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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至深的《西藏妈妈》

作者：郭进拴来源：会员中心时间：202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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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徐剑几年来行走高原数千公里，深入西藏七个地市的儿童福利院，先后采访百余位爱心妈妈，创作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西藏妈妈》一书。

作品内容详实、动情感人，通过非虚构叙事的文学实证，以独特的人文视角，立体呈现西藏“孤有所养，少有所依”的动人画卷，让世界真切地看到西藏感人动人的文明风景。

可敬的“西藏妈妈”们以淳朴的精神品质，引领社会风尚向善向美，她们怀有相同的感人至深的母爱，在书中平静地讲述与孤儿们的相处趣事，就像讲起自己的儿女。正是这样的真情叙说，达成了作品强烈的非虚构审美感染力，从而富有表现力和说服力，反映出西藏社会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徐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他出生的云贵高原，一个是他精神成长的青藏高原——他是高原的子民。正因如此，徐剑总是不自然地将自己的文学目光聚焦到高原。从《东方哈达》到《雪域飞虹》，从《坛城》到《玛吉阿米》，从《经幡》到《金青稞》，还有刚刚完成的《西藏妈妈》，他的多部作品里都有着雪域高原的身影，以及生活和奋斗在高原上的人们。

此行，是徐剑第22次上高原，只为走进他心中的昆仑。徐剑犹记得他第一次上高原时的情形：1990年，我随老首长阴法唐前往西藏，走的路线是从敦煌穿当金山口到格尔木，跨昆仑山，过可可西里，最后进入西藏。在格尔木暂歇的那晚，我一夜未眠，心里充满着恐惧，真有一点“风萧萧兮昆仑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忧虑，我特别担心自己会把命留在青藏高原上，可是一踏上昆仑，走进空阔无边的可可西里，蓦然觉得自己走进了一片如意的高原，走进了命运的福地。

那也是徐剑第一次近距离登上昆仑山，他在《心中的昆仑》一文中写道：黎明出发，车队朝着昆仑山驶去，一路向上，高车走过，风掠昆仑，可可西里一望无际，藏羚羊云一般落在大荒原上，风火山，刚到沱沱河，我头痛欲裂，老首长不时停车，看望道班人员，下午时分抵达唐古拉时，海拔骤升至5321米，垭口很平，摄影家老张和随行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不知平地暗藏杀机，给首长拍照时，跑了十几米，上车便开始高反，上吐下泻，有生不如死之感。可是阴法唐中将却一路谈笑风生……自那以后，昆仑山便在徐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被它的雄浑高大、苍茫旷远所震撼，二是在昆仑山巅大家的狼狈。

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开启了徐剑的青藏情结。此后多年，徐剑多次来往于北京和西藏，很多时候都是从格尔木进入西藏。说来也怪，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进藏时的经历吧，此后徐剑有了一个似乎是悖论的“后遗症”，那就是越到海拔高的地方，睡眠越好。到了低海拔地区，反而常常夜不能寐。此次考察，徐剑睡得最好的地方是海拔4500米的玛多县。

在徐剑的生命中，有两个特别难以逾越的地理和生理坐标。其中一个就是海拔2900米的格尔木，每次去格尔木，徐剑常常因为异常的兴奋而睡不着觉。格尔木对徐剑来说就是一个恐惧点、情感点。“我对它有一种昆仑般的敬畏感，深入生理和心理。”徐剑说。

从1990年至今，第一次青藏之行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徐剑，并影响了徐剑之后的写作。而即将书写的《昆仑山传》很可能会是他为青藏高原写下的第十本书。

徐剑曾为自己定下“三不写”的规矩：没有用脚走到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写，没有亲自看到的地方不写。此次考察，徐剑便是来丈量青海的山山水水，以期用文学的样式重构青藏高原上的自然、环境、生态与人类心灵互依互存、亘古演化的天地密码。

在徐剑看来，每一次采访，都像是在做一场学问，是一次对生命和情感的挑战。他说，青藏高原上遍地都是传奇，遍地都是神话，遍地都是文学，就看一个书写者能否看到，能否找到深藏在这里的属于生活和生命的富矿，能否让当地百姓讲出他们的故事来。“我觉得每一次到青藏高原采访，都像是一场奇遇，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传奇，一个神话，或者一个陌生的文学故事。你要写好这些内容，不能只是一位行者或游者，更应该是一位发现者、观察者、记录者和融入者。”徐剑说。

