻“逾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
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关系。“妇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来的。下面,诗人不再写“吏呼”,全力写“妇啼”,而“吏呼”自见。“听妇前致词”承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词”是老妇“苦啼”着回答县吏的“怒呼”。写“致词”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这十三句诗,不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而县吏也决不是在那里洗耳恭听。实际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转折。读者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泣诉的时候,可能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交县吏看。
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她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说:“家里再没有别的男人了!只有个孙子啊!还吃奶呢,小得很!”“吃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喂奶给孩子,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两句,有的版本为“孙母未便出,见吏无完裙”,所以县吏是要她出来的。)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妇的“致词”,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不再“怒吼”了。
最后一段虽然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表明老妇已被抓走,走时低声哭泣,越走越远,便听不到哭声了。“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此诗如实地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面对这一切,诗人没有美化现实,而是发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这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最突出的一点则是精炼。全篇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作者却巧妙地通过叙事抒了情,发了议论,爱憎十分强烈,倾向性十分鲜明。寓褒贬于叙事,既节省了很多笔墨,又丝毫没有给读者概念化的感觉。诗中还运用了藏问于答的表现手法。“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概括了双方的矛盾之后,便集中写“妇”,不复写“吏”,而“吏”的蛮悍、横暴,却于老妇“致词”的转折和事件的结局中暗示出来。诗人又十分善于剪裁,叙事中藏有不尽之意。一开头,只用一句写投宿,立刻转入“有吏夜捉人”的主题。又如只写了“老翁逾墙走”,未写他何时归来;只写了“如闻泣幽咽”,未写泣者是谁;只写老妇“请从吏夜归”,未写她是否被带走;却用照应开头、结束全篇、既叙事又抒情的“独与老翁别”一句告诉读者:老翁已经归家,老妇已被捉走;那么,那位吞声饮泣、不敢放声痛哭的,就是给孩子喂奶的年轻寡妇了。正由于诗人笔墨简洁、洗炼,用了较短的篇幅,在惊人的广度与深度上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此诗开头四句可以说是对筑城的士兵和潼关关防的总写。漫漫潼关道上,无数的士卒在辛勤地修筑工事。“草草”,劳苦的样子。前面加一“何”字,更流露出诗人无限赞叹的心情。放眼四望,沿着起伏的山势而筑的大小城墙,既高峻又牢固,显示出一种威武的雄姿。这里大城小城应作互文来理解。一开篇杜甫就用简括的诗笔写出唐军加紧修筑潼关所给予他的总印象。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这两句引出了“潼关吏”。胡,即指安史叛军。“修关”何为,其实杜甫是不须问而自明的。这里故意发问。而且又有一个“还”字,暗暗带出了三年前(756年,天宝十五年)潼关曾经失守一事,从而引起人们对这次潼关防卫效能的关心与悬念。这对于开拓下文,是带关键性的一笔。
接下来,应该是潼关吏的回答了。可是他似乎并不急于作答,却“要(邀)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从结构上看,这是在两段对话中插入一段叙述,笔姿无呆滞之感。然而,更主要的是这两句暗承了“修关还备胡”。杜甫忧心忡忡,而那位潼关吏看来对所筑工事充满了信心。他可能以为这个问题不必靠解释,口说不足为信,还是请下马来细细看一下吧。
下面八句,都是潼关吏的话,他首先指看高耸的山峦说:“瞧,那层层战栅,高接云天,连鸟也难以飞越。敌兵来了,只要坚决自守,何须再担心长安的安危呢!”语调轻松而自豪,可以想象,关吏说话时因富有信心而表现出的神采。他又兴致勃勃地邀请杜甫察看最险要处:老丈,您看那山口要冲,狭窄得只能容单车通过。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八句,“神情声口俱活”(浦起龙《读杜心解》),不只是关吏简单的介绍,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一种“胡来但自守”的决心和“艰难奋长戟”的气概。而这虽然是通过官吏之口讲出来的,却反映了守关将士昂扬的斗志。
