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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梁鸿《出梁庄记》有感

作者:郭进拴     来源:会员中心     时间:202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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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有边读书边笔记的习惯,但整本《出梁庄记》读完,猛然发现未有一条划线标记或半点文字标注,可我一直读津津有味呀,是什么原因让我对一本爱不释手的书却没有发现可圈可点之处呢?《中国在梁庄》让我似乎亲眼所见般感受了如今家乡的气息,熟悉的老人和陌生的叫不出名字的小孩组成了如今的乡村,小孩们的父辈我们的发小大多散落在外各自奔波,接着下来的《出梁庄记》就成了青年一辈的真实写照。才发现没圈没点皆因置之书中对号入座,还一不小心将各个发小都对号入座了。

       至今离乡打拼三十年以上的中老年民工在我们村子亦有不少,这辈人大多在我们年幼甚至仍未出生之时便出门“讨生活”,他们的经历大多都是我们从父母口中得知,或认识或不认识,只知道陆续有这辈人举家外迁,之后大多断了联系,从此同祖兄弟天涯陌路,老死不相来往。

       中国有几亿的农民,他们背井离乡,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更好生活?散落在外住在纷乱复杂的握手楼甚至是棚户区,舍弃了亲情,吃着没营养的快餐喝劣质酒水饮料……待到存够起房的钱后回乡起房,最后一夜回到从前,从零开始依旧过着从前辛苦的打工生活甚至是不如以前的打工生活!几乎所有乡村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走出去,好像外面的世界就是天堂般美好,可真正只有走出去的人才明白--其实对于不同的人而言都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如今却是父辈仍未退休而我辈又在复制父辈的道路!

  历史毕竟不能绕开任何一个年代的人,青年一代需要成家立业,需要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而现实给他们的只有两条路,一是结婚生子后父母或爱人回家带小孩,自己承受着亲情分离之苦;一是艰难留在城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小孩的成长,承受小孩非户籍的待遇,和自己小孩长大后回忆不起儿时玩伴究竟是谁的痛苦。留了下来却让他们成了无根的一代,让他们自幼年起就学会了防备、猜疑、孤独、冷漠等现在为社会所痛恨的一切陋习!

  生来就是农民,长期远离土地,离开生与长的村落,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就算有了城里的房子,也不敢算作是市民,没了土地作保障,住在钢筋水泥林立的城市哪怕稍作休息就是“手停口停”,出门要钱,住家还得给管理费。城市发展越来越快,为外来人设置的壁垒却越来越高,哪怕你在城市生活几十年,没有公章的证明,城市就压根没觉得你来过,但当你要办理一个证明时,却发现诸多条件使得你不能办理。长此以往,十年后将是老年民工大规模落寞回乡之时,曾经的城市建设者将会被无情近乎残酷的推回乡村,留下来的年轻人继续在这里承受离谱的房价直至被城市压榨完最后的价值,终将在房龄到期之时不知被推向何处?因为那时我们已无家乡!

       住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始终觉得难以融入它,但又离不开它,一代代人前仆后继地选择离开了故乡,去更大的城市,去寻求所谓的发展。人,总是要抗争一下,才能找到答案和结果。每每想到诸多社会现实,感叹社会之时,总有一种深沉的无力感袭来!

       《出梁庄记》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主要来源它的真实,以一个村庄外出务工者的生存境况为记叙对象,将他们真实的生存情景完整地传达给公众。梁鸿前年出版了描写农村和农民生存现状的《中国在梁庄》,因其对农民精神深层困惑的揭示而受到了广泛关注。如果将她的这两部著作参照阅读,基本上可以了解中国农民在近二十五年来的全面生存状态。与《中国在梁庄》相较,《出梁庄记》的视野显得更为开阔,所涉及的人物及其生存搏斗史也更具有历史的硬度。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以及他们的生存挣扎,他们内心的喜与愁,他们的苦与涩,是这个时代洪流中涌动最为剧烈的能量,也最终映射这个时代剧变光环之下的惨烈和忧伤。

       “《出梁庄记》拯救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堕落。”在《出梁庄记》新书首发式上,作家阎连科曾如此直言。现在国内很多报告文学都是别人给钱才去写的,很少有报告文学作家,自己出钱,自己买火车票,到处采访去写。 而《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却是自己出钱自发写作的,她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2010年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自己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取名为《中国在梁庄》。梁鸿说:“《中国在梁庄》是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中另外一个重要部分——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

