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知名作家贾平凹最新力作——50万字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发生在战争时期一个绝美的爱情故事。据贾平凹之前媒体透露，这是一个关于秦岭的故事，书名起初叫《秦岭志》，因为和《秦腔》有点重复，现在改名《山本》。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棵“常青树”，且60岁后，是以每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的节奏，《山本》已经是他创作40多年来的16部长篇小说。

       去年以来，也是贾平凹收获最为丰硕的一年。作品翻译在海外掀起了热潮，呈现“井喷式”增长，葛浩文翻译的英文《废都》、陈安娜翻译的瑞典文《秦腔》、吉田富夫翻译的日语《老生》、安博兰翻译的法语《古炉》、《带灯》和意大利语《高兴》、胡宗锋和美籍留学生罗宾·吉尔班克翻译的英文《土门》相继出版，德语《极花》、西班牙语《极花》、《秦腔》、阿拉伯语《废都》和瑞典语《怀念狼》等作品也正在翻译之中。其中，英文版长篇小说《高兴》荣获亚马逊亚洲文学排名第一，外国翻译文学排名第一，中国文学排名第一，kindle所有图书销售排行top100，被亚马逊授予“海外最佳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长篇小说《极花》荣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的首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荣登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荣登2017年中国作家海外图书馆收藏榜首，在海外被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6个域外国家、地区的79家图书馆收藏，成为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多的图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授予“优秀作家贡献奖”， 澳门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山本》是作家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做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史诗巨著。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腹地的涡镇，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推演了一部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地方志。“为秦岭写些东西是我一直的欲望，初时对秦岭的植物和动物感兴趣，后来是被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秦岭里那些人物的故事所诱惑。”贾平凹说，写人比写动植物更有意义，更能表达他所要写的对于现实的恐惧和对于生命的无奈。

  贾平凹坦言，写第一遍初稿的时候，是在豪华的笔记本上写；然后再在稿纸上进行抄改，完成第二遍写作；之后，又从第一个字开始进行第三遍抄改。“如果写10万字作品的话，经过我手其实起码已经写了30万字。《山本》大概有45万字左右，算下来我用手写过的共有130多万字。”

  贾平凹面对新作充满忐忑，评论家却纷纷点赞。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认为，《山本》是一部向传统经典致敬的书。“所谓致敬，不是对传统经典顶礼膜拜，而是处处体现了对传统经典的会心理解，对于传统经典的缺陷，则毫无留恋地跨越过去，以时代所能达到的理解力来实现超越。”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评价说，这部作品尽管书写了中国极具动荡的一段历史，阅读起来却觉得平淡，即便是写血腥、残酷的死亡，也是平平淡淡地写，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书写，同样不动声色，“有时甚至觉得不过瘾。但当你把书合上，才觉得有味道。”

  对于死亡血腥、残酷的大量书写，在贾平凹过去的小说中很少见。贾平凹慢悠悠地解释，“影视作品里，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的死都很壮烈，都很有意义，但我书里面的人死得都很贱、很窝囊、很没有意义。”他说，如此处理，是因为现实生活也往往这样，很少死得轰轰烈烈，大多是或偶然或毫无意义就死了。他坦言，“写了那么多人的死亡，自己也觉得窝心、惊恐，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的诅咒。”

  贾平凹1973年步入文坛，40多年来已创作长篇小说16部，近些年来更保持两年一部的出版节奏。“这些作品都没重样，都维持在一个水准，不像有的作家起伏很大。”潘凯雄如此说。

  在潘凯雄看来，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拼接起来就是中国历史的文学呈现，从上世纪初到当下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变迁、重大社会问题，都有所呈现。“特别难得的是，这些作品都呈现出各自的风格，都有一定的辨识度。”

  贾平凹对此进行了一番注解，“一部部写下来，其实压力很大，如果没有创造、创新，就等于没写。”他打比方说，这种感觉就像跳高一样，突破一次，其实就是突破一厘米。所以就要想方设法，写得和以前不一样。比如《极花》故事单一，是第一人称写的，以主人公极花的心理感受来写。《老生》写了四个阶段，就要有一个结构把这四个阶段网起来，思来想去，里面加入了《山海经》。而《山本》要全方位来写，秦岭动物、植物、山水、风俗都要写。

  尽管千变万化，但贾平凹坦言，有一点不变，他走的既有《红楼梦》这条路，也有“三国”“水浒”这条路，“《红楼梦》教我如何写日常，《三国演义》《水浒传》教我如何写得硬朗。”

  而对于每两年就推一部长篇，贾平凹实言以告，“总觉得有东西要写，总觉得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他说，就像多年来有的人家生孩子，生了六七个女孩，老想要个男孩的感觉一样。

