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余艳这个名字，是2013年10月在沙家浜举办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年会上，一个来自湖南的美女作家从邻座专门来到我的座位前，自报家门：“我叫余艳！我老家也是河南的，咱们是河南老乡！”我说：“你河南啥地方的？”她说：“南阳镇平，我父亲是南下干部！”我说：“那咱是近老乡了，我们平顶山离镇平很近。”
后来，我们又在2015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济南年会和2017年的浙江南浔年会重逢，共论文与人，无话不谈。尤其是在济南年会返回平顶山途中，我读完了她的《板仓绝唱》，真是读了一路，哭了一路，她写得太感人了！从济南回来后我们经常通过微信联系，她还把她写的《红星兜兜》和《马桑树，灯台藤》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交由我主编的《智泉流韵》微信文学平台首发，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我对她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余艳，1962年3月出生， 女，汉族，河南镇平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文学创作一级。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副秘书长，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湖南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参加工作，先后在零陵地区纺织厂、冷水滩纺织厂、零陵卷烟厂、湖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出版有《板仓绝唱》《杨开慧》《人民，只有人民》等报告文学作品及多部小说作品。在《人民文学》《新华文摘》《中国作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100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作品。
余艳报告文学《板仓绝唱》《杨开慧》研讨会曾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湖南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张胜友，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委，湖南省作 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龚爱林等出席会议。
报告文学《板仓绝唱》和纪实文学《杨开慧》是余艳近年来创作的红色经典人物——杨开慧的系列作品，也是中国作协的“双扶持项目”，即“作家定点深入生活专题项目” 和“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其中，《板仓绝唱》被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为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该作品以杨开慧手稿为线索，以历史为依据，试图深度解读杨幵慧与毛泽东恩爱十余年的曲折情感，探寻杨开慧“舍小我成大我”的思想成长历程。长篇纪实 文学《杨开慧》共38万字，讲述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从相识相恋，相知相伴，直到两人分离永诀的一段历史。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余艳以《板仓绝唱》为代表的杨开慧系列作品构思精巧、视角独特，以女性的敏感和细腻深深地走进了另一个女性的情感、心胸，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作家将“爱情”与“革命”相结合，以“爱情”写“革命”，从“爱情”角度“还原”历 史真相，以真情抒写大爱，以心理描摹揭示人物精神，努力向深处幵掘与向髙度提升， 从而在报告文学如何进行“红色题材”创作，以及如何在艺术上“向内转”等方面进行了成功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我们正确认识“虚构”与“纪实”尤其是其关键的“文 学性”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范例。不走以往都以大气凝重的风格取胜谋篇之道，而独劈溪径，巧从伟人的亲情、友情、爱情的角度切入，写出“一线带多线”、“一轻代多重”的一条新路。
“一线带多线”：首先突出毛泽东和杨开慧爱情主线的书写，其次再带出毛泽东和贺子珍、蔡和森和向警予以及陶斯咏、李淑一等囊括多人物多线条的红色题材的爱情故事来。这样围绕主线拱云托月般的交叉叙述诸多副线，叙述主体突出，叙述线面宽阔，叙述故事引入入胜。
与此同时，“一轻代多重”：即作品注重凝聚人物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之重，爱情与崇高完美统一的境界价值之重，以轻松细腻来取代这些凝重风格和隆重品格。把一批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人，还原成平凡人，又从平凡人都具有的情感中，再写出他们的不平凡之处来。这种“一线带多线”的艺术构架和“一轻代多重”的多方位思想开掘，探索出了一条红色题材创作新路子，这既提升了文本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又让读者从中获取崇高感，受到一种向着光明与理想而进取的精神启导。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写人的。《杨开慧》，余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以历史为依据，以杨开慧手稿为线索，以她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题材，是一部讴歌革命与爱情、颂扬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纪实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有利于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奋发向上的人生观，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众教科书，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教育力量和精神意义。在塑造人物典型方面，《杨开慧》同样写出了新意：作品始终用伟人亲情、友情和爱情作文本经纬线的支撑交织，然后血肉丰满地去刻划人物形象，立起了一代民族精英的青春群雕。杨开慧是毛泽东出身名门、姣美文雅的爱妻，更是他叱咤风云、志同道合的战友。杨开慧给毛泽东的爱，影响着一代伟人的一生，更谱写了一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短短29年的人生，跟随丈夫有传奇的事业、幸福却苦涩的爱情，轰轰烈烈又提心吊胆的生活……在杨开慧大气磅礴而又悲情壮丽的故事里，那遥不可及的伟大、神奇传说般的惊险，都是发生在她身上的真实!她的一生用鲜血浇注对爱情和理想的忠贞，用生命托起对丈夫的希望和信赖。
本书以历史为依据，以杨开慧手稿为线索，从杨开慧十三岁少女情窦初开时初识毛泽东开始，记录了他们随后在救国救民共同理想下的交往，突出了杨开慧"舍小我成大我"的思想成长历程，和她在大起大落的时代风云中对毛泽东忠贞不二的爱。作品时间跨度近二十年，直至杨开慧英勇就义，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真实、生动、独特而卓越的女性形象。
当历史远去、政治符号还原为真实的人，本书便有了不一样的生动与亮色，仿佛邻家女孩，让我们在她的故事中沉湎、唏嘘、感叹--这怎是一个情字了得!
