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回銮，也叫两宫回銮，这是晚清政坛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被遗忘的大事。
慈禧回銮，就是从西安回到京师（今北京市），发生在晚清两件很重要的大事之间。
回銮之前，发生了一件丧权辱国的事：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亡，一口气跑到陕西西安，才算站住脚跟，然后跟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各国之欢心”，这句遗臭万年的话就是在回銮之前说的。总之，《辛丑条约》是件耻辱的事，还写进了历史教科书。
回銮之后，发生了另外一件重要的大事：清末新政。这件事教科书上只是一笔带过，评价也是“腐朽透顶的清政府及其慈禧太后怕改革危及自身统治，最终不了了之，留下了皇族内阁的笑话”云云。
慈禧回銮，夹在庚子之变和清末新政之间，起承转合，颇有落地反弹之意味，但对于这个政治“拐点”，很多人知之甚少，就是在近代史学界，研究者也寥寥。
被遗忘的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大清国的两位国家元首——皇太后和皇帝，狼狈逃出首都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这种丢人现眼的行为，史官们用了一个很避讳的词叫：西狩——到西边打猎去了。依我看，被八国联军当猎物“狩”还差不多。对于这种不光彩的事，不管是《清史稿》、《清实录》都记载不甚详尽。
最为详尽的史料要数《庚子西狩丛谈》一书，此书的作者是当时怀来知县吴永。吴永，字渔川，曾国藩孙婿，搁在今天也算是个“官三代”。在怀来县，因吴永迎驾有功，被慈禧提拔并命之随驾“西狩”，耳闻目睹朝廷内外诸多事件，后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堪称慈禧“西狩”及回銮期间最权威的史料。
其二，清末新政的发轫点就是在慈禧回銮的路上，“预约变法”的上谕就是在西安发出的，清末新政的主角——奕劻、袁世凯、瞿鸿机、岑春煊等都是在回銮途中一一被慈禧“简在帝心”的。但不幸的是，清末新政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既然这是一次很失败的改革，而且其幕后发起人又是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自然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清末新政的历史价值评价不高，而酝酿这次新政的回銮之旅，自然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
兜圈子是为了拖延时间
1900年，庚子年。
这一年的8月15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
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西狩去也！
我查了查两宫的西逃路线：出了北京城，一路向西狂奔，从河北进入山西境内，估计慈禧觉得太原也不是很安全——八国联军还在屁股后面追着呢——就继续西行，到了古都西安才算是稳定下来。
这个路线很正常，基本是一直向西。但回銮路线就有点奇怪：慈禧没有选择陕西——山西——河北——北京这一条最近的路返回，而是出陕西，入河南，沿黄河一路往东走到开封，然后再折向北，从安阳进入河北，最后返回北京。
慈禧为什么要兜个大圈子，从河南回銮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请教国内一些民国史专家，但都没有给出比较满意的答案。
“慈禧为什么选择从河南境内回銮，我们后人不是慈禧，没法知道她内心是真正怎么想的，只能大致推测一二。”安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的张华腾教授认为，庚子之变，山西、河北境内义和团运动较为活跃，原先修建的铁路遭到很严重的毁弃，再加上这两省是抵抗八国联军的主战场，很多城镇遭到破坏，人口流失，经济凋敝，这可能是慈禧不走山西和河北的主要原因。