  贾平凹更时刻告诫自己，有的作家写到一定时候，就容易投机，就容易写不动，但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早已和社会脱钩。他总会不断提醒自己，“对于生活、社会，一定要有机警心，要保持敏感，对写作永远产生寂寞感。”

  这十多年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书名都是两个字，《高兴》《秦腔》《古炉》《极花》……“我喜欢两个字的书名，这是我自己的爱好。”他说。

  关于《山本》书名的来历，贾平凹特别提到，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来叫《秦岭》，后来觉得与曾经的《秦腔》容易混淆，就变成了《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贾平凹解释，山本，“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张口音这才是生命的初声。“给书起名，跟给孩子起名是一样的。”

  他一直相信，冥冥之中书写出来就有命运，有些书的命运就好，有些书的命运就不好，像《废都》的命运不好，将近20年后才再版，“这次给新书起张口音的书名，是希望这本书的命运好。”

  贾平凹墨守的规矩还有太多，《山本》责编孔令燕说，她从1998年与贾平凹老师相识，至今已有20年，“他在文字面前一直保持敬畏，盛名之下，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名作家。”她提到一个细节，20年来每次拿到书稿都是手写稿，67万字的《古炉》是四大厚本，贾平凹来来回回改过三版。在孔令燕看来，贾平凹的手写稿和他所写的历史、生活是融为一体的，代表了一位当代作家对传统审美的继承。

  贾平凹坚持认为，说到底，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各个方面，“就像《西游记》其实也是在写一个人的情感，是把人性各方面分散开来写。”尽管是写自己，但他坚信，你的能量，你的视野，你对天地自然、对生命的理解，决定着作品的深浅和大小。“我是写了几十年的人了，又到了这般年纪，有些东西只能看透，有自己的体悟，但更多的东西也在迷惑，企图去接近它，了解它，向往它。”

  “迎合式写作，肯定不是好作家。”贾平凹从不信奉心里装着读者这件事，他信奉的是，要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写出来，否则老是考虑某一部分人，只会写成鸡汤式的东西，或者写成宣传式的东西。

        “为秦岭写些东西是我一直的欲望，初时兴趣于秦岭的植物和动物，后来改变写作内容的是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秦岭里那些各等人物的故事所诱惑。写人更有意义，更能表达我所要写的对于现实的恐惧和对于生命的无奈。”在日前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贾平凹说。

  贾平凹的很多作品都在写家乡，比如商洛，而商洛地区就在秦岭里。以往的作品中秦岭多为背景，而在《山本》中秦岭走到前台变成主角。“以前写商洛的故事、家乡的故事，说穿了也是写秦岭的，只是没有那么明显的直接把它说出来，现在写秦岭就是把家乡扩大了。”在贾平凹看来，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它在中国的腹地横着一道，这样中国气侯才分为南和北，而中国历史上70%、80%的故事都发生在秦岭南或者秦岭北。秦岭横跨了甘肃、陕西、河南三个省，其中主要部分都在陕西。

    《山本》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到一支地方武装在兴起到灭亡的过程中，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推演了一部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地方志。

  小说以秦岭中一个名为涡潭的小镇为起始，讲述了杨家棺材铺童养媳陆菊人从娘家带来了三分胭脂风水宝地，被不知情的公公赠与井宗秀葬父后竟使涡镇的世道完全改变，从而也引发了一幕幕激烈动荡的战争。逛山、刀客、土匪，游击队多股势力一时间风起云涌，割据各方不断厮杀，同时井家兄弟之间的特殊关系与阮家族群的刻骨仇恨也在特定的时期与地点中变化升级。

  战争在《山本》一书中占有大量篇幅，并且被描绘的异常惨烈，全书大大小小的人物有百人之多，其中大部分人物的结局都是在战争与斗争中横死。描写死亡时，贾平凹笔触并不委婉迷人，而是惊人的直白，暴露出无限的原始生存状态。在叙述上，贾平凹运用“战争与和平”两条主线的不断交叉与变化对故事进行延展，由人物引发事件，再由事件引出人物，往复中带有强烈的史诗感。

  在自序中，贾平凹写道：土地上长出了一支花，或许这是恶之花，要写出这种恶之花，必然就得写出土地的藏污纳垢，写出他们身上的毒素和一步步排遣这种毒素。在那个环境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命如草芥，死亡司空见惯。当我写的时候，也是一种恶心、一种悲凉、一种哀叹，所以我写的那首诗最后两句是“世界荒唐过，飘零只有爱。”

  除了战争与死亡，贾平凹笔下的整个秦岭充满了灵性与神秘，凡遇见德行好便会落下皂角的老皂角树，能预感战争的老鼠，听得懂兽语的奇人都在书中详尽其说。此外，《山本》更可谓是一部秦岭志，书中悉数描写了大量动植物的外貌特性，很多情节读起来颇有《山海经》的意味，平添了更多与天地神灵对话的意境。