书中生动再现了青年毛泽东胆识超人的大智大勇，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敢闯新路的政治品质。他神勇地用两百条木枪换来三百条真枪，神奇地舌战两个军阀头子拱起“内杠”作驱张运动的“另类杀伤”。青年毛泽东救国救民的雄才伟略，顶天立地！仰望他伟岸的身影，令人敬佩不已，立志高远。
同时，作品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杨开慧敢爱敢恨、追求光明自由、与毛泽东真情相拥的爱情绝唱，直至她把民族存亡搂进内心而英勇就义！读到此处，面对她强大的内心世界，谁不震颤心灵？！作品中对所有先躯者描划生动鲜活，个性鲜明，引读者跨越时空与他们一个个亲切握手，亲切交谈，久久驻足在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共通处与情感共振点：叩向灵魂，坚定信念。
写红色题材要出新，《杨开慧》还新在没有大道理发声，更不见有生硬的说教，通篇以生动活泼、幽默深情而不失含蕴的审美语言，使全书文字保持动态跳跃和自然流畅。虽然在言说伟人情怀之爱，却没有点滴轻佻浮躁之气。文本重心表现伟人的鲜活情态和情感，却又不失伟人为情为爱的庄重感。这样，也就能令作品始终“保鲜”着对史诗性意境挖掘深刻和延展丰盈，诠释着民族情怀、精神信仰与生命的意义。
《杨开慧》的英烈故事、历史情境和叙述节奏，一律以“活”出新，而呈现给读者。似有一股素韵清芬迎面扑来，让人感觉字字生风，句句灵动，散发着深沉厚重而又活色生香的历史美学品格。
《杨开慧》告诫人们：胜利来之不易。书中塑造的一批为理想、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英雄群像，让后来人高山仰止，无限崇敬。他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视革命理想高于一切，因而面对生死考验，面对利益诱惑，都坚定沉着，不缺钙，不软骨，不后退，敢闯新路，勇于向前。作品自始至终，让我们感受到革命家的爱情与人生，永久地附丽于“庄严、伟大、奇丽、雄浑、刚强、劲挺、高贵以及悲壮”的质地，为理想而奋斗，为信仰而献身，为向上向真向善向美而永远地传递着精神力量。首先打动我的是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当代世界人们对纪实文学作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很多纪实文学作品缺乏文学性，难以让人在阅读中进入欣赏的状态。余艳写过不少小说，这次走到纪实文学领域来，对她可能是一种约束，却也可能带来一些进步。在余艳笔下，杨开慧这个人物性格鲜明。比如写杨开慧的感情，爱和意志，写她自小就非常敏感，长期非常自尊、自强，这些都是性格方面的表现。随着作品的进展，我们还在杨开慧身上看到不同于传统中国女子的性格。文学作品有没有写好人物，这个人物有没有性格或鲜明的个性是重要标志。这一点，无论是虚构的小说还是非虚构的报告文学，都是极要紧的。个性，并不是那种故意写出来的与他人不同的东西，而是人的品格中那种坚定的，不为压迫所变、不为利益所移的性质。作品中杨开慧不为人迁就的爱那么鲜明，而且，她的性格凝聚着家庭教育的特征，打着她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杨开慧，出现在中国20世纪的早晨，俨然是闪耀着新世纪曙光的新女性。
《板仓绝唱》是从杨开慧手稿这个基点出发而走向她与毛泽东的爱情内容的。因此，这个当年完全是个人私语的信件内容，本身就包含着很强的个性和隐秘性特点，何况又是杨开慧与毛泽东这样的先烈伟人的情感内容呢！只是浮面地将书信发现的情形介绍述说出来，有作用，可显然简单和草率，有负这些蕴含着杨开慧最深情揪心和精神情感抒怀的文字表达。在反复地阅读信件原稿和对当时杨毛生活生存及行为进行仔细辨识之后，余艳坚定地作出决断，从信件这个窗口切入，深入地理解杨开慧和毛泽东虽然短暂，但却生死牵挂，古今奇绝的爱情生活世界。这才有了正如副标题所示：“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这样的个性内容表达。
这部在写实基础上的文学书写作品，非常具有女性的细腻感觉和接近精准的探微表达。作品在巧妙的开篇引领之后，用杨开慧信件中的回忆表白文字为章节标题，在并不冗长的11章6万多字数中，很清晰地描述了杨开慧同毛泽东从相识、到相知、到相生、到分离、到永别的曲折坎坷丰富情景内容。通过对杨开慧信件内容的解析，将一个既是同毛泽东有共同高贵精神信仰的战友，又是一个毛泽东深爱并结婚生育有三个孩子的妻子、母亲，但又因为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而不得不忍受离别、思念、煎熬，还要时时经历敌人监视，追捕的革命者，女性、母亲和战士、直至最后在刚刚进入29岁时，被敌人抓捕并杀害的杨开慧给予了真实和文学的形象生动描述，非常地令人惋惜和感动。