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女，1957年9 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父为油画及水彩画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母亲是声乐教授，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铁凝为长女。

       1975年高中毕业，因酷爱文学，放弃留城、参军，自愿赴河北博野县农村插队。同年《会飞的镰刀》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集。该小说是铁凝高中时的一篇作文，后被认为是其小说处女作。

       1975年至1978年在农村务农4 年，此间写出《夜路》《丧事》《蕊子的队伍》等短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艺》《河北文艺》等文学期刊。

       1979年调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冬，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拜望茅盾、张天翼等前辈。

       1980年参加河北省文学讲习班。同年，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在孙犁主办的《天津日报》"文艺增刊"发表，《小说月报》转载，并引起争鸣。第一本小说集《夜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2年夏，参加《青年文学》编辑部在青岛举办的笔会，会间写出短篇小说《哦，香雪》(发表于当年第9 期《青年文学》)。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3年《哦，香雪》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十月》发表。

       1984年短篇小说《六月的话题》发表于《山花》，并被改编为电视短剧。同年由保定地区文联调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于当年召开的河北省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1985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六月的话题》分别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根据《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获本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4 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成为该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理事。 5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国际笔会中心美国会所与美国作家、学者座谈、交流中美当代文学现状。

       1986年应邀赴挪威参加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在该书展专为中国作家举办的"中国作家报告日"做"中国女作家与当代文学"的演讲。同年中篇小说《麦秸垛》在《收获》发表，河北省文联召开铁凝作品研讨会。

       1987年应霍英东先生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中篇小说《村路带我回家》改编为同名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

       1988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在作家出版社大型刊物《文学四季》创刊号以头条位置发表，次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台湾版小说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由台北新地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小说集《麦秸垛》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西班牙文《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单行本在西班牙马德里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9年2 月，《文艺报》、作家出版社、河北省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玫瑰门》研讨会。同年，中篇小说《棉花垛》在《人民文学》发表。

       1990年至1991年，写出《孕妇和牛》《马路动作》《砸骨头》《埋人》等小说，将《哦，香雪》改编成同名电影，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为首批国管专家，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两年间积极协助当地政府为开发野三坡旅游风景区立项和申请资金。

       1992年出版两本散文集《草戒指》(百花文艺出版社)、《女人的白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发表中篇小说《对面》。获得该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庄重文文学奖"。

       1994年，长篇小说《无雨之城》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连续4 个月列为上海、深圳、北京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铁凝认为此书并非为了畅销而写。被《女友》杂志评为"中国十佳作家"。

       1995年春，应美国政府之邀，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美国13个州，并接受俄克拉何马州"名誉副州长"之证书。夏，应高雄文艺家协会之邀，随内地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台北拜会林海音先生。9 月，在北京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日本东京近代文艺社出版铁凝小说集《给我礼拜八》，译者池泽实芳。电视剧《遭遇礼拜八》(上下集)播出。

       1996年10月，河北省作家协会从河北省文联中独立分设，铁凝当选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同年年底，在中国作家协会第 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5 卷本《铁凝文集》。

       1997年秋，应美国国务院邀请，随中国国务院知识产权考察团访问美国。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在《青年文学》发表，多家刊物转载，获《小说选刊》年度奖。之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被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聘为客座教授。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1998年2 月，赴香港参加香港作家协会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3 月，应以色列希伯莱作家协会邀请，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以色列。5 月，应韩国亚洲美术馆邀请，陪同父亲访问韩国。在河北省第七届文艺振兴奖评选中，获该奖项中的最高奖"关汉卿奖"，即"个人终生成就奖"。被《萌芽》杂志社聘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主编10人卷《女作家影记》，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9年初，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在《十月》发表。5 月，在北京参加挪威中国文学研讨会，做题为"无法逃避的好运"的专题发言。9 月，河北文学馆及河北省作家协会新址落成。年底长篇小说《大浴女》脱稿。