       而刘瑜女士对此书的推介语可能更加深刻:梁鸿老师将那个“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出梁庄记》它推倒我们的傲慢,迫使我们去正视那个有血有肉却早已为我们所熟视无睹的城市打工人群。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在这些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

       在《出梁庄记》我读到这样一些细节:作者到一家腌制香肠的老乡家采访,老乡却到外面去买新鲜肉招待,不让她碰自己的香肠,并且说自己从来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什么会如此?那位老乡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因为你所制造的香肠不经过一些化学物理处理,颜色就不好看,颜色不好看,市面上就没有人买,连一根黄瓜都是如此。自然生长的黄瓜可能品相差一些,也不很整齐,但味道好、安全,然而这样自然生长的黄瓜却往往无人问津,那些用化学药品处理过的黄瓜,整齐、笔直、鲜嫩,小贩与顾客都争着要。我认为,消费者的口味也是假冒伪劣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记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德国人买水果时,往往喜欢买品相差、不整齐的,甚至有虫眼的会更畅销,因为虫眼的存在就预示着没有打药。

       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制假者确实受到过执法部门的处罚,但是,处罚一般很单纯,就是罚款,假冒伪劣制造者被罚款后,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并且胆子更大,罚款往往意味着他在一段时间内的违法行为会有人庇护,变相合法,罚款者与被罚款者之间还可能成为了朋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假冒伪劣的制造者将自己的少部分利润以被罚或贿赂的形式贡献给执法部门与执法人员,他们便可以较为放心地继续去赚更多的黑心钱,而执法单位与执法者个人依靠自己手中的执法权才能活得滋润,只要不出重大安全事故,他们都会对假冒伪劣制造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可不想彻底根绝从而断了自己的财源。直到今天,这种现象还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着,这也是中国假冒伪劣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年年315,热几天,但再过一阵子,依旧老黄历,这是一种体制悲哀,是一种利益链条在兴风作浪,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整天为衣食住行担忧的根源之所在。

       在书中我还看到了这样的细节,面对三轮车夫与城管(含客运管理)之间几十年的猫鼠游戏,作者委托自己在一家媒体工作的朋友,要求他出面做一个深度调查与报道,但是,却一直没有结果。没有结果也在情理之中,媒体要生存下去,尤其是那些要自筹一定经费才能生存下去的媒体,他们一方面要听政府的话,绝对不能揭政府的短(要揭也只能是鸡毛蒜皮),另一方面又要博取市民的眼球,争取有人订报、打广告,因此他们只追求一些轰动效应,比如说明星绯闻,哪怕离此地万把里,只要稍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拿来大做文章。再比如说,本地的打架斗殴、突发事故,也是他们博取眼球的机遇。而对于三轮车夫与管理者之间几十年来的对立,哪怕这种对立已引发群体事件,他们却很麻木,不知道该不该关注。一方面这样的对立实在太多,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他们早已经麻木,觉得这个事不是个事,或者说不喜欢去插一杠子,他们知道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会去摆平,在里面说三道四不会有好果子吃。中国媒体,无论大小,在种种突发事件面前,总喜欢集体失声或千篇一律,这是媒体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也是每一个国民的悲哀。记得秋瑾被杀时,当时媒体所主导的舆情曾经引起过全国范围内对她的关注与同情,而林昭、张志新死时,却是寂然无声,仿佛不过死去了一只老鼠。即使今天,如果不是网络的存在,不是网络里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情况与林昭、张志新死时,估计也还是差不多。