当然，还有一种民间的解释，就是慈禧为了讨吉利，不走回头路，特意绕开山西境内，而选择过境河南回京。
从西安到开封，再折返到北京，全程大约1500公里。这1500多公里的路程慈禧走了多长时间呢？从1901年10月6日出发，到1902年的1月7日慈禧才坐火车到达北京，走了整整三个月。
可见，慈禧并不急着回銮。
慈禧能够回銮，是因为远在北京的奕劻、李鸿章同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时间是1901年的9月7日。一个月后，西安的慈禧及其文武百官开始收拾东西，回北京。但是慈禧并不急着回到北京，因为条约签了，八国联军还没有撤军的迹象，而八国联军撤军的条件，就是《辛丑条约》的先期落实。
《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教科书上写得很清楚，很多中国人也记得：赔偿白银4.5亿两，拆毁大沽口炮台等，但实际上这些内容只属于十二款正文。《辛丑条约》另有19个附件。这19个附件主要是大清国对西方列强的侮辱性条件的回复。比如，附件二是光绪帝派醇亲王载沣赴德赔礼道歉的旨意；附件三是光绪帝命令为被杀德国公使建碑的旨意；附件四是光绪帝命令惩办亲王载勋等皇亲国戚的旨意；附件五是光绪帝命令惩办启秀等大臣的旨意；附件九是光绪帝命令那桐赴日道歉的旨意……
这些附件大多是让清政府低头认罪的，内容很多，涉及好几个国家，只有落实了这些条件，八国联军才答应从北京撤军。清政府要选派官员远赴重洋一一“赔礼道歉”，都需要时间，而且有的落实过程中还节外生枝（比如载沣到德国时就遇到了德皇提出额外条件，载沣不得不中途停下来等候国内指示），慈禧回銮是想回个安全的“銮”，而不是回到八国联军威胁下的京城。因此，回銮对慈禧而言是一件说急也不急的事。她只有把时间耗在路上，以光绪帝的命令发出一道道上谕，派载沣、那桐等到国外“致歉”，满足联军的撤军条件，才有可能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北京。
因此，慈禧要兜这么一个大圈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銮慈禧吃热了河南菜
慈禧回銮，之所以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因为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标志着一个中央政府“临时迁都”的结束，国家政局回归到稳定状态。
如此重大的一件事，在正史上不过寥寥数语，但在野史和民间掌故中，有着津津乐道的话题。
慈禧回銮，在史学家的眼中只是一个中央政府短暂的归途；但在普通民众眼中，这是一个有关腐败与嘲讽的故事，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省的诸多地方，至今仍流传着慈禧路过时有关美食、美景的掌故。各种野史、传说、传奇、故事甚至流言，已经成为当地人的饭后谈资。
在老百姓的眼中，回銮时期的慈禧是腐朽的，面对《辛丑条约》中“人均一两，以示侮辱”的4.5亿两白银赔款，慈禧的回复是“照办”；同样，慈禧也是骄奢淫逸的，西安喝牛奶，洛阳吃水席，开封听京戏，吃豫菜，简直是一路走一路吃一路玩；奇怪的是，回銮路上的慈禧是人见人欺的，在洛阳被厨师们欺负，到了开封老和尚与她斗智斗勇，甚至在卫辉还被赶驴的老农奚落了一把……
对于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慈禧回銮故事，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这是底层人民对这位“祸国殃民”的老佛爷的不满而积攒的一种充满群众智慧的自我娱乐方式。
慈禧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女政治人物。
