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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河南三位美女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

作者:郭进拴     来源:会员中心     时间:2023-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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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丽和她的《我的生存质量》

      邵丽是我非常敬重和关注的作家,我曾读过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后来,又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小说月报》、《长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上不断读到她的新作。2010年在我们平顶山“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著名作家诗人采风活动和颁奖大会上我多次和她见面,她的气质和风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几年来,为了对她有更多的了解,我经常到她的新浪博客去读她的博文,并和她加成了博友,还转载了部分她的日志。 邵丽生于1965年11月,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是中国作协首届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现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邵丽曾在全国大型刊物发表作品数百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四部,长篇小说两部。曾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分站冠军;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获文学大赛小说类特等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称号、第二届“河南文学长篇小说奖”、河南省长篇小说政府奖。获2006年度《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邵丽最近发表的小说《人民政府爱人民》中,虽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对于老驴,尽管明知道他的可恨,但仍然对他怀有同情;而对于县长这些官员,读后也会有真切的理解甚至同情。所以,邵丽的悲悯其实来自于她对生活真实的深深理解。她的中篇小说《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获得了《小说选刊》的双年奖,短篇小说《挂职笔记》获得了《小说选刊》的年度大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她的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而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更是入围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一系列的成就足以说明她是一位勤奋创作并且勇于探索的作者。

      她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我的生存质量》,更是显示出了作者那闯荡文学天地的霸气。在这部作品里,激情与细腻并存、豪迈与真诚互补的创作才情,也把她始终践行着的可贵的文学探索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某一天,周围的一切依然如故,女作家坠入一个自认为永远不会落入的境地。没人能在历史、现实、亲者、仇人、爱与恨、逃避与面对的夹缝中独善其身。所谓想透了,无非就是伤透之后能在遍地灰烬中浴火重生。女作家邵丽曾经红火地入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被人误读为“官场小说”。这部作品虽然写官场上的事,却没有构陷,腐败,阴招,你争我斗,主人公苦恼、徘徊,被生活裹挟,却充溢着人性的温情。主人公在官途上越光鲜,他生活的底色越暗淡、反省的意识越浓厚,生活质量问题越突出。是“我”看到的官常《我的生存质量》依然是官场,却是我“亲人们”的官场,两代人在官场上沉浮起落,内省中盘根错节,生存中翻云覆雨,亲人们愁肠百结。站在权力之外看我们的生存质量,繁华浮云过后的人生追问。 从《我的生活质量》到《我的生存质量》,刚好整整隔了十年。十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对于急剧变革中的中国却实实在在的算点儿什么。世道人心,物质环境,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在邵丽的作品里,既深且痛。但是,我欣喜地看到,在官场“生活质量”顺风顺水时,作家丝毫没有得意的品相,也没有任何留恋,始终与那个“场”保持着距离和批判立场;当官场“生存质量”面临着“危机突如其来,我生命的泰坦尼克正朝着一个既定的冰山疾驰,顷刻之间就可能粉身碎骨”,“我从生活的链条上突然滑落了,坠入一个我认为永远不会落入的境地”之时,也没有任何的愤懑和怨怼,甚至连悲哀和凄凉都没有,这样饱满的精神,由一个弱女子演绎出来,实属不易。苏轼在《留侯论》中谈到“大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文也,此其人也!

      正如《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在《编者按》中所写的那样:与其说邵丽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毋宁说她写作的内动力之一就是对女性主义的超越,因此,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体验到了在其他女性作家那里少有的硬度与质感,苍茫与豁达。在其近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中,我们更是看到,她站在现实的河岸上眺望,眺望生活,眺望生命,眺望生存……然而,就在这眺望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一条独特的河流,一条只有女性——女儿性、妻性、母性——才能感觉得到也只有女性才能把握得住的河流在漫溢,在涌动。在《亲爱的,好大的雪》中,我们已经听到了潺潺水声,在《糖果儿》中,已是水声哗哗。在《我的生存质量》中,这河流已经汪洋恣肆一发不可收拾了,已经把她立足的河岸冲垮了。然而,我们明明又看到,经由这河流恣肆的冲击,作家反而获得了一条更加宽广更加坚硬更加高耸的河岸,这必然让她未来的眺望更加生动,更加丰满,更加深刻,更加从容…… 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女人以及围绕这个女人展开的爱与哀愁的故事。其实应该说,她讲述的是一个生命河流。但无论她怎么变着“花样”叙述,我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与往常阅读不同,这次她总让我在泪眼婆娑中,读到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以及人世间那么多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在这个长河中游泳,会荡涤一切浮燥的事物,让目光如水般清澈。

      小说记录了四代女人的生命状态,或者恬淡到如闲云般不谙世事;或者艰辛着经历大风大浪;有的虽尽职尽责也不免感伤;有的则个性飞扬仍有所担当。这里的每一种人生都令人回味,每一缕感动都使人泪湿。那些割舍不下的深情与爱恋,在人生里面饱满又充实。一读再读!

      不同于底层平民生活的一组小说叙事,这部小说写上层群体,他们所处生活的生存状态和危机。邵丽的《我的生存质量》,叙写了女儿幺幺、“我”与丈夫敬川、“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婆婆、“我”的奶奶、“我”的祖母赏几代人的命运悲欢,交织成一副生机勃勃的生命画卷,恢弘中有哀婉,悲凉中有欣悦,沉痛中有飞扬,苦涩中有芬芳。作者还在日常叙述中交织着一个虚幻的故事,即金地和苏天命的故事。从而使得小说在现实和虚构之间自由往返,把现实世界中的缺憾加以艺术化修复,把人生中的伤痛给予想象性抚慰。

      读后感觉邵丽叙述方式上的的不一样。交叉纵横的叙述,我与丈夫女儿公公婆婆爸爸妈妈构成一系列;作品中的金地苏天明构成另一个故事主体。一会是我一会是金地,读起来跳跃,不是那么写实,又如此的生活化。特别是去北京见女儿,去北京时中转的火车,那些人那些事。我曾经坐火车从北京到平顶山被换车厢,感同身受的被驱逐,但是邵丽在危急时,她遇到了善良或许认定为善良。 2013年6月21日上午,著名作家邵丽《我的生存质量》研讨会暨读者见面会在中原图书大厦一楼咖啡厅举行。该书首发式同步举行,邵丽现场为众“粉丝”签名售书。研讨会上,现场嘉宾对《我的生存质量》给予高度的评价。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著名评论家孙广举,河南省文联副主席郑彦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副总裁王守国,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王剑冰,《莽原》杂志主编李静宜等现场发言,研讨会由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李佩甫主持。 潘凯雄在讲话中说,这本书中,表达的“生存质量”传递出来的社会和时代变化的信息十分丰富,文学的表达也更加的成熟。使每个人读了以后会有不同的感受,而且每个人从中可以获得不同的收获。 郑彦英认为,《我的生存质量》是一部以随笔式叙述为基本叙述方式的小说,这种方式给人新鲜感甚至亲密感,写起来很见功力,邵丽大胆地运用了这种叙述方式,而且运用的很成功,同时文章的气质和神采也吸引读者,这是一本作家应该读的书,这更是有志于写作的人应该做的阅读功课。 孙广举认为,小说中的我,就是在丈夫突然出事被抓,感受到了从前没有感觉到的一切,也开始了理解了已经生活过却没有理解的,原来的世界以新的面目和姿态在面前通透起来,灾难没有把人击跨、毁灭,却使我的精神和心灵上有上欲火重生之感。作者在书里表达的觉悟,表明邵丽在经过事以后,精神提升了,文学也提升了,特别体现三点:在事变中始终保持者尊严和自信、精神心灵的宽度和思想的韧度和质量的语言。 王剑冰说,中原地区,我们曾经以中原大省、中原文学大省、中原作家群来自称或者别人来命名。邵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是文学大省、中原作家群里有力的支撑,而且是雄性的支撑,从她的作品里面,我们感觉不到女性柔弱的东西,而感觉到成熟的、思想成醇厚的,带有对社会的焦虑、思索,对生活的多种感悟、品位的作家,这个作家的写作在中原是十分给力的。

      我拿到邵丽的《我的生存质量》时,一进入到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中就放不下了,当天晚上就一口气读了80多页。我真是觉得作者就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在写作,她把自己的生活特别真诚地带入到作品的架构中,让我读起来颇感新鲜,就像我去年读过的中篇《刘万福案件》一样。而这部长篇对我来说,既像是在阅读作者家族的一篇篇激情四溢的随笔短章,又能够很准确地感受到作品中所蕴含着的那种小说的虚拟和跃动。   