       2000年初，长篇小说《大浴女》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该作品讨论会在北京召开。9 月，参加由中国社科院土办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品讨论会。

       2001年春，由小说《安德烈的晚上》改编的同名电影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并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

       2001年4 月，应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8 月，担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此篇同时亦获首届"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市文学创作奖等。年末，在中国作家协会第6 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02年初，被上海大学文学院和河北大学人文学院聘为客座教授。7 月，应加拿大世界华文写作协会邀请，参加"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第6 届研讨会"。在"文学中的文明与暴力"的主题研讨中，做题为"从梦想出发"的专题演讲。

       8 月，在河北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艺术随笔集《遥远的完美》脱稿。日本东京近代文艺社出版铁凝小说集《红衣少女》，译者池泽实芳。法文版《大浴女》即由法国比基耶出版社出版。由《永远有多远》改编的15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国内40余家电视台播出。

       5 种小说和散文集《谁能让我害羞》《第十二夜》《回到欢乐》等分别由铁凝 新世界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等出版。

       2003年，《遥远的完美》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应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主编5 卷本《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选》。

       应新加坡教育部邀请，赴新加坡"写作营"授课。

       日文版小说集《麦秸垛》由东京现代文艺社出版。

       2004年出版《铁凝日记》。

       200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其长篇新作《笨花》。

       2006年11月14日第七届全国作代会上最新当选为全国作协第七届主席。
       现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最近网购了一册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这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系列之一，收人了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永远有多远》三部中篇小说。

       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的普遍而敏感的话题，"人的觉醒"不仅为"五四"新文学带来了普遍的人道主义，也开成了新文学的创作的强烈的文体意识和鲜明的个性特征。新文学在以后的发展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人道主义始终是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主要思想内涵和情感依托。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被作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并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击，被不加区别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理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都不得被否定，他们必须在政治斗争中被各种大一统的思想与思想模式所改造和取代。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性、阶级性成了人的惟一属性和文艺批评的惟一标准，人道主义完全被驱逐出文艺创作的领域。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人的个人的个体意识的复苏，人道主义才又在中国盛行。而作为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也必然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强烈的关注。铁凝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也正产生于此时，它深刻地反映了80年代初整个中国走向文明、开放的艰难与坎坷。她的小说常以普通人生活为表现对象，通过平凡的日常事物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并借助人物心灵深处的触动传达具有时代特征的情绪。她善于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捕捉人物内心的活动，以清丽简洁、富有音乐性和诗意的语言，营造空灵、淡远、含蓄的艺术境界。安然像个'假小子'，有人喜欢她，有人讨厌她，在她身上体现着时代的印迹和未来的光辉。姐姐安静理解这个16岁少女的心。安然上高中后，安静给妹妹买了一件大红衬衫，安然穿上神气极了。安静的性格和妹妹不一样，是个深沉柔弱的姑娘。姐妹二人感情笃深。安然最怕姐姐结婚。除了姐姐的婚事，安然还怕每学期末的评'三好'。连续三年评上三好学生的，考大学时可以得到照顾。安然聪明、刻苦、成绩优良，热情积极、关心同学，照理说要评上三好不成问题，而她却感到沮丧，没有信心。原因在于她曾得罪过班主任韦婉，并揭穿了班长祝文娟的虚伪。姐姐安静了解到妹妹的苦恼便去拜访安然的班主任、她昔日的老同学韦婉。韦婉出于世俗的偏见和对安然的忌恨，片面地向安静介绍了安然在班级中的种种'坏'表现，并特别强调，安然'现在打扮起来了，还穿了一件红衬衫，这是一种迹象，要引起注意'。一场围绕'评三好'引起的思想冲突由学校带到家庭，打破了这个家庭的正常气氛。对于姐姐的窥探、妈妈的责骂，安然自有主张。姐姐安静是某文艺期刊的编辑，为使妹妹能评上'三好'，她违背自己的心愿给韦婉送内部观摩电影票，还刊发了韦婉那首极其蹩脚的'甩膀子诗'。世故而浅薄的韦婉也心领神会地在'评三好'会上搞小动作，硬将她平素并不喜欢的安然评上了'三好'生。尽管评上了'三好'，但安然并没有逃脱一场污泥浊水铺天盖地而来的人身攻击，连她身上那件红衬衫也成了罪状。她感到委屈，而当她得知姐姐安静与韦老师在'评三好'背后所做的微妙'交易'时，她陷入更深的痛苦和思索之中。生活并不等于冰棍、足球、迪斯科，生活也有猜忌、困惑和冷漠。米晓玲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中途辍学，到商店去当营业员。沉默寡言的刘冬虎因父母分离，不得不告别自己的母校和同学，迎接他的还不知是什么。善良正直的爸爸一辈子苦苦追求，却画了那么多不被人赏识的画。温柔驯服的姐姐要嫁给一个身边有孩子的男人，而平时极其开通豁达的爸爸却暴跳如雷。姐姐最终还是走了。安然的好朋友米晓玲、刘冬虎也都含着眼泪走了。这就是生活，既很美，也很累。她，安然也要勇敢地去走，用自己的勇气去拉开人生的序幕。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也是她自《哦,香雪》以后又一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作品。小说发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将其和《哦,香雪》并置,认为它们都代表了铁凝早期的创作风格:清新、质朴。但实质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表现出了铁凝对于处于变革中的当时社会的深刻思考,在这篇小说中,铁凝从日常生活入手,刻画了在家庭、学校、社会中等场景中"权力异化"的现象,显示出异于同期"伤痕文学"的观察角度,具有独特意义。《麦秸垛》是中国当代作家铁凝创作的中篇小说，1986年首次出版。 