紧接关吏的话头,诗人却没有赞语,而是一番深深的感慨。因为诗人并没有忘记“前车之覆”。三年前(756年,天宝十五年),占据了洛阳的安禄山派兵攻打潼关,当时守将哥舒翰本拟坚守,但为杨国忠所疑忌。在杨国忠的怂恿下,唐玄宗派宦官至潼关督战。哥舒翰不得已领兵出战,结果全军覆没,许多将士被淹死在黄河里。睹今思昔,杜甫余哀未尽,深深觉得要特别注意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慎”字意味深长,它并非简单地指责哥舒翰的无能或失策,而是深刻地触及了多方面的历史教训,表现了诗人久久难以消磨的沉痛悲愤之感。
与“三别”通篇作人物独白不同,“三吏”是夹带问答的。而此篇的对话又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在对话的安排上,缓急有致,表现了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态。“修关还备胡”,是诗人的问话,然而关吏却不急答,这一“缓”,使人可以感觉到关吏胸有成竹。关吏的话一结束,诗人马上表示了心中的忧虑,这一“急”,更显示出对历史教训的痛心。其次,对话中神情毕现,形象鲜明。关吏的答话并无刻意造奇之感,而守关的唐军却给读者留下一种坚韧不拔、英勇沉着的印象。其中“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两句又格外精警突出,塑造出犹如战神式的英雄形象,具有精神鼓舞的力量。
杜甫“三别”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这首采用独白的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
全诗大致可分为三段,也可以说是三层,但是这三层并不是平列的,而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层比一层高,而且每一层当中又都有曲折。这是因为诗中人物的心情本来就是很复杂的。
第一段,从“兔丝附蓬麻”到“何以拜姑嫜”,主要是写新娘子诉说自己的不幸命运。她是刚过门的新嫁娘,过去和丈夫没见过面,没讲过话。所以语气显得有些羞涩,有些吞吞吐吐。这表现在开头两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新嫁娘这番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用比喻来引起的。这很符合她的特定身份和她这时的心理状态。兔丝,即“菟丝”,是一种蔓生的草,常寄生在别的植物上。“蓬”和“麻”也都是小植物,所以,寄生在蓬麻上的菟丝,它的蔓儿也就不能延长。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得依靠丈夫才能生活,可是现在她嫁的是一个“征夫”,很难指望白头偕老,用“菟丝附蓬麻”的比喻非常贴切。“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是一种加重的说法,这位新娘子之所以会伤心到这步田地,“结发为君妻”以下的八句,正是申明了这个问题的原因。“结发”二字,说明这个新娘子对丈夫的好歹看得很重,因为这关系到她今后一生的命运。然而,这洞房花烛之夜,却就是生离死别之时,头一天晚上刚结婚,第二天一早就得走,连床席都没有睡暖,这根本不像是结发夫妻过的生活。“无乃太匆忙”的“无乃”,是反问对方的口气,意即“岂不是”。如果是为了别的什么事,匆忙相别,也还罢了,因为将来还可以团圆,偏偏丈夫又是到河阳去作战,将来的事且不说,眼面前,媳妇的身份都没有明确,妻子也就无法去拜见公婆、侍候公婆。古代婚礼,新嫁娘过门三天以后,要先告家庙、上祖坟,然后拜见公婆,正名定分,才算成婚。“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两句,点明了造成新婚别的根由是战争;同时说明了当时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守边”战争。从诗的结构上看,这两句为下文“君今往死地”和“努力事戎行”张本。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广大地区沦陷,边防不得不往内地一再迁移,而此时,边境是在洛阳附近的河阳,守边居然守到唐王朝自己家门口来了,这不能不让诗人感到十分可叹。所以,这两句也是对统治阶级昏庸误国的讥讽,诗人在这里用的是一种“婉而多讽”的写法
第二段,从“父母养我时”到“形势反苍黄”。新娘子把话题由自身进一步落到丈夫身上了。她关心丈夫的死活,并且表示了对丈夫的忠贞,要和他一同去作战。“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当年父母对她非常疼爱,把她当作宝贝似的。然而女大当嫁,父母也不能藏她一辈子,还是不能不把她嫁人,而且嫁谁就得跟谁。“鸡狗亦得将”,“将”字当“跟随”讲,就是俗话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是新婚之时,“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丈夫要到那九死一生的战场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就不能再依靠谁了。想到这些,这让她沉痛得柔肠寸断。紧接着,新娘子表示:“我本来决心要随你前去,死也死在一起,省得牵肠挂肚。但又怕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要把事情弄得糟糕,更复杂。军队里是不允许有年轻妇女的,你带着妻子去从军,也有许多不方便,我又是一个刚出门的闺女,没见过世面,更不用说是打仗了。真是叫人左右为难。”这段话,刻画了新娘子那种心痛如割、心乱如麻的矛盾心理,非常曲折、深刻。