“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奖获得主徐剑的全新力作《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一书出版发行。该书属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国作家协会联袂打造的“讲中国故事”的文学工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致敬性书写。

雁羽带来了雪域青稞的麦香。在作者沿317国道而上，环大北线，对西藏自治区最后一批退出贫困县的县进行了52天的采访之后的80天里，麦香顺着田埂，沿着作者曾踏足的土地浸润了到了字里行间。这是一场万里寒山的旷野书写，一部脱贫攻坚的西藏纪事。作者35年间20次入藏，他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一次，他依然没有一点投机取巧。从藏东重镇昌都入，沿317国道，入藏北，环大北线，再从羌塘无人区挺进阿里，转入后藏重地日喀则，最后止于拉萨、山南、林芝。

走完西藏最后一批脱贫县，等于环西藏高原行走了一个圆弧。每走一步，海拔步步高升，潜伏着无限的风险和挑战。作者要走过农区、牧区、无人区，走过无边的旷野与村庄。在这部用双脚完成的报告文学作品，通过个体命运的变迁感受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

在作者的笔端，每天都遇到独特的、传奇的、鲜活的、令人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股荒原大风扑面而来。而那些平凡的故事，更像是四处弥漫着的牛粪青烟，充满了人间的真切感。可以说，凡有烟火处，就有感人的故事，有感动中国的故事。所到之地，驰目所见，是一幅苍生图；倾情而诉，是一片民生情；牧场上所览，是一幅浮世绘。这些都氤氲着人间烟火。

由于西藏牧区特殊的历史风情，其中有单身妈妈的众生世相，或者未婚妈妈的故事。在噶厦政府时代，这是一个社会恶疾，不少未婚或单亲的家庭成员，沦为乞丐。可是在如今这个时代，这样的事情一去不复返了，她们的命运和生存环境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每个未婚妈妈与孩子都是清一色的建档立卡户，易地扶贫搬迁，搬进了新藏房。政府给她们安排了生态岗，加上草原补助、边境补助、低保政策等保障性制度，与过去的生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可以说，她们处在社会底层，却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无微不至的眷顾。这个阶层的群体命运彻底改变了，过上了好日子，令人感慨不已。

行程10000公里，走遍西藏最后19个脱贫县，采访百余位当地百姓：建档立卡贫困户、牧羊人、藏医专家、摊贩、个体户、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过的村干部、“西藏妈妈”、非遗传承人、“嫁”到西藏的内地人等，通过他们脱贫奔小康的鲜活故事，全景呈现西藏精准扶贫所取得的世所罕见的伟大成就，生动展现了党中央动员全社会力量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堡垒、集中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历程，诠释了“汉藏一家亲，共筑民族情”的深刻内涵。这场精准扶贫行动，这条西藏奔小康之路，同时也佐证了一个中国速度、一个中国传奇、一种中国气象。

从精准扶贫的视角，《金青稞》直面旷野无边的牧场与青稞地上的苍生，书写雪域叙事背景下的新人新事。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恒久地流淌在藏族人民的血液中，在这本书里有关西藏的一切都不再神秘，而是可感可知的。

作者寻找历史的注脚和文化密码，以期从一个更高的历史、文学和文明的视角，来思考诠释这场堪称人类奇迹的精准扶贫行动。

在布达拉宫的墙上，作者看到过那则松赞干布的遗训。依稀记得大意，就此作为题记：我想要普天之下的老者，老有所养，不再冻死风雪；我想要苍穹之下的幼者，幼有所托，不再流落街头；我想要艽野之远的弱者，弱有所扶，安得广厦千万。这是松赞干布的千年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杜甫的千年梦想，也是中国文人的千年梦想。天下苍生屋檐上有一片瓦，躯体上有一缕衣，饭桌上有一碗饭，其实何止是这些啊！在西藏，从象雄古国、吐蕃赞普，都在梦想着一个农耕文明的香巴拉、弄哇庆，即一个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干活，样样都有的神仙世界。天国之境，好梦将圆了。徐剑是一个在艺术上勇于探索的作家，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是他顽强坚持的艺术信条。