       该故事的主要人物大芝娘，她身材粗壮，胸脯分外地丰硕，浑身洋溢着成熟的生命气息。可是新婚第三天，她的丈夫就参军了，从此杳无音信。大芝娘恪守妇道，忍耐着寂寞，盼来的却是提了干的丈夫要与她离婚。大芝娘同意与丈夫离婚，却又不甘心白做了一回媳妇。她追到城里，要跟男人生个孩子自己养。孩子生下后，大芝娘一颗心“彻底地塌实”了，她日夜操劳将孩子养大，然而，大芝娘的女儿在一次劳动中死于非命。        《麦秸垛》通过年复一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麦秸垛诉说着女性命运坎坷的爱情命运与悲剧轮回。“垛”，象征着女性自身欲望的开启和 闭合以及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女性要冲破、要走出历史的悲剧，不仅要跨越外在的男权意识的藩篱，更要打破内在的精神桎梏。女性只有突破来自男性和女性自身内化的男权文化的重重包围，才能打破历史悲剧的轮回，获得女性真实的应有的生存空间。《麦秸垛》探询的是永恒的母爱主题。《麦秸垛》十二部分内容集中写了几个女人的故事：知图书样式(共3张)青杨青与沈小凤的故事，端村小池媳妇花儿的故事，大芝娘的故事。花儿从四川逃荒过来。原来有丈夫，来到端村又嫁给了小池，她的丈夫找到她并把她带回了四川，而此时的花儿留下了与前夫的孩子，却是怀着小池的孩子离开端村的。 

       杨青是一个城府较深的女孩，虽然陆野明对她表示好感，但是她很了解此时此地不能回应他的爱情，如果背离传统道德及政治上正确的路线，她将会惹一身麻烦。沈小凤则相反，狠狠地缠着陆野明。终于一天晚上，学生和村民一同看完一场并非有意的煽情电影后，陆野明和沈小凤不知不觉地同时放慢了脚步，离开众人，在月夜里的麦秸垛旁发生了关系。