      阅读完《我的生存质量》,一开始我还陷入到长时间的思考中。脑海里老在默默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邵丽能够用20万字的架构来叙述一个温情弥漫的普通人家的平常故事,说实话那还真的是需要有一种坚毅果决的品格的,而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顺时应势地出版这样一部看似情节比较散淡、且情节并不那么抓人的作品,恐怕也需要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气度和魄力。在这部作品里,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架构作为牵引的抓手,但我们却可以从作品里面读到很多珍贵的东西。作家在她饶有兴致的家族历史叙述中,引领我们穿行在她所营造的虚拟情景和现实生活中,而且这种恣意的游走状态是非常愉悦的、非常自如的,我没有感觉到故作。作者的叙述不夸张更不虚张声势,就如同让我们和她一起回忆我们曾经的过往。

      作品中的许多微小感人场景和段落,都让我们阅读起来相当的随和,就如是和作者一次家长里短式的聊天。我们还可以从她的描写里去感受到她对婚姻、对家庭、对社会生活以及对个人信仰的另类解读,让我们在这种解读中感受到作品意境的深刻和完美,我阅读完这部作品时,内心里就涌起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快慰。而且,当这样的心绪慢慢积蓄在我们的心里后,这个阅读的过程特别地舒意了,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部作品是作者营造出来的刻意和她精心构思的处心积虑。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写作功力应该算是达到了一种很高境界的了。 在《我的生存质量》中,作者用一种宏阔大度的笔法去抒写庸常的人生,而且很巧妙地把这种构思的宏阔具象到温婉真情的日常生活描写中,整部作品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繁衍出来的小故事、小情感环环相扣相交而成,把它们单独拆分开来,我们可以读成是一个个中短篇小说,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篇篇浓情蜜意的叙事散文。实际上《我的生存质量》也是一部描写现实生活小说,尽管它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也不靠跌宕起伏的情节演绎来吸引读者,但作者却给我们娓娓地道来一些来自生活内核的真谛。作品描写了一个女人平平常常实实在在的生活,小说以“我”的视角放眼八方,用非常平静的文字和语言记录了四代人(尤其是作为故事支撑的四代女人)的生命状态。这里,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么的鲜活灵动、自自然然,就像我们身边的亲人。这些人或者恬淡到如闲云般不谙世事,或者艰辛地经历过大风大浪,抑或一身都尽职尽责,到老来却不免发怒伤感。他们是很平常的人,有大度包容的豪放,也有小肚鸡肠的不羁,但当他们每每遇到大事时,仍能够主动地有所担当。而正是这样一些人,在作者丝丝缕缕的描述中,我们都能够很感地触摸到他们脉搏。他们那些非常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在作品中卓然显现,正是这些小说的元素才让我们的阅读很是感动。 该作品还围绕着“我”这个女人跳荡的心理活动,去展开一段段浪漫情感与哀怨悲情的故事,这样的创作手法很让我们别开生面。作品里蕴含着作家本人对生活的些许感悟,对自己家人的真情实感,也有着她对社会生活所应该具有的一种美好状态的满腔期冀。我特地在这部大作的封底读到了作者这样的思忖:“某一天,周围的一切依然如故,女作家坠入一个自认为永远不会落入的境地,没人能在历史、现实、亲者、仇人、爱与恨、逃避与面对的夹缝中独善其身。所谓想透了,无非就是伤透之后能在遍地灰烬中浴火重生”。你看,作者这哪里还仅仅只是在架构一部小说呢,我倒觉得这段话更像是一段蕴含着哲人忠告的至理名言。我不知道其他的读者读到这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而我读到这段话语时,整个身心没来由的一震,就如同被电击中了一般,那种醍醐灌顶式的顿悟油然而生。 《我的生存质量》还铺排着一种非常让人难以割舍的韵致和小情小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部作品的细细欣赏。我一开始就是被作品中所展示的这样一种情致所深深吸引的。在作者的笔下,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就犹如一曲曲舒缓动人的交响乐,让人欣赏起来感觉到荡气回肠余音绕梁。当然,它也和别的作品一样讲述着官场,讲述着有自己的亲人们多年出没的官场,作者能够冷静地站在权力之外注视我们的生存质量,拂去过眼云烟的繁华和浮云,直抵漫漫的人生归宿进行不懈的追问,这些都足以说明了作者在创作中的良苦用心。作者还很温情地叙写了女儿幺幺、“我”与丈夫敬川、“我”与父亲母亲、“我”的婆婆、“我”的奶奶、“我”的祖母等等,这样几代人的命运悲欢上演着一部人间大戏,我们观看起来蔚为壮观。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作者还很夸张地写到了外孙糖果儿的乖巧玲珑,这些情态就如同是作者精心织成的一副生机勃勃的生命长卷,它生生不息气韵悠长。作品的这种恢弘中有哀婉,悲凉中有欣悦,沉痛中有飞扬,苦涩中有芬芳的演绎无不让我们感叹唏嘘。 与此同时,作者还在叙述中交织着一个叫金地的女人和一个叫苏天命的男人虚幻故事,而且这两个人也有着官场的羁绊和纠结的情感,这样略带穿越的刻画,就迫使我们在阅读整部小说时必须在现实和虚构之间往返游走,无疑就增加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我们从作者的构思中不难读出这样的意蕴:每一种人生都令人回味,每一缕感动都使人泪雨潸然,我们那些割舍不下的深情与爱恋,在平时无华的人生里面显得饱满而又充实,这些温情朴实的东西就为我们广大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富丽堂皇的解读路径。

      有的人说,《我的生存质量》是邵丽从客观描写别人转向打开自己内心世界的作品,而实际上据我所知,作者这样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的这种对文学艺术的直白认知给我们带来的,是能够接受到气场的亲切和我们能够理解到的真实,很接地气。也让我们能够倾听到作家的悲欢和呐喊,体会到作家在创作中的真情和姿态,我一直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可贵的品质。

      作品在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往返游走,把现实世界中的缺憾加以艺术化的修复,把人生中的伤痛给予想象性抚慰。这种与广大读者平行的、平和的叙述状态归根到底说起来也是对阅读者的一种极大尊重。作者用很成熟的架构手段把那些温温婉婉的小故事汇聚在一起,当你读完作品,你就会刹那间被那种宏阔的感动充溢全身,我们会在作品的韵味中久久流连。第一次读完后,我回过头去重新阅读了书里的很多篇章,再度真实地感受到那种坦诚的真情流露。如果说有的作品是那种大开大阖式的粗旷辽越,用故事的惨烈或者情节的曲折吸引着读者,而《我的生存质量》就更像是一瓶窖藏多年的陈酿老酒,它需要你去慢慢的去品味。当你惬意地独坐,就着花生黄豆,慢酌一口顿悟少顷,那浓郁的淳香才会四溢开来。这样的老酒一般来说,开始的时候味道都并不浓烈,但它却是后劲十足的,只要你稍稍用心就会感受到它内中的清澈与甘冽。我想,这其实也就是我特别喜欢阅读这部作品原因吧。 作者在书中还有很多的文字,都是我过去不常读到的,读起来也很有质感,我是比较喜欢作者的这种匠心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阅读中去经历作者情感流变的漫长过程,都会陷入到深深地思考中。我看到作者在作品中有过这样的诘问:当“某一天,周围的一切依然如故,所有的人都在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生活,只有你从生活的链条上突然滑落了,坠入一个你认为永远不会落入的境地”的时候,我们才能彻悟吗?读到这里我也暗自地问过自己,我会怎么办呢?恕我直言,我无以为答。我还记得作品里这段话也让我怦然心动,不妨和大家一起品读一番:“经见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疙瘩没解开呢?如果你觉得生命是值得珍惜的话,那你至少应该懂得,你的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正好——刚刚好,享你该享的,受你该受的,不多不少。所有的执着都是为了放弃,所有的放弃都是因为曾经太执着。得到了,只是给你一个失去的机会;失去了,你才知道你的生命在什么地方有意义——就像许多事情一样,只有失去了,你才知道曾经拥有过。我们永远不能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将来,但对过去的日子总该知足吧!难道我们握在手里的生命,还不够甜吗”。 这本书不是那种读起来辞藻华美、唇齿留香的类型,也不是那种情节曲折,坎坷起伏的类型,这本书里,只有最最朴实情怀的流露,对人生最深刻体悟后的大通透。在艺术作品里,最能感动人的,不是文笔,不是情节,当然,那也重要,而真正能打动读者的,是对人性、命运、人生等最重大主题的探索与分享。 在邵丽的书中,这种对生命意义、生命价值本身的追问、反思成了作家唯一关心的事情。女儿对生命的看法,父母对生命的看法,和作者自身对自我的反思,交织在一起。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存质量,是这个社会中不同群体苦苦追求的。而作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获得的大通透,让生命价值的真谛跃然纸上。 莫泊桑在人生里写道:“人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用哲学来讲,就是相对论。但是,在邵丽的书中,有对这一主题进一步的阐发,如何用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这时好时坏的人生,才是决定你生存质量的事情。这本书,犹如一阵风,吹散那些生命中所谓的抱怨、不解、阴霾,而让那些值得珍惜的,值得去体验的东西,优先走在生命的前头,这,似乎才是追求生存质量最好的方向!