       我们在这本书中还可以读到大量的细节,细节往往比一般记叙更具有震撼力。作者并没有纯粹去同情、美化这些外出打工者(农民工),对他们中间的种种恶也一视同仁,她很少去作善恶美丑判断,仅仅只是要我们去真正面对。造成今日中国之种种乱象,其实都有原因,但这种原因却很少被揭示,更多处于一种被遮蔽。一个具有过多遮蔽的社会,一个没有人去敢于揭开真相的社会,要想变得好起来,是南柯一梦。三十多年,主旋律一直高扬,道德高地越来越耸立,这个理论那个理论层出不穷,但是,很悲催的是,国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却在不断降低,公平、正义、诚信这些道德中非有不可的元素越来越珍惜。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政府只是抽象地树立起几根道德标杆,而没有在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中去夯实国民道德的基础。比如对于假冒伪劣,如果严格依法处置,全国同一个尺度,将制造者与庇护者一同纳入处罚的范畴,估计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寝食难安的局面。再比如,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给予他们合法的身份,让他们逐步融入所在城市,他们便不必再天天玩这样的猫鼠游戏,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也是这个城市里的一份子,也应该为城市建设发展美化净化出一份力,他们便无需再为一块钱两块钱去打架斗殴聚众闹事(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是为钱,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饭碗与尊严),政府也无需再有每天都仿佛坐在火山口上的感觉,让维稳成为一块时刻都可能掉下的陨石。其实,中国的官也不好当,尤其是一把手,在巨大的维稳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忧心忡忡,每一个地方每一级政府,都不得不去为维稳付出巨大的成本,这些成本只能取之于民,这或许也是中国国民税负整体较重的缘由之一吧。

《出梁庄记》写的是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生活现状,作者写几乎都是在社会底层工作,生活艰辛而困苦,有各种压力、各种无奈,对将来更多的是迷茫,特别是90后打工者,一方面不愿意回归故里,一方面在外也无归宿,整个就是漂流的状态,走一步说一步。

       有一段写深圳的——“我不是深圳人”。刚巧,最近有篇火遍朋友圈的文章《别让华为跑了》。众所周知,深圳是打工者的天下,聚集着无数个打工者。这篇文章里面反映的问题,也差不多是现在很多打工者的困扰。工资没怎么涨,物价,房价倒是蹭蹭蹭地往上涨。生活成本高,直接导致年终剩余的钱没多少。还有就是孩子上学问题,父母赡养问题,这些都是脱不开的问题。

       写到此处,想起一条令人尴尬的法律"常回家看望父母",虽说有点尴尬,但也值得我们反省。做子女的因为工作没时间回家或者路途遥远不便回去是一大原因,我们难道不该反省一下自己?亲情的淡漠也有吧,特别是童年时期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

       话说回来,从小地方出来,到大城市生活,如果没有一定的能力,很难有出头之日。一个村或者说一个镇,能出一两个人才已经是非常骄傲的事情。比如梁鸿,她就是从梁庄考出来的,她为写作回到梁庄,很多人听说她回来了,齐刷刷都跑去看她。比如沈梦辰,原先只是知道这个名字,不知道人长什么样。最近看《火星情报局》才知道。我从她说的一些自身小故事,才知道她老家是在很偏僻的地方,昨晚那期她说她是她们全村人的骄傲,汪涵说她为了梦想,为了家人,继续站在舞台上,不管别人怎么泼脏水,都无所谓。我不是她的粉,只是个路人。在我看来,任何为了梦想而拼命努力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言归正传,这些都是新闻联播外的故事。希望能慢慢地解决掉。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别的国家什么什么比中国好,但请想想,我们的今天是怎么来的,我们中国所经历的事情,成长的速度,在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了。可能时间让我们忘记了许多,但历史是抹煞不了的,我们经历过怎样的年代,都已经刻录在时光机上。我们的先辈们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一心只为能温饱,在有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代人应该算是过渡的一代,全民教育的受益者,我们自身做好了,再教育下一代,下一代再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慢慢地我们就变得更好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代出一个贵族”。贵族气质是修养、风度和精神。只有一代是成不了事的。

       我觉得教育问题是根本,我指的不只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都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个意识问题。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视频,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街上采访日本路人,问为什么他们的街上没有一个垃圾桶却还是那么干净?如果有垃圾,要怎么处理?每个人都说带回家处理。再看看我们,每逢节日,各大旅游胜地都是垃圾成堆。日本人有很高的环保意识,这个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跟他们自身的素养有关,同时也是一个意识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做好自己,从身边做起,养成习惯,一个做着,一群人就跟着做了,我们也可以做到的。身体力行胜过千言万语。如果只是一味指责别人,而不做自身反省,才是最可悲的。

       对于社会出现的问题,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不应只当键盘侠。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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