作品从杨开慧真实的信件中，看到了她和毛泽东曾经志同道合的革命情谊和真挚爱情生活，也还原了在当年非常复杂的环境人物所面临的艰危和痛苦无奈的选择，在不少看来严酷的矛盾中，很准确地表现了杨开慧“我是真的爱他呀”、“他那生活终归是要我思念的”、“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倒在其次”、“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的内心写照与“我简直要疯了------人越见枯瘦”、“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我在做一个噩梦？“我疑惑他已把我丢弃-----”、“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等内心独白和经历的苦闷与煎熬生活。而在井冈山和板仓之间，隔绝的不仅是万重关山，还有敌我的生死对立和音信的阻断，更有亲情牵连与撕裂。这所有的一切，都从非常复杂和现实的角度介入了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爱情世界，从而使他们的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内容变得异常的错综交替，难以言说。对于这样的情感表现和深刻的个性意蕴内容，非当事者实难完全准确理解把握。可是，我以为，余艳围绕杨开慧亲笔书写的文字所进行的解析整理十分条理分明，其中的某些理解也许接近当时人物的环境和选择。对于探析感受当事者的那段感情生活会有很大的启发。但是，必须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所有精神或情感的表现，任何的解析判断必须要还原历史的环境和人物的特殊生活行动，绝不能简单粗暴地用自己或者后来者的私识与现今的感觉轻易地臧否历史人物。更不可以以政治情绪化的态度歪曲和亵渎本来是高尚纯洁，即使是因特殊复杂环境带有某些瑕疵的历史对象。正是在这样的观点支持下，我对余艳的历史客观态度及庄重认真仔细的文学写作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板仓绝唱》首次公开了，杨开慧牺牲前所写的“万言书”，回忆了她与毛泽东恩爱十余年的情感之路和革命斗争。
这本书是近年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极其罕见的优秀作品。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开拓创新、特色鲜明、意义非凡的精品力作。一、构思新颖,视角独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不同于小说等虚构文学,其创作是否成功,题材因素所占比重甚大。因此,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首先就非常注重题材的选择与开拓。
余艳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深深地走进了另一位女性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杨开慧是伟大的，她对自己的丈夫爱得深沉，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直到最后，敌人用残酷刑罚逼她与毛泽东离婚时，她依然坚持不从，直至血洒刑场，壮烈牺牲。
杨开慧是有情有义的，这份情意让毛泽东痛苦不已。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壮烈牺牲于长沙识字岭。在临刑前，她留下了两句遗言：“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我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余艳在总结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情时，也写下了两句话：用鲜血浇筑对理想的无私和忠诚；用生命托起对丈夫的希望和信赖。
进行《板仓绝唱》这样的创作，无疑面临挑战。讨论伟大领袖的爱情，对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进行颠覆性的论述与评价，尤其需要勇气。《板仓绝唱》讲的是毛泽东妻子、革命烈士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独自在长沙老家的板仓苦苦等待秋收起义后逃亡到井冈山的夫君毛泽东时，隐隐约约听说了自己的丈夫已经在那边有了“相好”贺子珍后的那种苦楚难尽的情感纠结之后写下的万言书时的情感故事，读后令我全身热血沸腾、思绪久久难平，这是因为：杨开慧作为一个母亲的苦、作为一个孤守丈夫的妻子之苦、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无奈之苦！这个“苦”字其实何足于杨开慧的内心感情巨澜？当时她身处敌人随时逮捕和枪杀的绝境，三个儿子怎办？我杨开慧还算是“赤匪首毛泽东”的妻子？
“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这是杨开慧自己写下的话，死是她喜欢的事？一个正当年华的女人，怎能有这样的心态？而且对死还是“喜欢的事”！