诗的第三段,是从“勿为新婚念”到“与君永相望”。在这里,女主人公经过一番痛苦的倾诉和内心剧烈的斗争以后,终于从个人的不幸中、从对丈夫的关切中,跳了出来,站在更高的角度,把眼光放得更远了。“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她一变哀怨沉痛的诉说而为积极的鼓励,话也说得痛快,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吞吞吐吐的了,她决定不随同丈夫前去,并且,为了使丈夫一心一意英勇杀敌,她表示了自己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这爱情,是通过一些看来好像不重要,其实却大有作用的细节,或者说具体行动表达出来的。这就是“自嗟贫家女”这四句所描写的。新娘说,费了许久的心血好不容易才备办得一套美丽的衣裳,现在不再穿了。并且,当着丈夫的面,她这就把脸上的脂粉洗掉。丈夫走了以后,我更没心情梳妆打扮了。这固然是她对丈夫坚贞专一的爱情的表白,但是更可贵的,是她的目的在于鼓励丈夫,好叫他放心地、并且满怀信心、满怀希望地去杀敌。她对丈夫的鼓励是明智的。因为只有把幸福的理想寄托在丈夫的努力杀敌、凯旋归来上面,才有实现的可能。应该说,她是识大体,明大义的。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四句是全诗的总结。其中有哀怨,有伤感,但是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强烈、显著,主要意思还是在鼓励丈夫,所以才说出“人事多错迕”,好像有点人不如鸟,但立即又振作起来,说出了“与君永相望”这样含情无限的话,用生死不渝的爱情来坚定丈夫的斗志。
《新婚别》是一首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结合的作品。诗人运用了大胆的浪漫的艺术虚构,实际上杜甫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去偷听新娘子对新郎官说的私房话。在新娘子的身上倾注了作者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新婚别》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特点,诗中主人公形象有血有肉,通过曲折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最后毅然勉励丈夫“努力事戎行”,表现战争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丝毫没有给读者勉强和抽象之感,而显得非常自然,符合事件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并且能让读者深受感染。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是《新婚别》的一大艺术特点。诗人化身为新娘子,用新娘子的口吻说话,非常生动、逼真。诗里采用了不少俗语,这也有助于语言的个性化,因为他描写的本来就是一个“贫家女”。
此外,在押韵上,《新婚别》和《石壕吏》有所不同。《石壕吏》换了好几个韵脚,《新婚别》却是一韵到底,《垂老别》和《无家别》也是这样。这大概和诗歌用人物独白的方式有关,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更有利于主人公的诉说,也更便于读者的倾听。
《无家别》和“三别”中的其他两篇一样,叙事诗的“叙述人”不是作者,而是诗中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是又一次被征去当兵的独身汉,既无人为他送别,又无人可以告别,然而在踏上征途之际,依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仿佛是对老天爷诉说他无家可别的悲哀。
从开头至“一二老寡妻”共十四句,总写乱后回乡所见,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两句插在中间,将这一大段隔成两个小段。前一小段,以追叙发端,写那个自称“贱子”的军人回乡之后,看见自己的家乡面目全非,一片荒凉,于是抚今忆昔,概括地诉说了家乡的今昔变化。“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这两句正面写今,但背后已藏着昔。“天宝后”如此,那么就会想到天宝前的情况。于是自然地引出下两句。那时候“我里百余家”,应是园庐相望,鸡犬相闻,当然并不寂寞:“天宝后”则遭逢世乱,居人各自东西,园庐荒废,蒿藜(野草)丛生,自然就寂寞了。一起头就用“寂寞”二字,渲染满目萧条的景象,表现出主人公触目伤怀的悲凉心情,为全诗定了基调。“世乱”二字与“天宝后”呼应,写出了今昔变化的原因,也点明了“无家”可“别”的根源。“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两句,紧承“世乱各东西”而来,如闻“我”的叹息之声,强烈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悲伤情绪。
前一小段概括全貌,后一小段则描写细节,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承前启后,作为过渡。“寻”字刻画入微,“旧”字含意深广。家乡的“旧蹊”走过千百趟,闭着眼都不会迷路,如今却要“寻”,见得已非旧时面貌,早被蒿藜淹没了。“旧”字追昔,应“我里百余家”:“寻”字抚今,应“园庐但蒿藜”。“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写“贱子”由接近村庄到进入村巷,访问四邻。“久行”承“寻旧蹊”来,传“寻”字之神。距离不远而需久行,见得旧蹊极难辨认,寻来寻去,绕了许多弯路。“空巷”言其无人,应“世乱各东西”。“日瘦气惨凄”一句,用拟人化手法融景入情,烘托出主人公“见空巷”时的凄惨心境。
“但对狐与狸”的“但”字,与前面的“空”字照应。当年“百余家”聚居,村巷中人来人往,笑语喧阗;如今却只与狐狸相对。而那些“狐与狸”竟反客为主,一见“我”就脊毛直竖,冲着“我”怒叫,好像责怪“我”不该闯入它们的家园。遍访四邻,发现只有“一二老寡妻”还活着!见到她们,自然有许多话要问要说,但杜甫却把这些全省略了,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而当读到后面的“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时,就不难想见与“老寡妻”问答的内容和彼此激动的表情。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这在结构上自成一段,写主人公回乡后的生活。前两句,以宿鸟为喻,表现了留恋乡土的感情。后两句,写主人公怀着悲哀的感情又开始了披星戴月的辛勤劳动,希望能在家乡活下去,不管多么贫困和孤独!