      神奇的山村物语

      ——廖华歌和她的《玉皇岭》 2013年12月25日下午,我与出席河南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南阳市文联主席廖华歌在预备会会场相遇,我说:“廖主席!听说你的长篇小说出版了?”廖华歌说:“我只带了几本,你等等,我给你拿一本!”她起身到住室给我拿了一册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制精美的长篇小说《玉皇岭》,并在扉页题写了“请郭主任方家雅正,廖华歌,2013冬月”几行笔酣墨饱的大字。 我双手捧过这部凝聚了华歌心血和汗水的沉甸甸的长篇小说精品力作,只见封面印有这样两段话:“伏牛山民间史诗,神奇的山村物语。复活了一代人关于山村的全部记忆、情感。全球化时代中,一种诗意的东西,以慢、坚实的品质,再次闯入我们的视野,并为人们所呼唤。”“要走多少路,才能抵达你的彼岸,沐浴霞光,你伸出母亲般宽厚的手,托起我不断飘坠的心。” 著名作家周大新称“作者楚地神话、民间传说和伏牛山底层平民悲欣交集的命运故事,谱写成一曲清丽温婉的民歌。令人不由得侧耳倾听,并在心中生出如闻天籁的快感。”著名作家阎连科称“作者用唯美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当代山村的‘聊斋’与‘拍案惊奇’般的故事,令人过目不忘。”著名作家李佩甫称“华歌是一位在艺术上勇于超越自我的作家。她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童年的小山村,讲述伏牛山深处的爱欲与仇恨、骚动与纷争、魔幻与现实、罪恶与高洁,呈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间世界。”著名作家李洱说:“我从《玉皇岭》上看见中国,我从诗情中看到酷烈,从传奇中看到真相。我借廖华歌的小说反观男人的德性和权力的颟頇,烛照人心的幽微和伦常的潜变。” 我与廖华歌相识于1981年五、六月份河南日报社文艺处在郑州召开的文学创作学习班。我当时是临汝县临汝镇文化站站长,她是南阳地区文联《躬耕》杂志的编辑。我们住在河南日报招待所,白天听专家讲课,晚上交流创作体会。有一天晚上,只听负责我们这一期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河南日报编辑李长华老师高喊道:“廖华歌!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你连夜写几首歌颂‘六一’的诗歌,明天见报。”果然,第二天的《河南日报》文艺副刊就发表了一组廖华歌连夜写的清新优美的诗歌。她是我们那一班的才女,出手快,质量高,我很敬佩她。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廖华歌和我同年同岁,都是出生在1958年3月,同属豫西伏牛山人。2000年5月,刚刚从汝州市文联调到平顶山市文联的我奉命到南阳市文联《躬耕》编辑部考察取经,与时任南阳市文联副主席廖华歌久别重逢,她晚上设宴招待,叫来了编辑部的一大帮俊男靓女,你端我敬,轮番上阵,使我醉卧南阳,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 也就是那次从南阳回来后,我开始了多方收集华歌的作品,对她和她的创作道路进行了一些研究。廖华歌,女,1958年3月生,河南省西峡县人。199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参加工作,历任《语文教学》杂志编辑,《躬耕》编辑部编辑、副主任,副编审。南阳市第一届人大常委。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南阳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联委员,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南阳市第二、三届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廖华歌自1978年以来,在全国多家报刊共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被选刊选载,并被数十家出版社选入多种全国性的集子,先后获省级以上文学创作奖30余次,且有部分作品被介绍到港台和海外。出版有诗集《忘川行》、《梦痕》,散文集《华歌集》、《蓝蓝的秋空》、《泥路的春天》、《微雨霏霏》、《廖华歌散文自选集》、《廖华歌散文新作》、《七色花树》、《细节》、《消失或重生》、《东方微笑》、《与陌生人一起喝咖啡》、《村子》,散文诗集《朦胧月》,长篇小说《白鱼儿》等。1992年出席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获中国作协颁发的荣誉奖牌。1992年获河南省首届优秀文艺成果青年鼓励奖。1996年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主要生平简历被收入《当代青年作家辞典》和《中国文艺家传集》等书。廖华歌的长篇小说《玉皇岭》在2009年获得河南省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文学类一等奖第一名。廖华歌的散文以细腻、洒脱著称。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捕捉生活的亮点,形成了优美的文字,奉献给了广大读者。2013年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读书、当教师、当民兵营长、公社团委副书记,被推荐上大学深造、从事文学创作,自1978年以来,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廖华歌说,她的人生经历,就像伏牛山里的一条小溪,静静地但不懈地往前流淌。

      在连续当选河南省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后,2013年年初,廖华歌迎来了一份更重的责任: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廖华歌说,当代表其实压力很大,一举一动都广受关注,因此要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严谨、严肃、严苛地自我要求。   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河南省优秀专家,廖华歌表示,人生的前几十年,她逐步学习怎么进行文学创作,而今后五年,她将学习如何当好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为文艺工作者发声,为推动中国文化繁荣进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她的文学创作主要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自1978年至1984年,为起始阶段。其作品的基本主题,一是歌颂人民教师,她怀着渴望创造的冲动与激情,带着对教师职业的憧憬,写出了处女作散文《春茶赞》,继而,她便连续创作并发表了《白云深处》、《迎春花》、《花先生》、《镜前驰思》、《春妹回山》以及《青青的白桦林》等一系列歌颂献身山区教育的人民教师的散文。二是歌颂改革给山区家乡带来的变化。她写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林、故乡的人,写得情真意切,梦牵魂绕,摇曳多姿。1981年后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柿子熟了》、《花手帕》、《山桃花》、《红了樱桃》可以说是这方面作品的代表。这一阶段最值得一提的是《脚印》和《梦无凭》两篇。《脚印》能在旧题中翻出新意,称脚印是“书写人生历史的文字”,“生命的着力点”,“乐章的音符”,“人生里程的界碑”,因此,要以庄严的责任感写好每一步历史,并召唤人们投身时代洪流,朝着光明未来开发。《梦无凭》则通过一种特殊的生活感受的描写,形象地概括了经过“十年动乱”的一代青年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由幻想到创伤,由迷茫到坚定地投入光明的生活。昭示人们不必顾盼徘徊,不必沮丧,满怀希望地迎着太阳向前进。文意曲折繁复,含蓄蕴藉,于若梦若幻的朦胧意境中巧妙地展示了一代人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第二阶段 大体自1984年至1990年,为廖华歌创作的探索与发展阶段。其诗集《忘川行》和《梦痕》中的诗大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写的。这一阶段,是廖华歌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她的创作走向,一方面继续沿着故乡生活的路子向前发展。《秀女峰的呼唤》和《山》可以说是她故乡恋歌的代表作。前者以舒缓柔婉的歌调写尽了故乡山峰美若仙姝的丽姿秀色,后者则以雄放豪迈的笔触勾勒出大山威武刚健的雄风壮魂。阴阳相峙,极尽伏牛山的状貌与魂魄。另一方面,华歌并没有仅仅把目光盯在昨日的山乡,而是把视野推向新的生活与艺术空间:已不再满足于对山乡变化的表层描写和歌唱,而是把对故乡的爱深入到其精神和灵魂的内核,升华到一个更阔大的空间和高度来观照、揭示、体悟爱情的要义和人生命运的源头。《永远的荷塘》、《雨后徜徉录》、《在江边》等篇什都把自然、人生、历史有机交织融汇在一起,充满沧桑大气、委婉悠长的神韵,成为散文园地不可多得的精品。在这些诗作中,风格最独特、最值得一提的是长诗《伏牛山》。仍是山的主题,却写得气势磅礴,熔历史、现实于一炉,如一尊立体的雕像,该诗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了诗之外,这一时期她还写出了大量的散文诗,并在1991年底,结集出版了散文诗集《朦胧月》。

