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当代作家。生于四川成都，1950年后定居北京。历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白牙》等，中篇小说《如意》、《立体交叉桥》、《小墩子》等，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纪实作品《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刘心武文集》八卷。后又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推出图文融合的长篇《树与林同在》。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陆续出版多部专著，后修订增补为《红楼望月》，出版专著《刘心武揭秘〈红楼梦〉》。1995年后尝试建筑评论，出版《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材质之美》等。《钟鼓楼》是当代作家刘心武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5年11月。
《钟鼓楼》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北京钟鼓楼的故事，通过12个小时的时间，描写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丰富的生活场景，充分展示了80年代的北京生活和社会变革，个人的悲欢离合相互交织构成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图， 揭示了在人生的舞台上的不同人生，体现出空间感。
《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2019年9月23日，《钟鼓楼》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小说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过去，在描绘人物当下行为时，都会穿插一段人物的过往经历。小说中的背景是一样的“文革”，但在同一代人的灵魂之中留下的痕迹却天差地别，在同样学校中造就了荀磊、路喜纯这样奋发向上，善良淳朴的人，也造就了姚向东、卢宝桑这样尊严丧失，堕落消沉的人。这些人物的百态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受到的教育、家庭、外部社会环境，以及这些人物持有的信念、人生态度，同时在动荡时期留下的历史痕迹。卢宝桑等人证明了“文革”可能造成的精神扭曲，路喜纯等人证明了“文革”根本无法彻底泯灭文化，薛纪徽揭示了如何在错误中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小说中并没有对这些人物做出任何的褒扬或批判，以善解人意、宽宏的精神，在客观上描绘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百态。在历史厚重与时间的流逝中，对历史进行了反思，着重揭示了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矛盾冲突与交融，突出当时市民的生活与心理境况。小说在各种人物的心理演化过程中揭示了作者对历史的反思。
《钟鼓楼》的艺术独创性集中体现在“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追求上。不少作家致力于创作市井风俗画小说。在邓友梅笔下，饱含历史感的京华生活闪烁着异彩；在苏叔阳笔下，体现当代变革大潮的的京都社会呈现出新姿；刘心武则把历史内容溶进现实生活，力图展示出当代北京的社会生态景观。与古老的钟鼓楼连成一体的那条胡同、那座四合院里的九户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联系着的历电和现安的社会关系，组成了斑斓多彩的京华生活场景。薛家的婚宴不仅是作品的中心事件，也是横向展示现实和纵向挖掘历电的坐标轴。在横剖面上，它把四合院里近40个人物串连起来，人众下乱，户多不散，将各个家庭、各种人物的日常生活扩展为一幅全景式的市民生活图。其中有家庭组画、人物组画、生活组画，这些画面既有独立的内蕴，又有整体的时代感。在纵剖面上，小说对四合院里每个家庭的不同历史和每个人物的不同命运作了追溯与探寻，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出当代都市纷繁复杂的生活流程，同时，还织入了钟鼓楼的沿革、四合院的变迁、结婚风俗的变化。作者力图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审视现实与历史的深刻联系，以横向拓展和纵向开掘，给人一种生活画面的宏阔感和历史的纵深感。