  对于《山本》的创作手法，贾平凹说：“中国古典小说中，《三国》《水浒》这条路讲究传奇，写的特别硬朗，故事性特别强，而《红楼梦》教会我怎么写日常生活。《山本》则是尝试用《红楼梦》的角度来写《三国》和《水浒》的故事。”

  与以往描写商洛作品不同，在《山本》中，贾平凹视角是宽广的，他将叙述延伸至整个秦岭，把事件也置于更广阔的维度，然而这种广阔并不简简单单是时间上的拉长，而是空间上的浩然，涵盖天地百川之广，包罗万物生灵之全，大到一山一水一树，中到一人一物一餐，小到一虫一草一石，又皆为书中角色，让人称奇。

  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山本》第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小博大”，以涡镇这个当时中国政权最底层细胞，顺着上溯到平川县、商洛地区、秦岭再到整个中国，从中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剧烈的动荡和变迁。其次是“以平博曲折”，不论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是血腥残酷的死亡，作品叙事的节奏就是平平淡淡的写，看得时候似乎不过瘾，再琢磨是有味道的。再有“以文博史”，读的过程中并没有历史感，作品中呈现更多的是小镇的日常生活，但其中蕴藏文学、文化，合上书的时候你会深切感觉到这段历史。

      陈思和注意到《山本》的现代性视角。一方面贾平凹是中国化、本土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此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同时，贾平凹小说的现代意识也值得重视。贾平凹常被理解为尊重传统的作家，其实他的《山本》还具有今天许多作家尚未达到的先锋性。他用土话瓦解了现在的普通话、大路货的话语，具有很强的文字张力；小说中大量人物潜意识的描写等，都是先锋性的重要表现。郜元宝注意到了小说中的视角问题。他认为，看似鲁迅式的启蒙视角在《山本》里不存在了，作家居高临下的审判、解释被隐蔽了起来。可是隐蔽不等于撤销，作家是在向传统致敬，但致敬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隐含作家的主视角在小说中被拉得很远，作家将秦岭的习俗、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铺开来，好似是欣赏，是无奈，但背后总归有着价值观念的支撑。

  对于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多位评论家将《山本》与贾平凹近年来的《古炉》《老生》等作品相联系，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吴义勤认为贾平凹在《山本》中对历史叙事进行了新的探索，作家关注的是历史的空隙，但又态度庄重。小说中的涡镇是中国近代史的象征，作家采用文学视角，着墨世俗烟火的日常生命，历史大事反而被世俗湮灭了。小说中的历史被空间化，表面上作家在写历史事件，但更多呈现为涡镇与秦岭结合的空间感，时间反而是停滞的。以往的历史小说中，人物成长与历史发展的逻辑一致，但《山本》中的人物却是反成长的，回到了人物的原始自然状态。刘艳认为，贾平凹为秦岭写志，其实在为近代中国写志，秦岭是他窥见一段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窗口。《山本》将一段相对较短的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充分具象化，用多得数不清的细节叙述将小说充盈起来，同时又气势恢弘。50万字的小说不分具体章节仅用符号相隔，这种叙事转换需要结合叙事学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对于作家如何处理复杂的历史素材，张学昕说，贾平凹选择了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关于细部的修辞。《山本》回到了历史的原点，其重心在于小人物日常的生活流。贾平凹在《山本》中对人物的悲悯与对草木虫鱼的悲悯相通，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善、恶的界限；不再纠结历史，不再纠结各方势力的争斗、拼杀，这是对人与历史的更深层反省。

  小说的艺术特征也是与会学者们的关注重点之一。王光东认为《山本》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民间记忆”这一新的审美形态。《山本》对历史的叙述是建立在民间记忆的基础之上的，以一种反史诗的姿态，借助民间记忆叙述历史的方式，拒绝了通常被灌输的历史知识，是通达民间记忆中历史的另一种真实。小说中，天、地、人，儒、道、佛，所有的内容都融汇在一起，很难说清是什么样的力量主导了民间记忆的叙述。从《老生》到《山本》，贾平凹激活了民间记忆的力量，有民间的朴素同情与悲悯情怀。杨杨认为贾平凹的这部小说内容驳杂，气象宏大，呈现出马赛克式的拼贴样态。每一碎块摆在不经意之处看不出特殊意义，但在作品读完后再回看一点一滴，都体现了历史的意味。

  研讨会上，贾平凹认为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影响、发酵，这一过程推动了文学的演化。他提到，现阶段自己的创作不是纯粹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想把自己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对人生、命运的感悟塞入小说。这些东西对“人”活着有用，是写小说的重要价值。纯粹的写作性就是每部作品都在写自己，写自己对人世间，对万事万物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小，但是希望被人阅读后，对人的成长有好处。

  张新颖、杨剑龙、李国平、宋炳辉、王宏图、张业松、金理、黄平等也在研讨会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