      第三阶段 大体为1990年至今,为廖华歌创作成熟和自觉的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较,华歌后期的散文创作虽少了一些刻意之作,但创作题材领域更加扩大,表现手法更加娴熟,时代潮、身边事、眼前景、忆中人,俯仰之间皆成文章,且写得比较洒脱随意,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有可读性。《自然之心》、《生命的乐章》、《既望观月》、《女人的天空》、《三角梅》以及《面对时装新潮》、《大潮面前》等收在散文集《蓝蓝的秋空》(河南农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的大部分都是这时期的作品。她创作的自觉与成熟还表现在已引起评论界注意的系列散文《微雨霏霏》。  有不少专家学者把廖华歌的作品总结为: 一是情真。廖华歌的作品以纯真的感情引导读者珍惜人间至情,她的“故乡恋情”、“山地情歌”引导读者爱自然、爱家乡、爱祖国、爱我们的父老乡亲。她用感情的细网过滤着生活的杂质和丑恶,把美丽和纯真留下;她明知生活不是诗,但总希望生活成为诗,这就使她在审美创造中力求把对象诗化、理想化,编织美丽的花环,以吸引和鼓舞读者不断地和自己一道去追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情”成为联络诸多因素的网结点,真而浓,纯而雅,寓情于物,寓情于人,寓情于理,感动着读者,感染着读者,使作品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秀女峰的呼唤》、《山》是献给“山父地母”的情歌,《山乡情》、《红了樱桃》是浓浓的亲情恋歌,《在山那边》、《人生注释》从切身的体会和经历之中帮助读者辨析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叩问人生的真谛。她的表现自我情怀的《微雨菲菲》在物欲横流、情意淡薄、婚外恋愈加严重的今天,无疑在昭示人们去追求一种更纯真的情感;她的自况体散文《泥路的春天》在给我们以情感陶冶和愉悦的同时,引导我们不要去掩饰曾经犯过的错误,惟有真诚反省,才能不重犯错误;《艰难人生》等则更多地呼唤着理解和真情。总之,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值得记存的事物,作者用感情把它传导给读者,化为形象或哲理,诱发读者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怀,去执著追求幸福生活。

      二是意美。廖华歌作品中的美表现在多个方面。追求美的情怀、创造美的意境是廖华歌诗歌的主旋律。她的作品营造了一幅幅风景优美的图画,细腻的感受与情怀,委婉的抒发与传达,如月光下的小夜曲,浸人肺腑,滋润心田;如春风拂面,春水淙淙,给人以惬意和舒适。读她的作品,我们并不感到审美的疲倦,因为诗人有极好的审美表现力,这种能力又转化为警句,不时跳人眼帘,引起你的思索与感触。《华歌集》和《蓝蓝的秋空》中,记忆的故乡和爱恋的山水,巍峨的群山和朴实的民风,在审美距离的导向和对家乡至真至切的爱的关怀下,无处不美丽动人。这里的山是美的,既有秀女峰的仙姿,也有玉皇顶的伟岸,山上长满了“一嘟噜一大串稠似蒜瓣的柿子”(《柿子熟了》),遍地是迎春花、山桃花和烂漫的无名小花,不仅处处是鸟语花香、莺歌燕舞,令人赏心悦目,而且大山还为人们奉献着不尽的财富:木材、水果和生漆;这里人是美的,昔日“密密的睫毛上沾满了眼屎不时地往外淌着眼泪”的春草姑娘,如今眼是“那么的明亮,那么的有神”。这里人更有一颗纯朴善良的美好心灵,乐善好施,默默无闻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毫无怨言。《柿子熟了》中的农民大伯、《红了樱桃》中的爷爷等等,无不具有优秀的品质和精神。《泥路的春天》的美在于真实所产生的巨大的美感魅力,它使我们看到了女作家温柔中的坚定和严肃的人生态度,落尽豪华见淳真。《微雨菲菲》的美在于真情的浓烈细腻以及对这种情感的理想化的抒发,作者一方面是“我手写我心”,通过爱的呢喃来开发纯洁情感的矿藏,另一方面又不以深入的方式走近,美丽又含愁,朦胧又含蓄,追求的至高无上无法实现而又梦寐以求,给予读者以极大的情感体验。

      三是语言美。除了上述的情感美、意境美外,语言美也是廖华歌散文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她的散文语言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作者在语言的花园里散步,随时采撷着自己情有独钟的词汇,以构筑绚丽、华美的诗篇。如《你走了》:“那方蓝蓝的手帕/会全天候地挂起/我思念的风帆。”“手帕”与“风帆”的联想,新颖别致,再加上一个现代词汇“全天候”,多重意象诱发读者丰富的想象力。而“湿漉漉的忧伤”(《梦的衣裳》)、“金色的眸子”、“橙红的呼唤”(《夕暮》),“洁白的祝福”、“硬硬的冷风”(《雪意》)、“乳白色的欲望”(《无题》)等众多诗句通感手法的运用又叠加了情感的丰富与微妙。她的社会抒情诗一改纯情诗隽永含蓄的抒情模式而任情感蓬勃升腾,奔涌而来,一泻千里,“从莽莽昆仑奔来/从巍巍长白奔来/从绵绵南岭奔来/从苍苍云贵奔来”。《伏牛山》中的这些诗句在纯情诗中很难觅到,给人以豪迈奔放的气势和雄伟昂奋的壮美,有别于纯情诗的柔婉、娴静和舒缓。同时她的许多诗篇还化用了古典诗词的优美意境。《一串带露的槐花》中,故乡少女用红头绳穿起串串槐花的情景,使我们自然联想到“更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天籁之境。《玄色月》、《既望观月》中关于月满月亏的理悟,又有了苏东坡把酒问天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喟叹。而《莹洁的家园》、《家的概念》、《自然着好》、《走出孤独》、《八月的感动》等等对于日常语言的使用,使曾经沧海后的平淡人生、冲和心态,达到表里如一的贯彻,读来平静而熨帖,顿生澄静虚缓之感。   华歌曾多次讲:“每一个人都需要构筑一所精神家园,来安放和庇护孤独的灵魂。有人选择财富,有人选择功名,有人选择情爱,而我则选择了文学。”在红尘滚滚浊浪滔滔的现实生活中,在快餐文化流行、人文精神萎缩的文化环境中,作家这种耐得住寂寞而固守真善美理想高地的可贵精神和永远苦斗的不懈努力,不仅给读者带来了热爱生活、珍惜生命、追寻理想的召唤,而且这种精神本身就是一面昭示的旗帜,使读者为之肃然起敬。 尤其是她的长篇小说《玉皇岭》以开放型的结构,通过对一个偏僻、闭塞而又无所不有的小山村及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的十几户人家的描写,塑造了谭永阳、谭永定、潘石良、余永环、邱庆坤、彭富财、苏茂婷、苏茂奇、谭运金、榴花嫂等一群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表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家族之间、邻里之间、城乡之间观念的抵牾与碰撞,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道德、权力、金钱等一系列令人唏嘘的矛盾和冲突。这个村子里每个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命运遭际,喜怒哀乐;相互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怨情仇,人性的善恶美…这是作家首次尝试长篇创作,她聪明地搭建了“玉皇岭”这个舞台,前前后后唱了三十余出“独角戏”——把一个长篇分解成数十个短篇,一篇讲述一个故事,一篇刻划一个人物。既可连缀成篇,亦可独立成章。这样不仅发挥了作者在中短篇及散文创作中的经验及优势,也使女性作家细腻的笔触更有用武之地。但出色的长篇终究避不开宏观结构的营造,人物关系的搭建,故事情节的构思,以及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 八百里伏牛山莽莽苍苍,在它的顶峰老界岭山下,有一个名叫玉皇岭的小山村。 这个村子小得只有十几户人家,八十多口人,偏僻得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位置;但它又很大,上下方圆一百多里都归这个村子所管辖。从村口望去,整个村子的地貌基本呈“M”形,所谓的村子,实际上由大、小两个山沟组成,中间隔着一道大的山岭。大、小山沟之内,还有若干个更小的山沟和山梁,若从这个沟到那个沟去,只有翻山越岭走近道了。两个沟里各有一条河,大沟的河名之曰兰溪,水大还爱发叉儿,由于天然地势,而形成一个个深不可测的簸箕潭、牛槽潭、灯笼潭、黑龙潭等。小沟的河名之曰红松,水小没有积聚成潭,也不分叉儿,只在一处高陡的石壁上垂下一条细而银亮的瀑布,风中似乎在来回摆动。两条河边星散着一块块很不平整的土地,靠近土地居住着一户户的人家。这些人家的房屋大都白墙灰瓦,老式建筑,没有一家楼房,这除了村里地广人稀土地不珍贵外,大约还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大多不喜欢别人住在自己的头顶上,认为那样不吉利,哪怕是一家人也忌讳。别看这些房屋有的建在河旁边,有的盖在半坡上,还有的造在山凹里,说起来还真是都有一些讲究的。这儿山高林深,绿树环绕,翠色掩映,若不仔细寻找,还当是无人居住呢。 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子,如今却在文学的版图中像一座山峰巍然屹立,睥睨四方。廖华歌的小说《玉皇岭》将现实中的一个小山村搬入了文学的园子,其丰富、瑰丽、神奇、魔幻……匪夷所思,让人惊讶。 这部小说首发于《十月》上,限于篇幅,只发表了十几万字,后来出版单行本,版权页上标注的字数是:420.5千字。如此说来,前者只能算是“节本”了,后者方是“全本”。 河南省第七次文代会闭幕后,我开始连明彻夜读《玉皇岭》,我完全进入了《玉皇岭》的山林中,不眠不休,一口气将《玉皇岭》读完。掩卷兀坐,天将破晓。有一些书,读时唯嫌其长,有畏难情绪;读后意犹未尽,则唯恨其短。《玉皇岭》就属于这类书。是一本引人入胜、让人迷失、让人陶醉的小说。 《玉皇岭》写的是玉皇岭的数十年沧桑。玉皇岭是中国的缩影。玉皇岭是一个绵延无数代的小山村,藏在大山深处,仿佛亘古不变似的,它会像山一样长久地存在下去。《玉皇岭》为我们建筑了一个生动的充满活力的乡村世界,比真实的乡村更为真实的乡村世界。玉皇岭成了我最为熟悉的中国的村子,对其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村庄的熟悉。透过玉皇岭,中国乡村社会图景风俗画般地展开在我的面前:权力的影响,人性的扭曲,青春的压抑,生活的艰辛,前途的渺茫,自然的魅力,等等。正如作家用生华妙笔所描写的那样: 相传,玉皇岭原本为“雨荒岭”。很久以前的时候,这儿是一个穷山恶水,疫疾横行,五谷欠收的地方。生长在这里的人们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眼看无法活下去了,大伙儿便一起向玉皇大帝跪拜求福。一颗颗善良虔诚的心述说着下界的苦难,终于感动了玉帝,玉帝便命一花神,用银锄在后花园里轻轻勾下一株花草撒向尘世。花草落地生根,抽枝拔节,很快地,山青了,水绿了,林木繁茂了,鸟儿飞来了,五谷丰登瓜果遍地了。从此,这儿的人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为了表示对玉帝花锄的纪念,更为了感恩,便将“雨荒岭”改为“玉皇岭”了。 至今,在玉皇岭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其实整个玉皇岭的形状就是当年从玉帝后花园里撒下的那棵像花不是花、似草不是草的模样。大河刚好在花瓣的位置上,故而多出美女;而小河则处于草叶及枝梢处,也就不乏俊男了。此外,还说就连每一棵树生长在什么地方,每一条路,每一道坎,每一块石头,自然还有每一户人家住在哪儿,都是注定了的,一切都符合一种既定的秩序,都和传说中的这棵花草有关,弄得原本天然质朴的玉皇岭,另有了一些神秘的意味。说来也怪,一些奇花异草,山禽珍兽只在玉皇岭才能见到,哪怕是与之相邻的村子,也概不生长。逢上天旱雨涝之年,与玉皇岭相邻的周围地带灾荒不断,而独独一个玉皇岭像是老天有眼,总能得到祐护。因此在这一带一直唱着这样一首民谣: 玉皇岭心意平, 两头下雨中间睛; 玉皇岭不简单, 洪水到来绕个圈; 玉皇岭咋恁那, 核桃也比别处大; 玉皇岭估不透, 走走看看犯迷糊; …… 话虽这么说,玉皇岭并非就是一处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世外桃园,事实上,它和所有人群居住的地方一样,也有天灾人祸,人性善恶,道德高下,有着复杂而又无可逃离的人间所有的是是非非。 它是农耕文化的一个标本。 廖华歌是以诗歌和散文成名的,尤擅散文。她手中的一杆五彩神笔,能唤醒一株草、一朵花、一块石头、一粒沙子、一滴水……等等事物沉睡的灵性,使其从内部放出光来,发出声来,与我们的心灵进行交流。 她出生于最为荒唐的年代:1958年。那一年农村遍地烈火,到处都在大炼钢铁。浮夸风比台风还强烈。紧接着就是普遍的饥饿,富饶的中原饿死了几百万人。时代狂暴的洪流对一个小女孩的性格和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抑或,地理位置的偏僻加上大山的阻挡,那里会相对风浪小一些?丹纳的《艺术哲学》揭示了地域、时代等等因素对一个艺术家有着至关重要的潜在影响。有些影响不易察觉,但有迹可循。 华歌是伏牛山的女儿,有着大山一般的性格。她早年曾经当过生产队长、大队民兵营长、公社团委副书记(兼职)。恢复高考后,她通过考学,走出大山,来到南阳,在此扎下了根。她发表作品500多万字,出版有诗集、散文集十多部。《玉皇岭》是其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没有她早年那些经历,《玉皇岭》就不会诞生。