最后一段,写无家而又别离。“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波澜忽起。以下六句,层层转折。“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这是第一层转折;上句自幸,下句自伤。这次虽然在本州服役,但内顾一无所有,既无人为“我”送行,又无东西可携带,怎能不令“我”伤心!“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这是第二层转折。“近行”孑然一身,已令人伤感;但既然当兵,将来终归要远去前线的,真是前途迷茫,未知葬身何处!“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这是第三层转折。回头一想,家乡已经荡然一空,“近行”、“远去”,又有什么差别!六句诗抑扬顿挫,层层深入,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听到召令之后的心理变化。如刘辰翁所说:“写至此,可以泣鬼神矣!”(见杨伦《杜诗镜铨》引)沈德潜在讲到杜甫“独开生面”的表现手法时指出:“……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尽管强作达观,自宽自解,而最悲痛的事终于涌上心头:前次应征之前就已长期卧病的老娘在“我”五年从军期间死去了!死后又得不到“我”的埋葬,以致委骨沟溪!这使“我”一辈子都难过。这几句,极写母亡之痛、家破之惨。于是紧扣题目,以反诘语作结:“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意思是:已经没有家,还要抓走,叫人怎样做老百姓呢?
诗题“无家别”,第一大段写乱后回乡所见,以主人公行近村庄、进入村巷划分层次,由远及近,有条不紊。远景只概括全貌,近景则描写细节。第三大段写主人公心理活动,又分几层转折,愈转愈深,刻画入微。层次清晰,结构谨严。诗人还善用简练、形象的语言,写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诗中“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概括性更强。“蒿藜”、“狐狸”,在这里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谁也不能容忍在自己的房院田园中长满蒿藜。在人烟稠密的村庄里,狐狸也不敢横行无忌。“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仅仅十个字,就把人烟灭绝、田庐荒废的惨象活画了出来。其他如“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也是富有特征性的。正因为是“老寡妻”,所以还能在那里苟延残喘。稍能派上用场的,如果不是事前逃走,就必然被官府抓走。诗中的主人公就是刚一回村,就又被抓走了的。
诗用第一人称,让主人公直接出面,对读者诉说他的所见、所遇、所感,因而不仅通过人物的主观抒情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环境描写也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几年前被官府抓去当兵的“我”死里逃生,好容易回到故乡,满以为可以和骨肉邻里相聚了;然而事与愿违,看见的是一片“蒿藜”,走进的是一条“空巷”,遇到的是竖毛怒叫的狐狸,真是满目凄凉,百感交集!于是连日头看上去也消瘦了。“日”无所谓肥瘦,由于自己心情悲凉,因而看见日光黯淡,景象凄惨。正因为情景交融,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结合,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战区人民的共同遭遇,对统治者的残暴、腐朽,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一开头,诗人就把老翁放在“四郊未宁静”的时代的动乱气氛中,让他吐露出“垂老不得安”的遭遇和心情,语势低落,给人以沉郁压抑之感。他慨叹着说:“子孙都已在战争中牺牲了,剩下我这个老头,又何必一定要苟且偷生!话中饱蕴着老翁深重的悲思。战火逼近,官府要他上前线,于是老翁把拐杖一扔,颤巍巍地跨出了家门。“投杖出门去”,笔锋一振,暗示出主人公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老人,他知道在这个多难的时代应该怎样做。但是他毕竟年老力衰了,同行的战士看到这番情景,不能不为之感叹唏嘘。“同行为辛酸”,就势跌落,从侧面烘托出这个已处于风烛残年的老翁的悲苦命运。“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牙齿完好无缺,说明还可以应付前线的艰苦生活,表现出老翁的倔强;骨髓行将榨干,又使他不由得悲愤难已。这里,语气又是一扬一跌,曲折地展示了老翁内心复杂的矛盾和变化。“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作为男子汉,老翁既已披上戎装,那就义无反顾,告别长官慷慨出发了。语气显得昂扬起来。