在《金青稞》中，他在叙述方式上做了全新的尝试。一般来说，报告文学作家经常采用的不外乎两种叙述方式：或以第一人称叙事，以“我”的所见所思贯穿全篇；或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描述并评判其所表现的事件和人物。

《金青稞》从表层看，采用的正是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但与此前这类叙述方式所不同的是，作品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他”，随着书页的翻动，这个“他”的形象渐渐清晰：他是一个不厌其烦的采访者，他常常打破事先拟好的采访计划，兴之所至地走向火热的生活中任何一个足以点燃他创作激情的采访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牧羊人、藏医、村干部、单亲妈妈、摊贩等，他的足迹，东入昌都，北行那曲，西去阿里，行程万余公里，走遍西藏……事实上，他就是作者本人。全书的结构就建立在“他”视角的转换中。

如果仅此而已，“他”的出现和第一人称叙事与全知全能的视角并无二致，作者的本意亦不在此。如果说西藏是一个舞台，那么，作为作者的“他”，更希望自己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和那些他用无形的聚光灯照射着的演员们一起，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精妙绝伦的时代大剧。惟有与自己所表现的人物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也才能更加细致入微地体察并表现人物丰富幽微的内心世界。

第一个走出上罗娘村的然奇、牧羊人多贡、义无反顾摆脱传统羁绊的罗布、大学生总裁助理德吉、且把藏乡当故乡的大学生杨明军……在作者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栩栩如生，富有生活的血与肉，这正得益于作者“置身其中”的、对采访对象的平视，他以艺术家的敏锐窥测到了采访对象丰富的心灵世界，再以小说家的笔法展现。再则，作品中的“他”还起着将过去的时空与现在的时空相交织的作用。“他”的视角转换呈现的是空间的西藏，而“他”思绪的延宕，展现的则是时间长河中的西藏，是历史的与文化的西藏，正是这种时间与空间的交错，拓展了读者的阅读视阈，并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了解党领导西藏人民精准脱贫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叙述视角决定着叙述语言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徐剑的叙述语言总是充满了灵动之气，就像“他”和他的人物置身其中的雪山圣域一般。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这片土地的痴迷与热爱，同时也是这片土地给予他的丰厚的馈赠。因为痴迷，也因为热爱，他总是能够捕捉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心灵深处的脉动，以及时代对人物命运的触动，并加以细致入微的呈现，而这种呈现，又像他笔下人物的命运一样，跌宕起伏又摇曳多姿，具有很强的审美凝聚力，同时，也凸显了很强的艺术个性，这在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式中并不常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金青稞》这部作品，应该称之为诗化或散文化的报告文学。

溯一条时光隧道。徐剑从16岁参军入伍到如今64岁再上高原，在他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从创作题材上，多为军队或国家重大宏观叙事。这些作品中，描写青海最多的是《东方哈达》，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地位。

“我进入专业作家方阵前，先后邂逅两位导师，一位是二炮老司令李旭阁中将，一位是阴法唐中将，前者引我进入导弹系列的文学写作，后者将我带入了空阔无边的大荒原。”徐剑说。

《东方哈达》是一部热血激荡的书，书写了青藏铁路的修建过程，也展现了青藏铁路沿线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从2002年到2006年间，我频繁往来于青藏线上，挖掘属于青藏铁路的故事。”徐剑说。

徐剑说，他特别感谢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三十多年的行走，改变和充盈了他的文学之路。于徐剑而言，阴法唐老首长和青藏高原是他的领路人，影响和助推他完成了一位军旅作家的创作宏愿。青藏高原更给予了他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与视界。此后，他的作品里多了长江黄河般的激情澎湃，也多了草原上炊烟袅袅的烟火味……

怎样才能写好高原的故事呢？徐剑用三十多年的行走与书写，给出了答案：作为一个书写者，我们不能只是观察者、行者或是游者，更应该成为一名专家，让自己深扎下来，沉到底，和高原和高原上的人们融为一体。要像一名考古者一样，在高原的夯土层中挖到人类宝藏中的古董级精神品质和情感品质，继而挖到文学的宝藏。

他希望最后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地理的、神话的、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昆仑，呈现的是在昆仑这个文化符号下，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文化史和远古史，或者说是中华民族对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中国梦的回溯史。