      她是最虔诚最勤奋的作家,从不放弃学习,从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她的散文一变再变,否定之否定,我,非我,内在的我,外在的我……蔚成大观,气象万千。她柔弱的外表下藏着万丈豪情。她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她反对男人摆弄文字,说好男儿应该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而不是写腻腻歪歪的文章。可见其雄心。 她获奖无数,但并不满足。终于在写了将近三十年诗歌和散文之后,向小说领域进军了。她单人独骑,手持长矛,如唐吉诃德般无畏地冲向小说这个风车,大战三百回合,凯旋而归。于是乎,有了《玉皇岭》。她是幸运的,读者也是幸运的。 记得某位作家说过,一个作家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写一部大书,前期写的书是为这部书做铺垫,后期写的书则是为这部书做注释。对廖华歌来说,这部命中注定的大书就是《玉皇岭》吧? 《玉皇岭》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属于最朴素平实的,即使如此,仍然色彩绚烂,诗意盎然。 中国是一个广阔的乡村,玉皇岭是其缩影。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生在山村,长在山村,在山村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光阴。我熟悉农村夏日的似火骄阳,它能将人的皮肤烤得像骡马的鞍鞯一样光滑闪亮,像铜一般结实;也熟悉乡间的月光,它柔和的光辉使得夜晚像梦一般缥缈,像一道帘幕将苦难遮挡在另一边;乡间的雨澎湃起来汪洋一片,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绵绵时,像老太太纺线,不紧不慢,月儿四十不断,令万物生毛;冬天的狂风和暴雪威力无穷,令人胆寒。乡村是有灵的,我们知道祖先睡在哪儿,也知道鬼魂何时出没;知道谁曾去阴间走过一遭,也知道谁被无常追索;知道谁家的狗是何人托生的,也知道谁家的猫与某人上辈子是冤家;知道谁做了坏事,他的子孙遭到了报应,也知道谁多行不义,必将堕入畜类……乡村是一个血缘世界,是一个故事世界,是一个伦理世界,也是一个迷信世界。身在乡村,心怀敬畏,敬畏大自然,敬畏祖先,敬畏神鬼,敬畏众人的舌头。乡村是一个人鬼混居的世界,就像胡安·鲁尔夫笔下的半月庄。在乡村,人生活在历史中,生活在祖先的影子下,生活在固有的伦理中,生活在群体中,生活在众人的目光下。乡村总是唤起我非常复杂的情感,又爱又恨,既想回去,又想逃离。乡村,这个舞台,各色人等都有登台的机会,可以尽情地展现其朴素、坚韧、勤劳和博大的胸怀,也可以暴露其狭隘、自私、愚昧和忘恩负义。那些在祖先的血液中沉淀的善与恶都遗传给了下一代,播撒在泥土中,并且生根发芽。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命运的大手拨弄着人…… 正是《玉皇岭》唤醒了我所有的乡村记忆和乡村情感。玉皇岭中的人如同我的邻居一样熟悉、亲切或者憎恶。语言的利爷劈开了混沌的乡村,复杂的纹理呈现出来,血性与暴烈呈现出来,爱情与欲望呈现出来,善良与温暖呈现出来,丑陋与罪恶呈现出来,遗传与变异呈现出来……一部杰出的书,必定是独特的,同时又能唤起普遍的情感。 玉皇岭,单从大自然的角度看,是一个世外桃园,山高林密,风景秀丽,两条青溪从大山中流出,逶迤而去……溪流上结出果实:一个个碧玉般的潭,簸箕潭、牛槽潭、灯笼潭、黑龙潭等。植物繁盛,花草树木种类之多,之奇,之盛,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单在“胭霞坪”这里就有:灯笼核、核桃王、瞎核桃、惊面柿、艳红果、老盖头、鬼灯笼、蒜头栗等。野物也多,蛇、狐、松鼠、獐子、狼、野猪、獾、草鹿、野羊、等等。我多次深入伏牛山的腹地,感受过郁郁葱葱的植被,可惜我对植物认识得不多,有太多的植物我叫不上来名字。我也见过猎人们打的各种各样的野味,也吃过一些。廖华歌却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知道,她能叫上每一株花草的名字,她认识每一种动物的足迹。她用饱醮情感的大笔,为我们绘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美仑美奂的玉皇岭风景画。这得益于她良好的散文功底,她唤醒了所有生物的灵性,使它们在书页间不感到压抑和干瘪,反而更蓬勃更葱郁更活泼。 如此美丽的地方是世外桃园吗?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它和所有人群居住的地方一样,也有天灾人祸,人性善恶,道德高下,有着复杂而又无可逃离的人间的是是非非。” 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小说家不是在论证什么也不是在讲述什么:他们是在创造一个世界。尽管他们喜欢讲故事——在这层意义上他们与历史学家相似——,但他们并不喜欢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喜欢再现一个或一系列瞬间,喜欢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廖华歌的《玉皇岭》就为我们重新创造了一个小世界,一个农耕文化的标本。同时也是民俗学的标本,博物学的标本,伦理学的标本,社会学的标本,人类学的标本。这部小说是如此丰富,你几乎能在其中找到关于农村、农民、农业的所有东西。这是一部农村的百科全书,巨细无遗,包罗万象。 地理地貌,植被,动物,风俗习惯、物产……等等,且不去说,单说塑造人物。玉皇岭总共只有十几户人家,八十多口人,作者以人名作题目的章节就有30个。加上其他虽不是以人名作题目但也专写一人故事的篇章,所刻画的人物不下四五十人。在这本书中,所有人物都有谱系,都有根基,都有一套社会关系。谁的血管里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液,谁的心中揣着什么样的恩怨或肮脏的念头,谁的胸中燃烧着什么样的梦想或妄想,以及谁在梦中呼唤情人的名字……我们都洞若观火。 随便举个例子,看看我们对一户人家能了解多少。就拿簸箕潭下的阎家来说吧。这是进玉皇岭的第一户人家。我们知道他们家种了一院子花,粉豆花、指甲花、芍药花、绣球花、牡丹花、一串红、月季花、夹竹桃、白菊花、迎春花、石榴花、辛夷花、腊梅花、蝴蝶花……简直就是一个花园。阎家有九口人,老汉谭应立“扒灰”不成,反咬一口,说儿媳妇康小梅勾引他,用火钳将儿媳妇的脊椎骨打断。儿子谭定安心知肚明,悄悄在后坡树林里埋了一个地炮,说是炸黄腰狸,结果将父亲谭应立炸成了瘸子。谭定安和康小梅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谭振行长得五大三粗,却先后娶了三个如花似玉的媳妇,第一个媳妇叫玉凤:心野,疯张,薄命,死于难产。第二个媳妇叫桂花:爱笑,风骚,患有癫痫,以离婚收场。第三个媳妇叫明珍:漂亮,能干,他们之间有一段传奇故事……这就是阎家,玉皇岭众多家庭中的一个:故事、命运和灵魂。 人,在大山的褶皱中生活,爱,抗争,成为一个个的传奇,或者成为人们消磨时间的谈资。《玉皇岭》是现代的《聊斋》,是中国的《一千零一夜》,故事众多,异彩纷呈。所有自然而然发生的故事都奇特,所有奇特的故事都自然而然地发生,没有人质疑。“真正的史诗是现实主义的:尽管阿基里斯在和神交谈,奥德赛下了地狱,但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帕斯语)”在玉皇岭,不管是神秘的黑蟒蛇的故事,还是狗死后灵魂附体的故事,也都不容置疑。至于,打坡人的故事,捕蛇者的故事,尼姑的故事,跑车人的故事,杀人的故事,偷情的故事,鬼上身的故事等等,就更是可信了。 杰出的小说总是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比真实的生活更像是真实的生活。 《玉皇岭》是一个“民主”的世界。 在这部书中,作者给予每个人物以尊重和尊严,也就是说,作者给予每个人物同样的关注,同样的篇幅,同样的平等。作者搁置了道德和判断,只是描述:地点、事件和灵魂,再现和呈现重要的瞬间,客观而又冷静,不藏否人物,不评判是非。 《玉皇岭》采用的是开放的结构,可以扩展,可以压缩,可以颠倒次序,可以从前往后读,也可以从后往前读,而不影响其主旨和作为一本书的整体形象。每个篇章都是自足和完整的,有其自身的意义,同时又在丰富着别的篇章,也被别的篇章所丰富。虽然这说不上创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就是一部可以打乱次序来阅读的小说——,但是做得更自然,更清晰,没有任何阅读障碍。 专写一个地域的人和风情的小说有不少,写得好的也很多,但毫无疑问,《玉皇岭》更有雄心,更丰富,更包罗万象,也更驳杂。它像一棵没有修剪的大树,枝叶纷披,生机勃勃,向上,向左,向右……肆无忌惮地伸展着,摇曳着。 《玉皇岭》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的“史记”。《史记》构筑的是宏大的体系,《玉皇岭》建设的是一个微型体系。《史记》记载的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故事,玉皇岭中的人物都是最普通的农民,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们的生活更真实,情感更直接,恩怨更分明。或者说:与我们更贴近。 《玉皇岭》是一副扑克,每张牌都不一样,但都有关联。这些牌:山川、河流、人物、故事、动物、植物、风俗、命运、迷信、情欲、罪恶、爱情、狡黠、贪婪……构成一个符号系统,不断地排列组合,揭示人类生活的重复、循环、变化,徒劳无益的争斗,破碎与重建,死亡与重生……一种记忆,一种预言,一种应验?抑或命运散落的标记? 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质量大的物体有更大的引力,反推也成立:引力大的物体其质量必大。《玉皇岭》中有两个人物有很大的引力,他们是潘石良和谭永阳。虽然作者对每个人物都着墨差不多,但这二人却仿佛有很大质量似的,能吸引其他人物围绕他们旋转。