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天性有虚荣、肤浅和奢侈的一面，追求享乐生活，这一点从后世文献《宫女谈往录》中可窥一斑；但慈禧也是晚清政坛数一数二的政治人物，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慈禧能掌控一个古老帝国长达数十年，自有其独到的政治手腕，晚清“大腕”级政治人物颇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但都俯首听命于慈禧，可见慈禧的驾驭之术。
慈禧回銮并不只是些吃喝玩乐、耀武扬威的扰民之举，而是一件牵扯乃至影响了末代清廷走向的一件大事。
在回銮期间，正因为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警惕，慈禧对《辛丑条约》中“天津不准中国驻军”的规定异常苦恼，擢升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直接促使了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以及大清国巡警的成立；庚子之变，京师沦陷，慈禧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下诏“预约变法”，这导致清代最后一次改革——清末新政的出台；《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批官员被处决、降职，朝廷中枢出现前所未有的真空局面，李鸿章、荣禄先后离世，慈禧在回銮途中开始物色官员挑起中枢大梁，经过几拨势力的暗中角逐，奕劻、袁世凯、瞿鸿机、岑春煊等清末最后一批政治风云人物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央，“最后的军机处”开始浮出水面……
2011年的下半年，我从三门峡出发，经洛阳、郑州、开封、安阳，顺着当年慈禧回銮河南段的路线大致走了一遍。一百多年前的那段回銮，对于河南来说，留下的印迹并不多。对于中原大地来说，那只是一群黄龙旗下的过客。但这毕竟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因为它是复杂而又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一页特殊的篇章。
满纸硝烟风云过，回首已是百年身。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六（10月27日），慈禧、光绪一行从西安返京途中，銮驾到达河南府洛阳县周南驿停留了八天。行宫临时拓地改造，“沿路烽候堆房，皆一律新修，焕然耀目。”洛阳行宫“局势宏丽，陈设皆备极精好”。洛阳县筹备此次差事的是河南御史文悌，初期他向河南巡抚请求领取八万两的接待费用，但巡抚延方伯最后只给了三万两。为了“极力迎合”慈禧，文悌“就地罗掘以供所需，一切部署，无不力从丰赡”。仅行宫修缮一项，原计二千四百串，结果花费至三万两白银。随行的官员感叹：“临潼之草率，此间之繁靡，可谓过犹不及。”官府即使有划拨的办差银两，经过一路层层克扣盘剥，到地方办事人手上已经是捉襟见肘，最终都转嫁到百姓的身上。在回程的日子里，随着护卫军队和王公大臣人数的增加，慈禧要求的标准越来越高，排场越摆越大。沿途搜罗的上贡礼物难以数计，以至于“骡马负重不胜，倒毙途次者，所在皆是”。 认真细算，地方上应付这个“流亡朝廷”大部队，需要办多少桌筵席，辟多少条街坊民居作厨房，常人难以想象。至于规定的铺路洒道、张灯结彩以及繁多的绸缎被褥、铜锡烛台等精美器具，更是耗费无数。
以修筑道路为例。慈禧从太原往西安的路途中，只要是仪仗经过的地方，都要求地方官员整修道路，将小道改为平坦马路，经过的地方全部要用干净细软的黄土铺垫路面，达到马蹄疾行无声的要求。这样的执行标准，就是先从太原府实施的。
太原县是慈禧离开省城的第一站，知县顾光照得知太后、皇上即将经过自己管辖的区域，既兴奋又紧张，提前十天就召集所经过地方的村长、村民百姓安排接待事宜，对慈禧将要经过的小店镇南北五十里的范围进行严密控制，严格布置。当地很多乡绅地主前来帮忙料理，花了半个多月才达到标准。小店镇以北二十里，自南向北有嘉节村、小马村、大马村、杨家堡。小店镇以南三十里，自北向南有圪哒营、席店、西极村、新村、刘家庄、北格镇。顾光照率领民夫修筑道路，用黄土铺成的崭新大路整整五十里。该项工程每日所需民工一千余名，皆由各村抽调，指令“大村二十名，中村十名，小村五名，自备资斧，经旬始竣”。