       农妇大芝娘，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释放着。她身材粗壮，胸脯分外地丰硕，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每逢猫腰干活儿，胸前便乱颤起来，但活计利索。大芝娘年轻时嫁给了一位解放军。结婚的第四天，丈夫就出去打仗了。当丈夫胜利回乡时，立刻要求离婚，理由是他爱上了一个护士。大芝娘不懂什么叫做爱情，但她觉得自己应该顺应时代，就答应了离婚。当他们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大芝娘却又到前夫城里的单位找他，要和他再睡一夜。她解释，她不能白做一回媳妇，她得生个孩子。丈夫想躲避，只是说不，但年轻的大芝娘产生了一种冲动的力量，她拉住“丈夫”的手腕，将饱满、坚挺，像要迸裂的胸脯挤压到“丈夫”的身上。大芝娘发动攻势并非为了性欲，而是为了要生一个孩子。在《麦秸垛》里，女性有一种身体被悬置的状态。“麦秸垛”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为性的禁忌的象征。“麦秸垛”这个意象，它是性的暗喻的同时，又在文本里充当了禁忌的角色。而禁忌之下，必有欲望。也就是说，“麦秸垛”是作为一个矛盾体存在的，是身体与性是否能够打破禁忌而获得实现，实现后又当怎样的隐喻。女性在走出身体解放这一步后，到底能获得什么？沈小凤这个形象给出了一个答案，她积极主动的性姿态，最后是失败的。她的失败，是女性争取身体自由的失败；她的失踪，成为一个悬疑，或者意味着女性身体的最终悬置，它的主动姿态没有获得外界环境的认同。

       尽管她获得了一次性，但这个获得比起杨青的自我束缚更具悲剧性。它成了“在”而“不在”的“在场”，这种“在”是被剥夺的“在”，是实实在在的被缺席。而杨青更多的是在大芝娘那里获得一些女性的体认。大芝娘丰硕的胸脯能让她腿上生出许多劲来，这看起来有点荒唐的表述实际却是在那个无名时代，个体获得的一个外界参照物。知青是没有性别的，杨青对于大芝娘胸脯特殊的感觉，正是因为她从中有了一种身体的实在感。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杨青身体的被悬置，她对沈小凤的报复，也证实了她对沈小凤获得性的嫉妒。乳房，是女性的第二性征，是哺育的象征，随着文明的发展，它又掺进了性的成分。丰硕的乳房，无论是作为哺育还是作为性观看的对象，它都是具有不容置疑的成熟性的。而《麦秸垛》，作者把它们放置在一个寂寞的视角里，观照着女性的身体，而仅仅是放置，并没有让它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归宿，也即悬置。

       一个人，如果拥有认同感，就相当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获得了依据，他的一切思想、 言行都有了一个完整的“内在参照性”，对自我的需求、身份、所处环境都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因此，他的行动是富有指导性和目的性的。所以，一旦一个人失去了承诺和自我的确认，他就会感到不知所措，无法判断事物对他的意义。

       就像《麦秸垛》里的沈小凤，她也会像大芝娘那样要求生一个孩子，这与其说是对大芝娘的认同，不如说是沈小凤存在着认同的危机，她在她自己的事件里处于一种无力的状态，并对事件缺乏判断的能力。她的消失是作为一种女性主体性的消失。无法获得的孩子，似乎隐喻了女性无法获得的自我认同感。 

       在《麦秸垛》中，作者通过大芝娘这一形象，书写了原始母性的震撼力以及女性在传统母性重负下女性生命意识的残缺与生存的窘境。作者把传统母性置于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女性的生命旅程中进行理性思考，揭示出女性生命在母性光环遮蔽下被压抑、遭损害的可悲现实。大芝娘似乎是个已经生活了一两千年的人物，她有着健壮、丰盈、瓷实的身体，“黑裤子里包住的臀部撅得挺高”，“胸脯分外地丰硕”，这些生理特征表现出女性旺盛的生命力，但却仅成为她生殖能力与母性价值的证明。她结婚三天丈夫就离开了她，苦等几年，等来的是丈夫对她的抛弃。但是，她并没有表示出对男人的怨恨，反而在与男人离婚后又追到城里，要求跟男人生个孩子。对她来说，能有一个孩子就不算“白做了一回媳妇”，就有了活着的希望和信心。