为北京市民阶层的芸芸众生塑像，描绘整体的“市民生态群落”，是作品的又一审美特征。刘心武的小说创作，始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人，从《班主任》、《如意》到《立体交叉桥》无不如此，《钟鼓楼》更是集中地描写北京普通市民的众生相。这里，有沉醉在回忆中安度晚年的海老太太，与世无争的薛永全，执着地进行艺术追求的演员澹台智珠，谨小慎微的老编辑韩一谭，“令人厌烦的热心人”詹丽颖，憨厚善良的厨工路喜纯，具有现代思维方式的青年翻译荀磊，属于“浅思维”型的新娘潘秀娅，沾满旧习气的卢宝桑和小偷姚向东等。作者在为这些处于不同层次的人塑像时，写了他们的昨天和今天，抓住人物经历、心态、命运的特殊之点，勾画其灵魂，从而再现了当代和人物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跨越100年的时间，将前世与今生相联系，连接了鼓楼与钟楼的这百年沧桑，连接了这街巷中的百态人生。20世纪80年代，北京小市民的生活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的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错综复杂的旧街区，鳞次栉比的新大楼，在80年代的北京城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新与旧的对立，旧礼教在每一个老北京人的身上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新潮流的**将他们推到了改革的前沿，将他们带到了与过去生活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小说以薛家的婚礼为主线，讲述了北京城里一家四合院在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事情。通过对每个人物纵向历史的回忆与阐述，反映了每个人物各自不同的命运与性格。
时间记录着历史也记录着人生，从解放后的短暂繁荣，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退后，再到最后改革开放的新潮流，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故事。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命运，回顾自己这几十年的时间，起起落落，跌宕浮沉。没有所谓的永远一帆风顺，即使被时代所惯养的新生骄子，在人生路上也免不了受挫、受阻。
一味祈求平稳的薛大妈却在儿子的婚礼上被事事添堵；终究上不了红案的路喜纯经他人指点，不但有了高超的厨艺并且还学着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无法平衡的詹台智珠与丈夫矛盾重重，在事业上也困惑不已；正直的张局长尽管追崇精确的时间，但也愿意接受新鲜的技术；几起几落的热心人詹丽颖因为粗劣的性格被人非议，却依然不懂察言观色......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性格与特色，在社会的这个大圈中，正是因为有这样千姿百态的人与物，生活才得以乐趣与完整。时代塑造了一批人，同样地也迫害了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一批人的命运被彻底的改变，最终跌入谷底。容不得一丝犹豫、半点反抗，没错的人被无情地扣上帽子，被批斗，被殴打。被时代所迫害、所震慑的人在新时代又找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享受、平凡、踏实、勾结、前进......人性的本真，即使社会在改变，扎根在内心深处的东西也很难随着时代改变，关键的还是取决于你自己怎样融入这个时代，是走在时代的前沿，还是被这个时代所遗弃。每一段路程都是人生的沉淀和积累，有的人的一生永远背负在父母的阴影下，父母低贱的社会地位成为了他人茶余饭后的议论点，然而当真正经历了，看淡了一些事情之后，才会发现，再低的社会地位，他们依然是自己的父母，无条件的爱着自己，保护着自己。他们，永远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养育之情终无以回报。有那么一群人，生活在新时代潮流的激荡之下，他们聪明、有能力、有野心，愿意接受新的事物改变自己，摒弃传统守旧的糟粕。然而新与旧两相却产生着抗衡，80年代的中国新时代的浪潮终究没有覆盖全国，有些地方依然闭塞守旧。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思想的人，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可能产生交集也同样的会产生碰撞和冲突，这种冲突来源于与农村城市文化的差异，来源于他们生活的大背景的差异。有的人的一生兢兢业业却依然碌碌无为，不是时代没有提供他们进取的条件，而是他们懦弱的性格阻碍了他们去争取，去改变。看着和自己水平相差无几的人以遥遥地超越了自己，而自己几十年过去了还依然站在原点，究竟应该怪这个时代变得太快？还是怪自己没有转变？两者都有。中庸之道虽为好，但是，一味地中庸，终究会成为自己路上的绊脚石。过了一辈子却又后悔了一辈子。
卢宝桑
卢宝桑这一人物形象较为集中体现了“乞丐文化”中的消极无为、游手好闲和放浪自任的特征。卢宝桑出身于一个乞丐世家，爷爷曾经是丐帮的一个“杆头儿”，父亲也是一名职业的“硬乞”。他行为的粗俗与野蛮和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卢宝桑在宴席上那种颐指气使地吆喝路喜纯的行为与其父卢胜七在浴池中指使服务员泡茶的举动简直如出一辙。乞讨时的低声下气和支配人时的耀武扬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信奉着弱肉强食的生活信条，而又弄不清自己是弱者还是强者。在有机会指使别人时，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自己的支配欲。但当他处于屈辱地位的时候，也并没什么屈辱和沦落的窘迫意识。文化大革命中，当卢宝桑由“红五类”变成“黑五类”任人批斗时，他也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还甚至“往往不等别人揪他，便自动占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双臀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可以斗人，也可以被人斗，可以糟践人，也可以被人糟践，这无疑是人格缺失的突出表现。