金庸的《笑傲江湖》中提到一种至高的武功“吸星大法”,这种功夫能将与他们交手的人的内功吸入自己体内,为己所有,为己所用。潘石良和谭水阳就有这种“武功”。他们在不同的故事中出现,即使惊鸿一瞥,也能吸取这个故事的能量,来丰满自己的形象。他们不受作者控制,螺旋状上升,成为两个始终回响的旋律。 潘、谭两个家族,对立,融合,再对立,再融合,农村几千年来顽固的宗法制度阴魂不散,左右着每个人的生活和灵魂。其实,也是血的密码,DNA,血缘,在决定着人的过去和未来,决定着此时的行动。当然,对人物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大山也阻挡不了的时代风云,它们雷霆万钧般地奔来,对一方人民进行野蛮的洗礼。作者笔下的玉皇岭是农村的缩影,更是文革时期农村的缩影,但不止于此。 潘石良是这个村的最高统治者,他外号叫“老沙皇”,可见其权力之大。他就是王。他愚蠢,颟顸,邪恶,卑鄙,性欲旺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作者没有单独为他立一篇章,但他无处不在。他像雾一样弥漫在每个角落,渗透到每个人的梦中。权力,即使在中国最偏僻的地方,也彰显着巨大的威力。关于他,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就能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次,他与自己的大儿媳妇野合,被外大队的一个民兵撞上了,让他写检查,他竟能反咬一口,将那个民兵吓得落荒而逃;还有一次,他为了裁脏谭永阳,深夜将队里的玉米种子偷几十斤回家,却将玉米粒一路撒到谭永阳家门口。谭永阳是队会计,机智,有远见,能隐忍,善谋划,会周旋,他被塑造成一个农村的智者,一个最不像智者的智者。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事,就是将儿子培养成大学生,光耀门庭。最不能启齿的事是将才子佳人之类的书借给“老沙皇”的女儿看,使她走火入魔,最后疯癫。某种隐晦的象征,扩大了作品的内含。好的作品不惧怕误读,甚至欢迎误读。误读使作品的意义获得意外的增值。 一座山,不攀登到顶峰,无从领略其雄奇、开阔、磅礴、玄远等。一本书,不从最高立意处来欣赏,也无从领略其旨趣、深刻、和谐、奥妙等。 对一本书,最好的态度就是阅读,就是进入,就是忘我。最高的敬意,则是重读,则是发现,则是惊喜。 《玉皇岭》是一本可以重读的书,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这本书让我思考,让我重新发现了远去的乡村世界。作者说她提供的是一个农耕文化的标本,是的,一个标本,一个价值无限的标本。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要理解这个时代,理解这个时代的人,也许读一读《玉皇岭》会大有裨益。 廖华歌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文学才能“浪费在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杜勃洛留波夫语)的没出息的作家,她要奉献给同时代人的不是赏心悦目的小摆设,而是属于一个新时代的洪钟大吕。她把来自山村的一股雄风吹向文坛,把农民的抗争与奋进、农民合理而美好的生活愿望表达得异常鲜明和强烈。她目光敏锐,视野开阔,农村生活积累丰厚,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与见解。她致力于起伏跌宕、大开大合的情节,喜欢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她的语言半土半洋,常常是叙述人用有点欧化的书面语,笔端常带夸张与诙谐,人物用豫西南农村土语,不失乡土气息。廖华歌在《玉皇岭》中所描写的各种人物、所勾勒的生活场景,所表现的风俗民情而言,无疑是属于中原乡土的。但在结构方法、叙述语言、人物心态的刻划上,也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技法。我们这块乡土并不拒绝有益于我们的外来的东西,比如最富于乡土味的红薯,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由国外引进,而被我们这块乡土所驯化、所接受了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玉皇岭》中,有许多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哲理性的语言,令人回味、思索、醒悟。这些具有饱满激情的艺术语言,附着于生动的形象,而且往往与情节的进展,人物的心理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起着画龙点睛、深化题旨的作用。这些语言,既洋溢着作家深挚的情感,又与主人公的思维活动紧紧相扣,同时对情节的进展、主题的开掘也起着层层推进的作用。 幽默感,是《玉皇岭》这部长篇小说语言的又一特色。作家把幽默与痛苦、诙谐和严肃、滑稽和正经、俏皮和睿智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寓庄于谐,寓悲于喜,达到了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力量。廖华歌的生活知识、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厚实广博,加上她在语言上的较高艺术素养,使得她在运用幽默感的语言时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形成了妙趣横生的幽默风格。 《玉皇岭》中的大部分语言,特别是人物的语言,都是非常生活化、口语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这样的语言纯粹是我们豫西南农民的语言,我们读着它,既形象、生活,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又亲切、实在、自然,乡音绕耳,乡情难忘啊! 她还注意引用当地流行的民歌、谚语等,例如: 白玉牙齿红嘴唇儿; 剪发头,带卡子儿, 手拿钢笔自来水儿。 空心树,树空空, 里面飞着一只蜂, 说的啥,听不清, 唱的歌儿嗡嗡嗡 五月里哎,金银花开, 远方的情郎捎书来—— 想要荷包戴。 剪个荷包样, 放在针线筐, 四下里细望望, 看看像不像…… 这些语言,琅琅上口,清新生动,用以表达人物的思想、情趣和见识,刻划人物的性格,常有触手成春之妙,而且也使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她的语言犹如散文诗,优美、抒情,诗意浓郁,余味无穷。例如: 平时,兰溪河水量很小,银亮亮的一脉清流,时而在大大小小裸露着的石头堆里沉没,时而又跃出石面铮铮淙淙洒一路激越的清音,有小鱼在碧水中怡然自乐地游动,苔藓、绿藻、细小的青蕨茸茸地覆了石底,看上去溪的意味更重。但一俟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浊浪推动着满河床形态各异的石头,轰然震响,隆隆有声,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地一路狂怒吼喊着,将映入河里的天光云影,树干花枝,全部击碎,此时,便是十足的水深流急的河了。这条河的两岸坡边还生长出了许多的白玉兰树,春日里,枝头硕大的花朵便连成了一片惊心动魄的洁白,将那些也在争艳吐焰的桃花、杏花、梨花、樱桃花、梅子花、通草花、石崩子花、连翘花等,统统都给掩了。这些红红黄黄白白蓝蓝紫紫的花儿,只能成为那一片洁白中的丝丝缕缕、星星点点了。清洌的河水经了这些花瓣的浸泡,自是比酒还要醇美十分,喝一口幽幽芬芳直透心底,据说,长期饮用此水,可明目清心,养颜益寿,百病皆除。想来,山里人很少得绝症,能活大岁数,大概与这新鲜空气和常饮百花浸泡的河水有关吧?有时,一方水土的确决定了一方人的肤色和内蕴。哪怕只隔一道岭,也大不一样。靠在这条河边生活的人个个聪颖异常,体态丰美;而相距不远处的另一条河边居住的人则短腿粗脖,面色黑黄。 在兰溪河西边、簸箕潭下面不远处的竹园旁,住着进玉皇岭来的第一户人家:阎家。与村子中心的村部所在地相距六里。阎家位于村口的交通要道,凡进出来去的人,一律要从院边的道上经过,除此别无它路。阎家的院子在全村最有特点,除了院边走道旁天然摆放的一块块带有石台且离地面的高低坡度又相宜的大小石板,可供那些肩挑背提的四乡人歇脚外,种满了各种花儿的阎家院子更是村里的一景,简直就是一个缤纷多彩的大花园。粉豆花、指甲花、芍药花、绣球花、牡丹花、一串红、灯笼花、月季花、夹竹桃、白*、迎春花、石榴花、辛夷花、腊梅花、蝴蝶花……一年四季,花事不断,那花儿有的开得很快活,有的却很伤愁,有的娇羞,有的沉静,有的矜持,有的禁不住哈哈大笑。引得蜂飞蝶舞,幽馨袭人,吸引了过往的每一位路人,也赢来了村里人的声声赞叹,姑娘们用这院里的花儿对上白矾弄成花泥染指甲,拿那黑籽粒内的白粉来搽脸,站在牡丹花丛中让人拍照,那姹紫嫣红令所有走近它们的人都感到温暖无比。 阎家院子里的花之所以能开得这样艳丽狐媚,是因为早年路过这儿的一位风水先生,将阎家的房前屋后左山右岭认真仔细地观看了一遍之后说,阎家的老坟占上了桃花风脉。按讲,占了这个风脉的人家是要在女辈们中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可惜不知什么时候,老坟的一角让牛蹄给踩了个小洞,把聚的地气放跑了,使得坟内棺壁上蜘蛛吐丝、蚂蚁绣字的那些厅堂楼舍,凤冠霞披,高头大马等都快成形的图案,全遭到了破坏。但毕竟还有一些残留的地气,故而不仅阎家的媳妇代代出色,就连院子里的那些花也仿佛有灵性似的,一年年灿若云霞地盛开着,开得那样热烈,那样美艳惊人。而一旦离开了这个院子,无论是将它们移栽到哪里,花儿们都无精打彩,恹恹欲枯,最终死掉。村里曾有几个人不甘心,多次从阎家院里挖几棵花木在自己的门前试栽,结果无一株能成活。 在廖华歌笔下,那“呼啸而来的山风”、“棉絮般的不住翻腾的云缕”、“玉皇岭的群峰如同从云海里伸出头来的牛群”,那闪动着粼粼波光的小溪流、粉红的云霞、明丽的阳光、那小桥、那流水、那飞鸟、那森林、那深谷……作家正是大胆地、集中地采用了电影化的语汇和句法,使全篇跌宕回旋,错落有致,形成了一种五彩缤纷、摇曳多姿的语言的形式美。