据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援引承办人透露的信息说，这种路面，每八码（一码等于0.9144米）花费墨洋（又称墨银，清代末年流通的一种外国银元，由墨西哥输出而得名）五十元，一英里就得花费一千英镑。还有旅途中可以短时休息或进饮食的宿站和尖站，更是沿途必备。沿途道路有数月之前就修建竣工的，也有赶修而成的，还有的是建好后遭洪水冲毁而续建和重建的，像陕西省内的一些停靠休息站。如此繁杂的建筑工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再以河南的办差情况进行参照。慈禧离开西安之前的五月份，河南巡抚松寿上奏户部，将沿途修建行宫、支应以及银两开支等情况进行了说明。慈禧从河南阌乡县到安阳县的一段，沿途设有正站、腰站等23处， “一切修治道路、桥梁、建造屋宇、舟楫及沿途供账要需，……前拨之款不敷。尚据其按站所需车辆及临时御用传办之件必须先期筹备者，尚不在此数内，今又增修省城行宫，其原有屋宇多须重加整理，其不足用者尚需拓地营建。”由于地方上需要新建行宫、修治道路、建造桥梁、准备车马等各项事宜，临时准备的38万余两白银已经入不敷出，巡抚希望户部允许提留20万京饷，完成剩下的接应事宜，以免贻误当今圣上。类似的过分之举不断升级，甚至登峰造极，应该说与当时岑春煊接替吴永担任前路粮台会办有直接的关系。
史料记载，在太后、皇帝离开河北，即将进入山西的时候，一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晚清历史上都留下显赫宦名的人物开始登场，他就是岑春煊。岑春煊的发迹，确实令许多人“羡慕”不已，一个出身不过举人，竟至总督显位的特殊人物。在榆林堡救驾时，岑春煊还是甘肃布政使，官衔从二品。听到慈禧、光绪离开北京向西逃难的消息之后，他从京城带领所属一部，以“勤王”名义一路追赶。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得到了慈禧的褒奖：“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赏给头品顶戴。”并且受命整饬军纪，策马随驾左右。岑春煊在太原接替了吴永，担任前路粮台会办。吴永在书中这样描述岑春煊：“岑自得督办名义后，沿途大肆威福，对于地方供应官吏，往往非法凌辱，恣睢暴戾，气焰至熏不可近。”这显然是吴永从自己的立场来评价岑春煊的行为，但是岑春煊的接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后面办理“皇差”带来了压力，他们只有竭尽所能满足岑春煊要求的标准，企图赢得慈禧的夸奖和赏赐。前面提到，岑春煊逼死天镇县令额腾。到了山阴县后，当地县令来不及准备，被岑春煊大加斥责。“及至山阴，情节略同，岑复严责县令，谓‘看尔有几个脑袋’。山阴令惶急失措，见予即跪泣求救。”吴永替山阴县令说情，也被岑春煊横加指责。 当然，由于岑春煊沿途整肃军纪，无人再敢放肆。“自溃兵正法后，纪纲顿肃，道路无阻，沿途州县，供给亦皆丰腴。”这让慈禧倍觉满意。
这支庞大的逃难队伍给山西增添的负担可谓不轻。尽管慈禧口口声声宣称，“爱惜物力，廑念民难”，“极力简省”，“不可过事铺张”，这也都是装装样子。正如史料所记载，在太原时，慈禧下了三道旨令，对路过地方的赋税进行了减免和缓征，但还是难以推卸其侵民、扰民的责任。应该指出的是，慈禧逃亡山西、陕西之际，正是当地的百姓遭受旱灾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受灾饥民充斥道路，沿途经过的村庄人烟稀少，一片萧条。一边是大肆调拨银两以备慈禧沿途摆阔气显排场；一边是民不聊生、缺衣少食的苦难生活。沿途百姓急需的不是一时赋税的减免和缓征，而是朝廷的安抚和救济。然而，为了应付“皇差”，地方官员和清兵把方圆几里的粮草搜刮一空，可谓是田禾荒芜，物价腾贵，人民怨声载道。官员乡绅还要出面征发民夫，兴动土木。