       果然，当女儿大芝出生后，大芝娘一颗心“彻底踏实了”，她不要男人分文，没命地劳作，一手将孩子拉扯大。可不幸的是大芝死于非命。在此后的日子里，她又以博大、宽厚的母性情怀接纳了本村孤儿五星、知青沈小凤，给她们以母爱的滋养、安抚。她的纯朴厚道和地母般的情怀得到了全村人的敬重。然而，赢得了“母亲”的地位，并不能掩埋她作为女人的真实需求。从一而终的贞操观使她失去了追求正常婚姻生活的勇气，却使她养成整夜不停地纺线和亲近一个在被窝里被磨得发亮的布枕头的习惯。大芝娘对生命欲望决然拒斥的生活方式，极度地抑制了她自己正常的生命欲望，她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寻找慰藉。显然这是人的本性的异化，是一种极为残忍而非人道的异化。这暗示了大芝娘在母性光环下被迫以劳作和物恋替代、发泄自身生命欲望的畸变人生。

       大芝娘就像原野上挺立的“麦秸垛”一样，丰满、结实，富有生命力，散发着原野的馨香，包容着大地的苦难，表现出自然母性的震撼力。父权社会中的妇女，也仅仅是在母亲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家庭的认可和社会尊重。

       对于大芝娘这类传统母亲来说，丈夫是她们从一而终的依靠，生儿育女是她们全部的人生意义。当这依靠失去，能够使她们坚韧地活下去的动力就只剩下无私、崇高的母性了，而在“母亲”这一光环束缚下，她却常常无法抵达通向妻性的幸福和自我身份确认的道路。大芝娘人生的残缺，体现出传统神圣化的母性是对女性自然生命的背离，其中隐藏着对女性残酷训练的文化布置，传播的是一种扭曲的、畸形的母性意识。因而，铁凝没有赋予大芝娘真实的姓名，暗示她看似有名，实则处于“无名”的生存状态，表达出对传统母亲不合理生活方式的否定态度。

       作者以《麦秸垛》呼唤自然母性的回归，张扬健康的、美好的母性意识和母性情怀，从而显露出重建母性的希冀，以捍卫人类的精神健康和心灵高贵。 

       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无论是身体还是思想，都处于一种被放逐状态，是被由男性创造的男性体制所强迫放逐的。女性是作为“物”而存在，是去思想化，去主体化的。在传统的男女两性分化中，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一种隐喻手段；只有男人才有性别特征，女人永远只是男人的一种比喻化的替身。 因此，这种放逐充满了压抑的质地，一旦这种压抑到达了一定的限度，女性便开始具备了反抗的愿望。在意识到这种压抑之后，女性开始思考自身的存在，并努力寻找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依据。《麦秸垛》主要写一男二女的爱情故事，这是该小说叙述的现在时态。《麦秸垛》还讲述了在麦秸垛旁发生的过去的事情，栓子大爹和老效媳妇、老效的故事，这是《麦秸垛》呈现的旧事。旧事和新事处于同一叙事空间中，致使该文本呈现两组同比性镜像关系：一组是沈小凤与大芝娘之间的关系，一组是小花、小花丈夫、小池与栓子、老效媳妇与老效之间的关系。在“昨天”，大芝娘结婚三天，丈夫就离家参战，最后盼来的是与她离婚，并要生养个孩子；在“今天”，沈小凤为留住陆野明的爱想跟他生个孩子。在“昨天”，老效为换皮鞋不惜将自己的妻子作为筹码，女人只是男人的被捆绑的工具；在“今天”，四川姑娘小花为躲避贫穷与挨打，怀着孕来到端村与小池结婚，后又挺着肚子被四川丈夫带走。