在“身边的战友、朋友、亲人、闺蜜一个个倒下，激起仇恨的同时，也激起她非常的革命斗志，而让她义无反顾——赴死？还是焦虑、担忧、疲惫、躲藏，一个女子，柔弱的身躯，想尽快结束这马拉松式的折磨？”这是余艳的疑问。“还有别的原因？”
作者在寻觅答案。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总是不见来信”。这是杨开慧吐露的一丝“原因”。
呵，真正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余艳以女性作家的特有敏感嗅到了这一点。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杨开慧的心扉开始猛然开启——她要到井冈山去，去那里干什么？想知道什么？或者她已经知道了什么？
她知道了。知道了丈夫毛泽东在初上井冈山时又一次在政治上失意，据说他不但被撤去了党内要职，竟然传言还被“开出了党籍”。于是毛泽东病了。就在他病倒的时候，一个当地漂亮的19岁的少女走到了他身边，整日陪伴他，为他治腿伤，更是在治他心上的伤痛……久而久之，俩人在一个黑夜的黄昏拥抱在一起。
“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检（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这几个小宝，我终于不能去逃避。”这是杨开慧留在万言书里的话。一个名正言顺、名媒正娶的妻子和膝下三个儿子的母亲，听说这样的事后能不难过、能不寂寞、能不伤心欲绝吗？
她又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当毛泽东就在此时托人带回口讯说：“开始生意为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是暗语。就这封信，又让杨开慧死灰复燃，激动得这样描述：“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下来了……只有五十天，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多情加痴情的妻子好像又忘却了所有情怨，她托堂弟杨开明捎去两坛豆豉辣椒和亲手做的两双布鞋给井冈山上的丈夫毛泽东。据说，毛泽东接过妻子千里迢迢转送来的布鞋时，沉默良久。但井冈山的艰难岁月已经不再任毛泽东顾此及彼了，他只能顾及一方而痛弃一方！
关于发生在井冈山上的“毛贺之恋”，在过去的党史和普遍的传说中，所能找到的正当理由就是毛泽东为了带着弱小的红军在井冈山上站得住脚，因此听任山寨王袁文才和王佐的全力撮合，毛泽东才“考虑再三，为了联手王佐、袁文龙，为了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为了红军在井冈山的发展”，最后“不得不勉强同意”与贺子珍的联姻。
在阅读和分析杨开慧的“万言书”后，余艳认为，以往的这种解释和判定是错误的。她认为，“单看毛泽东在党内地位中的那些起起落落，我们不难发现，每当毛泽东的思想决策与党中央领导的思想相左相悖时，毛泽东的思想坚持与行为坚定从来没有动摇妥协过，哪怕毛泽东深知自己的坚持会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什么后果。毛泽东素来反对没有爱情的结合，以他决不屈从的性格，他会为了两个山大王而让自己的婚姻打上政治功利的烙印？”
换句话说，毛泽东绝对不可能以牺牲自己的爱情而搏得政治上的一时胜利的。余艳进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其实，对毛贺之间的这段姻缘，完全没有必要去刻意放大或刻意缩小或刻意遮掩。在毛贺之恋的故事中，我们可能无法淡化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正处革命的低迷阶段。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并不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是从一个挫折走向另一个挫折。在前有豺狼后有虎豹的险恶环境里，同志之间的相帮相扶已成最后的生之希望。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毛泽东身体衰弱情绪低迷之时，一位纯洁深情的女战士来到了被开除党籍的毛泽东身边时，对落魂的毛泽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对当时的毛泽东而言，贺子珍的出现，犹如沙漠旅人在干渴之时看见了一泓清泉。其实这就够了。毛贺结合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寻找爱情之外的理由。”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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