      乔叶和她的《认罪书》

      乔叶是我1997——1998年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班的老同学,她当时在河南省修武县委宣传部工作,我在河南省汝州市文联工作。她当时就在多家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作品,是我们班有名的才女。也许我们是河南老乡的缘故,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文学创作体会,吃饭、聊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最近从网上看到,老同学又出版了《任罪书》,老作家南丁认为这部小说像一幅十字绣,针脚绵密,活儿做得漂亮,布局精致。李佩甫评价其为一部具有心理扫荡意义的小说,几乎把任何人都进行了审判,从形式到内容均可看出作家的努力突破,足以成为乔叶个人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邵丽认为,这部小说无疑是乔叶的一部重要作品,其对人性恶的一面表现极深,但缺乏令人感动的一面。何弘认为这部《认罪书》为我省70后作家写作开启了一个更好的写作方向,因为“70后作家的写作都是以小情调为主,朝着《认罪书》的方向走是一个好的开端”。同时,大家也提到该作对人物“下力过猛”,导致主人公的塑造有些缺陷,其心计与其人经历不符还存在于小说结尾让人物一一死去,显得写作有些讨巧等不足。 我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任罪书》,利用节假日,认真读了这部老同学的新著。省作协副主席、我省知名女作家乔叶最新长篇小说《认罪书》近日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为读者讲述了关于沉沦与救赎的故事。

      乔叶,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省作协副主席,《散文选刊》副主编。出版散文集《天使路过》等12部、小说专著《最慢的是活着》、《拆楼记》等7部。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发表小说100余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以及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许多读者是通过《青年文摘》《读者》等期刊杂志记住乔叶的,靠写散文起家的乔叶善于编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文章呈现出的乔叶往往是乖巧而温暖的。近年乔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小说创作上,她的小说却是凶悍粗粝而直面现实的,这部《认罪书》也不例外。