路喜纯
路喜纯则和卢宝桑完全不同。他受中学时的教师稽志满和小饭馆的师傅何师傅的影响，生活正派，积极进取，宽容大度，踏实向上。何师傅精心教他红案，他也希望将来能有所作为，将每次帮厨的机会都看作练功提高的机会，从不轻易放弃。他在长者智者的身体力行中，在时代与生活的美的感召下，积极定位，建设自我，走向未来。
荀磊
更具历史使命感的是荀磊。这位工人的孩子，从小认真学习，文革时别人不读书，荀磊哪怕从台历中也要积累知识。父亲从小事如不骂人做起，让他正正经经做人，勤勤恳恳工作。他牢记“技不压身”的信条，刻苦学习英语，在1978年外事部门招人时，以绝对第一的成绩被录取，是唯一一位没有后门、背景，父母是普通职员的考生。他的现代意识不仅表现在他常常以横向思维的方式思考历史、现实之关系，而且在于从中升腾起超越的生活使命感。学成归来时，他坐火车横穿欧亚而不是象别人为分到可心的部门立即飞回国，并将此行的感受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当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一眼望见鼓楼时，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感，那种思想、情感、知识、理想、意志和信心的综合效应，他万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在流逝的时间中所应奔赴的位置和所承担的责任，那种把人类历史和个人命运交融在一起的神圣使命感油然而生。
詹丽颖
詹丽颖，是位一辈子不知控制自己言行而且不叫人喜欢的人，也是一位常以人家最不欢迎的方式去热情帮助他人的人。她当右派纯是因为不识时宜的言行和不知好歹的举动。例如，当众宣布新来的副主任夫人是“三寸丁谷树皮”，其实并非如此。人家刚死了丈夫她就叫人家去看外国喜剧片，而且说人家装什么假正经，待人家撂下脸时，她也不觉什么，又去缠另一位。“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和争吵的对象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着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食堂青虫事件最能说明这一点。由于别人厌其性格，在划右派时她虽属于两可之间也被划进右派范围。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本性未变。但她豪爽，吃苦耐劳，不记仇不报复，乐于助人。她实际是一个本质不坏但不会处事且本性难改的小市民。
潘秀娅
潘秀娅，照相馆的营业员，在家中排行老五，家里也是人多钱少，过惯了穷日子，也知钱之不易。只是小市民气，虚荣心强。在购置婚姻用品上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宁要小羊头，不要大牛尾！”
韩一潭
编辑韩一潭是个老实胆小的人，曾将自己的女儿因说了句江青的坏话就用车子亲自送到派出所，结果派出所未加置理，此后父女之情淡然。他也是位温驯听命认真的编辑，顺风走的编辑，几经风雨，他“江流石不转”。他也有艺术眼光，常能点铁成金，甘心当编辑，虽然他有过失落，但习惯了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
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刘心武说，《钟鼓楼》是我创作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发表于1985年，已经31年了。他虽是老作品，但我非常珍爱它。它的诞生过程很有趣。我1977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轰动，从此我走向文坛。1978年恢复后的中国作家协会进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班主任》获得了第一名。1979年初就召开了颁奖会，老前辈茅盾先生把奖状颁给我。1980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茅盾先生在发言中说：你们年轻的作家和作者已经发表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有人也写了很不错的中篇小说。但小说的形式多种多类，其中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长篇小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应该出现长篇小说，你们应该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