西藏有着数千名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孤儿的孩子，他们各有各的不幸，是党和政府建立的福利院，给了他们温暖的“家”。负责管理教育这些孩子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女性，她们不分年龄与阅历，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妈妈”。这些可敬的“西藏妈妈”将自己与孤儿们紧紧拴在一起，使孩子们重新获得了幸福的“母爱”。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几年来行走高原数千公里，深入西藏七个地市的儿童福利院，先后采访百余位爱心妈妈，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西藏妈妈》。作品内容详实、动情感人，通过非虚构叙事的文学实证，以独特的人文视角，立体呈现西藏“孤有所养，少有所依”的动人画卷，让世界真切地看到西藏感人动人的文明风景。提到徐剑，大家脑海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导弹系列”“西藏系列”文学作品——《大国长剑》《东方哈达》《大国重器》《经幡》《天晓1921》《怒放》《金青稞》等；想到的是他那满身的荣耀——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军新作品一等奖、“中国好书”等，并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家。

近些年，笔耕不辍的徐剑不断朝着中国古典文学回归，使得他的报告文学脱离了许多主题作品容易陷入僵硬刻板的窠臼，呈现出一种诗化和散文化的倾向，这一特征在其新作《西藏妈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取事详实、叙事感人，徐剑数十次赴藏，深入西藏福利院，采访挖掘典型人物，深情记录“西藏妈妈”们传递无私大爱的感人故事，是传播雪域大爱精神、吉祥西藏全新厚重的文学实证。事实上，对西藏的书写正是徐剑这几年的创作重点。像2020年出版的《金青稞》，就是他第21次进藏，东入昌都，北行那曲，西去阿里，深入西藏腹地，在雪域高原深扎52天，行程1万公里，走遍西藏最后19个脱贫县，采访百余位当地百姓，将自己对西藏的信仰和激情融入这片土地，以文学的名义去记录藏族同胞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过程中的所思所盼、所作所为，继而书写他们走向小康的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这不，徐剑把对西藏的特殊情感继续融进了《西藏妈妈》。

遇见西藏福利院的故事，用徐剑话来说“纯属偶然”。2019年3月，徐剑刚解甲归去。当时恰逢林芝山寺桃花三月开，于是他决定去看西藏雪岭古桃树。“真正的感动是在林芝儿童福利院，那是嘎拉村桃花节开幕前的一场采访，四个孩子一个妈妈，最大的11岁，最小的3岁，有男有女，四室一厅的套房，宽敞明亮，而她们这些爱心妈妈，有未婚女，有未生娘，也有阿妈拉，更有终生未嫁的。那份献身慈善的初心，源自这个伟大民族宽阔博大的内心。孩子的欢歌笑语，都写在脸上，妈妈的舐犊之情，也写在脸上，通透，明亮，这就是一个离太阳最近的民族，才有如此太阳般的灵魂与情感。”在后记《千年一梦桃花落》中，徐剑写道，“伫立雪岭上，桃花树下，俯瞰世界屋脊下的华夏大地，那塬上，那大平原，那江南，那四海五岳，那丘陵原隰，作家被深深地打动了。相比于其他省区，不得不承认，西藏养少、养老的设施和机制，真的非常先进。”那一刻，徐剑突然萌动了一个想法，锁定这个项目，像爱心妈妈的执念一样，为西藏写一部双集中、养少养老的书，书名就叫《西藏妈妈》。

说干就干，徐剑马上行动。从昌都市儿童福利院开始，然后溯澜沧江源杂曲而上，千里单骑掠过横断山，横穿万里羌塘，抵达藏北重镇那曲市儿童福利院，再环大北线，进无人区，抵达海拔最高的双湖县，西行阿里，到西藏自治区双集中试点的阿里儿童福利院，壮游之屐直抵象泉河，再环冈底斯山、喜马拉雅而行，抵后藏日喀则，回到拉萨，转道山南、返至林芝。7个地市儿童福利院，100多位爱心妈妈坐在他面前，最小的19岁，最大的50岁，绝大多数是藏家阿妈拉，也有两位汉家妈妈，三分之一是未婚妈妈，她们平静地讲述与孤儿们的故事，就像讲自己的儿女。“彼时，再不隔着一条血浓于水的界河，在她们的眼中，无血缘之亲的博爱，素昧平生的相遇，尽管彼此之间，仅仅是社会公益与慈善道义的一次邂逅，都值得赋予真情。一圈又一圈的云纹，一面又一面的风马旗，扭结在一起。许多未婚、单亲的阿妈拉、妈给阿玛，会在儿童福利院里终老，但她们却终生不悔，因为她们心存大爱。她们相信，只要爱心不泯，青春就会不老，生命不衰。”