回銮时，慈禧途经开封。包括陈永祥在内的开封“名师三祥”为慈禧太后筹办了一次“万寿庆典”。其中有一道开封的传统名菜，它是由“糖醋熘鱼”和“焙面”两道名菜配制而成。 “糖醋熘鱼”历史悠久，据清明上河园《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东京市场上巳流行。它是以鲤鱼尤以黄河鲤鱼为上品原料，经过初步加工后，用坡刀把鱼的两面解成瓦垄花纹，入热油锅炸透。然后以适量白糖、香醋、姜末、料酒、食盐等调料，对入开水，勾加流水芡，用旺火热油烘汁，至油和糖醋汁全部融合，放进炸鱼，泼上芡汁即成。其特点是色泽枣红，软嫩鲜香；焙面细如发丝，蓬松酥脆。
1900年，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为逃避八国联军之难，曾在开封停留。开封府衙着名厨陈永祥备膳，贡奉“糖醋熘鱼”，光绪和慈禧太后食后，连声称赞。光绪称之“古都一佳肴“；慈禧高兴地说：“膳后忘返“。随身太监手书一联：“熘鱼出何处，中原古汴梁。”赐给开封府以示表彰。
1930年前后，开封名师陈永祥最早将用油炸过的“龙须面”盖在做好的“糖醋熘鱼“上面，创作了“糖醋熘鱼带焙面”名菜，深为顾客欢迎。将二者合而为一，既可食鱼，又可以面蘸汁，故别有风味。其后，该菜逐渐传开。
后来，拉面传开封，人们又用不零不乱，细如发丝的拉面油炸后和熘鱼搭配起来，使其更为锦上添花。“糖醋熘鱼”味道之鲜美，妙在一道菜肴，两种食趣。有“先食龙肉，后食龙须"之美誉，成为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佳肴。在改革开放中，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增加，鲤鱼焙面被越来越多的来汴客人所赞赏。
慈禧吃了陈永祥做的“套四宝”等名菜以后，大为赞赏。离开开封，行至淇县，慈禧又召陈永祥去办“御膳”。由于慈禧太后的赞赏，陈永祥名声大振，陈家官府菜也在河南奠定了其地位。正因为陈家官府菜有了相当的名声、相当的市场，陈家手艺才得以辈辈相传，以至今日。
1901年12月14日，两宫銮驾终于离开了开封。
14日上午9时，銮驾从开封行宫启程，河南大小官员或亲自送行，或派人参加，场面异常隆重。据《庚子西狩丛谈》记载：“羽林仪仗，益觉整齐鲜耀。最可喜者，天气忽而开霁，旭日当空，融风四扇，六飞在御，一尘不惊。沿途旌盖飞扬，衣冠肃穆，但闻马蹄车齿，平沙杂沓声，互相应和。出城后，遥望河干，则十里锦城，千军荼火，仿佛如万树桃花，照春齐发。”
銮驾在黄河柳园口渡河，慈禧和光绪还在柳园口黄河岸边“设香案炷香奠爵，先祭河神”。祭祀完毕，慈禧和光绪等人登上龙舟，“文武官员、绅民父老，一体于河岸俯伏跪送”。
对于如此隆重的送行仪式，随行的吴永描述道：“太后面有喜色。两宫上御舟后，随扈官员、宫监兵役，以次登舟；旋于舟次传进御膳。时则天宇澄清，波平如镜。俄而千桡并举，万桨齐飞，绝似元夜鳌山，一团簇锦，徐徐移动，离岸北向。夹道军民，欢呼踊跃，举头延伫，望舟傍北岸，方始一同散队，分途遄返”。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作为大清的官员，吴永心情很不错，因为他很快就要被派往广东接受新的职务，但送行军民的“欢呼踊跃”究竟有几分真诚，是很有疑问的。
慈禧回銮，在河南境内两月有余，对官员来说，是灾难也是机遇，但对底层百姓来说，有大量摊派、徭役、贡奉要承担，绝对是个灾难，柳园口的送行，对于老百姓来说，会不会有点“送瘟神”的味道呢？
慈禧在河南境内的旅途还没有结束，过了黄河，当晚赶至延津。次日出发，下午进入淇县（今卫辉市）境内。卫辉知府、参将以及淇县知县等均到城南王福寺迎接。
据史料记载，在小小的淇县，慈禧一行专门让开封的名厨陈永祥来操办酒席，他们的膳食也非常奢侈，“除供给太后和皇帝满汉席之外，还分上中下三等酒席，不限人数，凭支应局条据，名厨陈永祥按等第供给，有的不吃酒席而让折价的，甚至还有折价后，再吃酒席的。以致杯盘狼藉，酒肉随地抛弃，挥霍浪费，笔墨难以形容”。伺候完了吃喝，知府于沧澜和知县谢蕃刚，在行宫守至半夜，以备随时召见，而免贻误。
第二天，慈禧一行从淇县出发，一路北上，12月20日，抵达河南境内的最后一站——彰德府（今安阳市一带），停留了一天，继续北上出河南境。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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