刘心武说，随后茅盾先生就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严文井：刘心武来了没有？我就站起来了，他慈祥的目光给我鼓励，并说：很好，请坐。短篇小说写的不错，听说你写了中篇，但更应该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次会后茅盾先生把多年的积蓄捐中国作家协会,建立“茅盾文学奖”。当时我发誓要写长篇小说，而且要写好，争取得奖。矛盾先生这么鼓励我，不能辜负他的期望。1981年我在杭州写一个中篇小说，我在西子湖畔散步，在“阅报栏”上看到报纸登着：《茅盾先生在北京逝世》。当时感到特别痛苦，我的长篇小说他还没看到就去世了，就更加激发我一定抓紧时间写长篇小说。那部中篇小说写完后，我就集中精力构思长篇小说。刘心武还讲述了《钟鼓楼》在上报审批和发表时的曲折经历，特别是著名作家王蒙给以了支持。他说，1985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我觉得可以告慰茅盾先生的在天之灵。出版时著名画家丁聪为其设计和插图。
作者通过对这个群体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浓厚的时代背景下的人们的生活／精神／冲突／和谐。我想围绕两个主题谈谈这本书中的几个个性鲜明的人。
婚姻观
书中对爱情的描写集中在三个群体上：其一是冯婉珠／荀磊／郭杏儿／张秀藻，其二是慕樱／英雄／葛尊／齐壮思／稽志满，其三是薛纪跃／潘秀娅。在对这些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刻画上，作者体现了当时在思想急转弯／新旧思潮碰撞时的革新与守旧。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慕樱和她所坚守的爱情观。慕樱最早爱上了战争归来残疾的英雄。与其说她是爱，不如说她最初是混淆了精神上的崇拜和爱。在她之后的复读的大学生活中，她原始的心智得到了开化，分清了自己对英雄的真实情感后，她渴求得到更多。她之后爱上了大学的团支部书记葛尊，热恋后成为夫妻，得一女。之后她在工作时认识了齐壮思，从此为他而倾倒，以致最终与团支部书记离婚。外人对她的婚姻历程褒贬不一，她也曾公开发表过自己的婚姻观。以下为部分摘录：
责备爱情的多变，就如同责备世界本身丰富多彩一样。一个关在屋子里不出去的人，他自然只能从狭小的天地去发现可爱的对象；一旦他走出屋子，来到了田野，他必定会发现更加可爱的东西；而一旦他从平原登上了山岗，视野进一步得到拓展，他必定会发现更高一级的美......
她认为，婚外爱情是合理的， 爱情的多变性是由爱情这种东西的本质决定的；如果爱情消逝了，那么再维系婚姻的关系便是虚伪，是真正的不道德；要求爱情专一，是要求”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的陈腐观念；最严肃，最纯真，最道德的爱情，便是敢于爱自己真爱的，敢于对曾经爱过现在不爱的坦率说出”不爱“，乐于迅速及时地脱离已经没有爱的关系；只要不是强迫性的感情关系，都是合理的，因而也都是道德的；离婚率与再婚率的上升，同居关系的公开化，不但不是”世风日下“的表现，恰恰是文明程度的提高....
文中的两个知识分子，冯婉珠／荀磊这两个新时代年轻知识分子也展开过对慕樱的爱情观的辩论。以下为部分摘录：
冯婉珠：“她这’屋子里’，’田野上’，’山顶上’的比喻，其实是站不住的。爱情，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一个人和景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风景，对于物品，我们可以这样做……有了更好的，自然可以立即舍弃旧的取用新的；可是，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人呢？……既然爱过，那么，即便现在不爱了，也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荀磊：”即便一方爱情已经消失，也应继续尽夫妻间的义务？“冯婉珠：”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适当地克制自己的反方向感情，更多的为对方着想，作出恢复原有情感的努力......便都是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荀磊：”可是倘若克制不住，恢复不了呢？那么到头来不是还得离异？而拖拖拉拉的离异，会给双方造成更大的痛苦啊!“
个人认为，慕樱错在没有认清自己，没有认清对方，就草率的做了决定，以致到顿悟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和对方之间的隔阂，从而离婚。她的离婚中包含着非理性的因素，和对法律的蔑视。不过，这部分也是因为她收到时代因素影响的缘故。那段非常时期出生的孩子受到的爱情启蒙和自我认知都开始的太晚，法律在他们心中的地位缥缈若虚无，继而塑造出慕樱的畸形价值观。慕樱的观念中缺少了法制意识的存在。如果结婚只是为了提升自己，为物色下一个人选／为离婚而准备，不管不顾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关系，不在意作为子女法定监护人所应履行的抚养义务，这样的人的心智是不健全的。这便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阴影吧。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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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赏析] 品如松石香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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