可敬的“西藏妈妈”们以淳朴的精神品质，引领社会风尚向善向美，她们怀有相同的感人至深的母爱，在书中真情地叙说，达成了作品强烈的非虚构审美感染力，从而富有表现力和说服力，反映出西藏社会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比如，在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帕拉庄园所在的江热村，徐剑本意是要去寻找当年的朗生（农奴）后代，是不是依旧贫困成了精准扶贫户，却被乡里年轻的宣传委员带进三户人家。第一户男主人叫罗布杰，不是朗生之家，而是柴巴（地主）后代。第二户女主人叫列宗。等到了拉萨儿童福利院，徐剑采访的第一位爱心妈妈是六号家庭的卓嘎。寒暄之时，徐剑问卓嘎家住何处，她说江孜县江热村，他说昨天上午就去了江热村啊，去了谁家？卓嘎问他。罗布杰家和列宗家。有照片吗？有，他打开手机照片给卓嘎看，卓嘎惊呼，这是我叔叔和嫂子家呀。于是便出现了本书开篇《拉萨，一种跨越地域族群的天缘》的第一幕：“拉萨城的夏天早晚温差大。昨晚又下了一场雨，夜色褪尽，浓雾从山腰间慢慢蒸发，像巨蟒蜕变一样，轻轻地，褪下一层薄翼云裳，从山腰往上边冉冉浮升。云散山显，城郭四围山巅犹如落了一层薄雪，更似一朵朵白莲花绽放。平措对这方风景早已习以为常。几乎每天清晨，拉萨河的天空中都会出现一朵朵白莲花，或云，或雪，或雾，就像酥油碗里吹开的，也是一朵雪莲，白云哟。平措端起瓷碗，一口饮尽卓嘎妈妈倒的酥油茶，说了一声‘阿妈拉，我走了！’背着书包就往楼道里边跑，然后大声喊隔壁爱心家庭的同学，‘罗桑多吉，走啦，晚了会迟到的！’卓嘎跟在后边，见平措小脚紧蹬，听着像下冰雹一样，噼噼啪啪几下就跑下楼，她紧随后边，急呼：‘平措，不着急，才六点呢！’‘阿妈拉，别送了，我和罗桑多吉一起走。’平措头也不回地往楼下跑。‘这孩子！’卓嘎摇了摇头，孩子们吃过早餐，她都要搁下手中的活，将孩子送到楼下，或送进幼儿园，或送到校车前，无论雨雪阴晴。六号家庭的妈妈卓嘎和平措下了楼，走到庭院的甬道上。母子刚站定，罗桑多吉就来了。院子里的张大人花在随风摇荡，高高的杆子，淹没过孩子们的头，正如两个孩子的花季。平措每天都与罗桑多吉一起上学，两个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花丛中。‘平措，早晨大车多，过马路要小心！’卓嘎伫立原地，大声喊道。‘知道啦，卓嘎妈妈！’平措回望了一眼，与罗桑多吉跑了起来。天有点儿凉，雪风从拉萨河里吹过来，平措和罗桑多吉的小脸被吹得红扑扑的，像秋日里的红苹果，只是现在离秋天，还隔着一个漫长的夏季。藏族人对时间的概念，多是模糊的。而2018年7月11日，这本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可是对于平措、对于阿妈卓嘎，还有拉萨福利院的爱心妈妈们，却是一个极特殊的时刻。谁都未曾想到，这一天，一个小天使于寒雾连晓色中，出现在拉萨河边。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天使的，就是刚从卓嘎妈妈眼中消失、去上学的平措。”报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学。徐剑在路上，一路格桑花开，旷野嘎拉梅朵连天，行者的视角一路走来，以脚作笔，以剑作笔，剖开的是高原的肌理和纹路，窥见的是人的、神的、历史的、地理的、风情的民间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