接下去,就出现了全诗最扣人心弦的描写:临离家门的时候,老翁原想瞒过老妻,来个不辞而别,好省去无限的伤心。谁知走了没有几步,迎面却传来了老妻的悲啼声。他唯一的亲人已哭倒在大路旁,褴褛的单衫正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这突然的发现,使老翁的心不由一下子紧缩起来。接着就展开了老夫妻间强抑悲痛、互相爱怜的催人泪下的心理描写:老翁明知生离就是死别,还得上前去搀扶老妻,为她的孤寒无靠吞声饮泣;老妻这时已哭得泪流满面,她也明知老伴这一去,十成是回不来了,但还在那里哑声叮咛:“到了前方,你总要自己保重,努力加餐呀!”这一小节细腻的心理描写,在结构上是一大跌落,把人物善良凄恻、愁肠寸断、难舍难分的情状,刻画得入木三分。正如吴齐贤《杜诗论文》所说:“此行已成死别,复何顾哉?然一息尚存,不能恝然,故不暇悲己之死,而又伤彼之寒也;乃老妻亦知我不返,而犹以加餐相慰,又不暇念己之寒,而悲我之死也。”究其所以感人,是因为诗人把“伤其寒”、“劝加餐”这类生活中极其寻常的同情劝慰语,分别放在“是死别”、“必不归”的极不寻常的特定背景下来表现。再加上无可奈何的“且复”,迥出人意的“还闻”,层层跌出,曲折状写,便收到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土门”以下六句,用宽解语重又振起。老翁毕竟是坚强的,他很快就意识到必须从眼前凄惨的氛围中挣脱出来。他不能不从大处着想,进一步劝慰老妻,也似乎在安慰自己:“这次守卫河阳,土门的防线还是很坚固的,敌军要越过黄河上杏园这个渡口,也不是那么容易。情况和上次邺城的溃败已有所不同,此去纵然一死,也还早得很哩!人生在世,总不免有个聚散离合,哪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这些故作通达的宽慰话语,虽然带有强自振作的意味,不能完全掩饰老翁内心的矛盾,但也道出了乱世的真情,多少能减轻老妻的悲痛。“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眼看就要分手了,老翁不禁又回想起年轻时候度过的那些太平日子,不免徘徊感叹了一阵。情思在这里稍作顿挫,为下文再掀波澜,预为铺垫。
“万国”以下六句,老翁把话头进一步引向现实,发出悲愤而又慷慨的呼声:“睁开眼看看吧!如今天下到处都是征战,烽火燃遍了山冈;草木丛中散发着积尸的恶臭,百姓的鲜血染红了广阔的山川,哪儿还有什么乐土?我们怎敢只想到自己,还老在那里踌躇徬徨?”这一小节有两层意思。一是逼真而广阔地展开了时代生活的画面,这是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真实写照。他告诉老妻:人间的灾难并不只是降临在他们两人头上,言外之意是要想开一些。一是面对凶横的敌人,他们不能再徘徊了,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扑上前去拼一场。通过这些既形象生动又概括集中的话语,诗人塑造了一个正直的、豁达大度而又富有爱国心的老翁形象,这在中国诗史上还不多见。从诗情发展的脉络来看,这是一大振起,难舍难分的局面终将结束了。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到狠下心真要和老妻诀别离去的时候,老翁突然觉得五脏六腑内有如崩裂似的苦痛。这不是寻常的离别,而是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家乡。长期患难与共、冷暖相关的亲人,转瞬间就要见不到了,此情此景,老翁难以承受。感情的闸门再也控制不住,泪水汇聚成人间的深悲巨痛。这一结尾,情思大跌,却蕴蓄着丰厚深长的意境:独行老翁的前途将会怎样,被扔下的孤苦伶仃的老妻将否陷入绝境,仓皇莫测的战局将怎样发展变化,这一切都将留给读者去体会、想象和思索。
这首叙事短诗,并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心理刻画见长。诗人用老翁自诉自叹、慰人亦即自慰的独白语气来展开描写,着重表现人物时而沉重忧愤、时而旷达自解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多变的情思基调,又决定了全诗的结构层次,于严谨整饬之中,具有跌宕起伏、缘情宛转之妙。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评此诗叙别老妻,“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是很有道理的。 杜甫高出于一般诗人之处,主要在于他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做到立足生活,直入人心,剖精析微,探骊得珠,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准确传神地表现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概括劳苦人民包括诗人自己的无穷辛酸和灾难。他的诗,博得“诗史”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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