       虽然时代在不断向前发展，人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变化。如果说栓子大爹、大芝娘一代被作为旧事，沈小凤等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一代是新事的话，旧事和新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女人永远只是男人思想的附庸，永远是作为物而存在。如果作者不叙述大芝娘离婚后的举动，仅仅写到沈小凤为留住陆野明的爱而想生个孩子这一层，虽然也能看出沈小凤身上潜藏的传统奴性，却无法将女性整体的命运深入地揭示出来。正是因为有了关于大芝娘的叙事，旧事和新事之间相互映照，从而揭示了两代女人悲惨命运的永恒轮回，产生了叙事张力，这种镜像关系的内涵，才变得更丰富了。另外，大芝娘在离婚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即使在大芝死后，她把自己关在屋里调整好心绪之后又出来做事，从此浑身仍然洋溢着生命的光彩，而沈小凤在寻爱而不得后就消失了，二人在存在相同命运的同时，又因不同的性格特点和文化因袭而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作者把大芝娘作为民族生命力的象征，在批判她保守的同时给予了更多的尊重与理解。作者借大芝娘这一母亲形象，传达了对女性内在精神匮乏和对传统文化的双重质疑。而大芝娘这一母性形象，也以 其独特的性格魅力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史的画廊。 

       女孩名叫白大省（音醒），作为一个六十年代中叶出生的女孩，这个名字真是与众不同。她不叫芳啊，秀啊，红啊什么的，却叫个“白大省”。事实上，白大省确实与众不同，她像她的名字一样，透着大气宽厚，明亮温暖。
       白大省是这么样的一个女孩。她相貌平平，脾气随和，谦让所有的人，并以为这是理所应当。假如你因为良心发现，后悔占了她的便宜而向她道歉，她会因此陷入 迷茫。她心地无比善良，哪怕你刻薄过、刁难过她，她也只会记得你的好。她心怀热爱地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并以此不计成本地承担和付出。“这孩子仁义着呐。”
这么样一个女孩，却总是失恋。
       十岁那年，白大省以一个女孩子的激|情，笨拙又强烈的爱上了美男子大春。不过舞蹈演员大春从来没有注意过她这样一个小丫头，他只为成熟妖冶的“西单小六”神魂颠倒。
       大学的时候，白大省爱上了同学郭宏。可这个打定主意吃女人饭的男人，只不过是为了留在北京才和白大省相好，当他结识了一个日本女留学生后，就不再出现了。
       参加工作以后，白大省和同事关朋羽恋爱了，这场恋爱最终残破的缘由，是白大省发现自己的男朋友和自己的表妹睡在了自己的床 上。
       后来因了一次邂逅，白大省又满怀热情地喜欢上了夏欣，一个做事没长性自认为有才无命的男人。他有着无数华丽的发财计划和一穷二白的身家，理直气壮地在白大省家里白吃白喝外加穷“白活”。就这么个男人，居然还拒绝了白大省的爱情。
       就在这个时刻，从小就享受着白大省疼爱的弟弟白大鸣来了，他不顾姐姐的痛苦，来向姐姐讨要本属于姐姐的房子。因为胡 同里的老房要拆迁，能换来一套三居室。白大省慷慨激昂地指责弟弟之后的第二分钟，就决定答应她那“可怜的亲弟弟”。
       白大省即将离开胡 同的时候，被前妻抛夫弃女的郭宏来了，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儿。他向白大省求婚，理由是，白大省是一个从前没见过今后也不可能遇见的好人。他来投靠来了。可是我们的白大省，她一直想要的，是一份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情。
       读者，你愤懑了吗？你是否和我一样想大声质问：好男人都死绝了吗？以白大省的高贵，那些个男人，何堪相配！
       然而白大省终究没有拒绝郭宏。郭宏女儿留下的一条皱巴巴脏兮兮的小手绢彻底打败了她。
       这就是白大省，永远都不会改变本色的白大省，以仁义为底色的高贵的白大省，以普世的柔情接纳包皮容低贱的白大省。靠近她，她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多少人性的丑恶，又像习 习 春风，融出人心里冻结的爱。
       铁凝女士借白大省的遭遇，表述了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那不受待见却又需要倚靠的尴尬现状。读者满可以将白大省当做“仁义”的化身。“仁义”在当今中国屡屡“失恋”，或被忽视，或被利用，或被抛弃，或被拒绝。
       仁者，爱人也。可放眼望去，皆是横流的物欲，浮躁的人心，我们司空见惯的，是爱己着，行事只为一己之利，早已忘了做人还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谁甘心做君子呢，还是做小人成本低，比较划算。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展成冷漠和虚伪，人人都像漂在死水上的浮 萍，迷失了方向，没有了归属感。这个时候，“仁义”因了它的强大和温 暖而重新被呼唤，人们需要重筑自己苍白贫瘠的心灵。
       其实，“仁义”尽管不受待见，却一直在人们的血脉里穿行。用心看看我们的身边，一定能发现仁义礼智信和温 良恭俭让。只不过，不如白大省那么集大成者，把“仁义”进行得那样完整彻底。但是的的确确存在着，流动着，传承着，润泽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郭宏说，你是好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另一种人。
       白大省问，永远有多远？
       白大省说，拒绝他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
       “我”问，永远有多远？
       孔子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你死后依然生生不息，永远就是这么远。
       因为这是我极为喜欢的一部小说，所以忍不住多唠叨几句。
       铁凝女士让我流了无数热泪。读第一遍的时候，因为感同身受白大省没有爱情的失落，潸然泪下。这个时候读书，是“隙中窥月”。读第二遍的时候，读到白大省 深悔自己没有答应弟弟换房的要求，细数弟弟的多灾多病的时候，忍不住哽咽。这个时候读书，可为“庭中望月”了。好书值得反复读。
       铁凝女士是了不起的女作家。对于作家从政我总是心怀忐忑，所以当我听说她当了中国作协的主席，就在心里默默地祝福，愿铁凝永远是铁凝，就像白大省永远是白大省。  写成于1999年的《永远有多远》，是铁凝本人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主人公白大省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烈的、没有原则甚至不可救药的“仁义”，从她的幼年开始这两个字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从小到大吃了一次又一次亏，可她却从没省悟过。
       在叙述上，铁凝依旧是零散而琐碎的，不过这琐碎中包含了无尽温情，使小说具有了很浓烈的文化精神。对逝去的传统的追忆以及对当代生活的思考，构成了小说中一新一旧的强烈对比。在建筑上，作者以高楼林立的王府井大街同胡同口两级青石台阶作对比，以世都百货、天伦王朝、新东安同旧日胡同口的小酒馆、油盐店作比，由此产生出无尽的凭吊之感。但这一些都是无可挽回的，就像白大省拿不可救药的“仁义”。白大省是北京传统文化记忆的象征，她“快乐、多话、有点缺心少肺”，这种性格最先到了胡同里赵奶奶的认可，后来又得到过单位换衣间大妈的认可。这些认同者无疑都是传统的，是即将消逝的北京文化精神的象征。
       而白大省生命中那四个男人以及小玢、大明等等则是北京当代文化的代表。这些人在当代社会中无疑比白大省更能吃得开，而他们的成功往往建立在对白大省的伤害上。他们就像踩着胡同尸体建起的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这两种文化的冲突都看在了“我”的眼里，我总是在帮助表妹，但往往还是无能为力的看着她一次次吃亏。作者其实是个无能为力的哀悼者角色，她对传统精神的认同多于批判，这认同总是建立在私人感情基础上，谁也说不清这种感性认同还能持续多久。在小说结尾作者写道：“就为了她的不可救药，我永远恨她。就为了她的不可救药，我永远爱她。就为了这恨和爱，即使北京的胡同都已拆平，我也永远会是北京一名忠实的观众。”
       铁凝谈到这部作品时曾说：“再也没有什么词比‘永远’的内涵更不确定的内涵了，再也没有什么词比‘永远’显得更加滑头和善变。”永远有多远，其实这原本就是句没有结果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