      据了解,《认罪书》首发于《人民文学》,在《卷首》中,编者给出这样的评语:“文体上有探索——与时下的庸常风习不同;叙事上有耐心——内在的幽深和旁及的宽阔所形成互动互映,也稀罕可珍。”书中通过几位主人公的经历来探讨了复杂的人性,沉沦与救赎这两种力量在文中撕扯搏斗,作者展示了让读者足够惊喜的东西,如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关注、尖锐的洞察力和批判力、深刻的自省气质、对灵魂和信仰的触及。 2013年12月11日,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在北京颁奖,我省作家乔叶最新推出的小说《认罪书》成为唯一一部斩获“长篇小说优秀奖”的作品。12月12日,刚从北京领奖归来的乔叶向笔者展示了木制的奖状。她说:“《认罪书》是一部关于‘复活’的作品。创作完成时,我也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认罪书》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故事群”,是一群沉沦与救赎的故事。沉沦与救赎是一对矛盾的力量,作者显然抓住了矛盾的胶结点,在故事中做一种撕扯,一种拉拽的搏斗。金金与梁知、与梁新,梅梅与梁知,与钟潮,梅好与梁文道、张文英与梁文道,几多人物,每组人物都面对着艰涩的生活,而生活呈现给每个人的复杂性都足够多。作者的苛刻在于,不仅看到了这种复杂,而且捕捉到了复杂背后的玄机:每一个复杂故事背后,都有复杂的人性支撑,她苛刻到了呈现这些人性必须要用这一群故事来做。所谓故事,非故无事,必是人的事,否则即无故也就无事。在《认罪书》的叙事话语中,金金作为回忆者,像一个考古者,一丝不苟地打捞属于她的、属于群体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沉潜的记忆,既有情感的美好,也有灭绝人性的残酷,还有经历过风削雪打之后人的形销骨立。在她的头脑中,人是没有原罪的,所有的罪,来自于复杂的欲望。人又都是自私的,肯担自己的罪,便已是圣人。所以主人公说:“写这本书,就算是一次郑重的道歉吧。是我能够做的最认真的道歉了”,“这也是我赎罪的方式。”很多时候,认罪,就是赎罪之一种。 《任罪书》被评论界认为是乔叶迄今为止最见功力的作品,刻在奖状上的颁奖词也证明了这一点。颁奖词这样评价这部作品:《认罪书》一如既往地发挥了作者特别丰富和细腻的女性感觉,去叩问人的耻感和罪感,并体现出作者在思想认知上的深化。在她浓郁的伦理情怀里渗入了深沉的济世情怀,在揭示人性善与恶的复杂纠葛的同时,抵达了忏悔与救赎的精神高度,在文体探索上显现出难得的自信和成熟。 《认罪书》讲述了梁知、金金、梁新、梅梅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并揭露出一段隐秘的家史,逐渐清晰的真相将每个人逼到了生死边缘。如此黑暗、压抑、沉重的文字氛围在以往乔叶的作品中并不常见。乔叶表示,对“灵与肉”、“罪与罚”的探讨的确需要有触及灵魂的勇气。尽管色调很深,但如果能用一根针扎破黑暗,就能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认罪书》就是这根针,它引领着读者对普通人“平庸的恶”进行深入思考,让人们从只看到别人的罪慢慢看到自己的罪,而希望就在于我们开始自我反省、自我救赎。《认罪书》其实是一部很温暖的作品。 乔叶认为,任何作品都要与当下有一定的关联性,才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对于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当下被热议的雾霾、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难道都是别人的错?身处其中的我们难道就没有任何责任?我们不能习惯于否认、遗忘和推脱,我们应当大方地承担责任,大胆地承认错误。她说:“《认罪书》的“罪”指的就是每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认罪的过程则是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过程,只有大家越来越懂得反省和忏悔,我们的社会和民族才能真正地成熟起来。” 《认罪书》的开篇题记写道:“是时候了,我要在这里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罪与罚,这是整部小说的关键词,也是整部小说叙述的核心动力。“罪与罚”,不是一个新颖的文学话题,但在《认罪书》中,这个话题被书写得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认罪书》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他们在道德上都是有瑕疵的。主人公、叙事人金金是一个自我道德定位不高而心灵坚硬、眼光犀利、语言尖刻的女性。这样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在乔叶小说的形象谱系中是具有连续性的,出身贫寒、备受屈辱、不甘低贱、勇于奋斗、不受拘束、率性自为是这一形象的人格特征。用乔叶在一些作品中的表述来说,这些女性心中积蓄了满满的毒,这毒是由不公平的命运所注入,又必将在命运的挣扎中释放出来。金金也是这样一个蓄毒又放毒的女性,她憎恨令自己耻辱的出身、厌恶虚伪的亲情,她出卖自己、利用别人,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她没有固定的人生理想却也无所忌惮地寻找真爱,不成之后展开疯狂的报复,以至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但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有所不同的是,金金不仅是一个为爱蓄毒又放毒的女性,她同时也是另外一些故事的叙述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故事的勘探者、追踪者,她的复仇实践、恶的释放带来了更为繁复、更为幽暗的人性经验,这也使得她呈现出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明显不同的特征:认罪。一向对自己伤害别人的行为心无挂碍的不羁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开始道歉,并且以认祖归宗的形式试图从根源上清洗自己的罪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文本信号和文化信号。

      与金金相似,梁知和梁新这兄弟俩也以自己的方式清洗了自己的罪责,尽管方式有些惨烈,但是他们的罪孽无疑也是深重的。作为名字的谐音,“良知”和“良心”也有意地隐喻了罪孽的无可逃脱,人毕竟要面对自己的本心。此外,张小英、梁文道、王爱国、钟潮、赵小军、秦红、金金的妈妈等都是有罪的,就连作为受害者的梅梅不也要承担着自己因为恋爱而导致的父亲死亡的罪责吗?尽管这罪责是非直接的,是部分的。他们都是有罪的人,即便无辜如婴儿安安,也不能幸免地成为一些罪恶的交集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宿命。在拥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人生来是有罪的,是罪恶的产物,这是人的原罪,而导致罪恶的因由无疑是欲望。

      当然,《认罪书》不是要讲述一个西方式的原罪与救赎的故事,恰恰相反,乔叶在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故事。在《认罪书》的诸多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式的情节模式,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因果报应。金金因肺癌而死,梁知自杀而死,梁新因车祸而死,安安因白血病而死,一直坚信自己应该“享受好的寿数”的张小英在顽强挣扎之后还是无奈地因绒毛癌而死。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这些非正常死亡接踵而来,使整个文字的氛围黑暗、压抑、沉重。惟一的亮光是有罪者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金金的认祖归宗、梁知放弃仕途以便活得“更有人样”,张小英对金金母女的悉心照料,如此等等,无不展示了人性的暖意。

      救赎并不是每一个有罪者的自觉行为,更多人对自己的罪是逃避、是掩盖、是讳莫如深。“文革”中参与凌辱梅好的那些当事人,要么避重就轻、要么矢口否认、要么推给历史和抽象的集体,但无论如何,这些罪责是无法逃逸的,只要良知和良心存在。在《认罪书》中,这些深埋的罪孽迟早会打开。

      小说对罪孽的呈现采取的是金金追问、他人讲述的方式,但这一方式的根本前提在于,金金如何进入到追问的程序中去。小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巧合般的情节——金金和梅梅长得极为相像。这又是一个中国式的情节,即投胎转世。本来,梁知、梁新、张小英一家可以安稳尊贵地在既有的生活中幸福下去,但梁知偏偏遇到了和梅梅长相相似的金金,或者在隐喻的意义上说,良知被触碰了。这虽然是极其偶然的,但却也是必然的;虽然是个别的,但却也是典型的。

      张小英和梁文道在“文革”中那个静悄悄的晚上放任梅好投河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没有人看到,但是白信封的到来还是提示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小说结尾,那个一袭白裙的靓丽女孩之所以被叙述者确定“那就是我”,不过是在揭示金金作为典型的“这一个”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个,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既然我们有罪,那么认罪就是必须要承受的事情,这种认罪几乎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本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似乎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小说也一再通过诸如“洗屁股是为了自己干净”、赵小军所说的“我的心就净了”等表述来强化这一主题。

      《认罪书》最终将主人公们都推向了死亡。代表美好的梅好与梅梅死掉了,梁知、梁新以及他们的妈妈也死掉了,金金与女儿安安也死掉了。梁新、安安这些无辜生命的逝去固然可以加重那些负罪者的痛苦与内疚,但是人生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让他们接二连三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故事发展的本身有内在的逻辑,死亡同样如此,如果为了逻辑而逻辑,那这个逻辑就失去了本身的力量,反而增添了些人为的色彩。

      王尔德的那句名言,前半句是每一个圣人都犯过错,后半句则是说每个罪人都有未来,而作者却为书中的罪人关闭了通向未来的门。对负罪者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死亡,而是心灵的煎熬与挣扎,惟有这样,才能减轻他所犯下的罪孽。相对于这种封闭式的结局,我更欣赏一种开放式的结局。

      作者在《认罪书》中曾这样写到:“以后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地想:底线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统一的底线吗?底线有多少个层次?那天在夜市上看到了千层饼,我忽然觉得:对很多人而言,底线就是千层饼,每个人都只取自己想要的那层。于是,此人的底线很可能正是彼人的顶线。而彼人的底线,也很可能正把另一个人踩在了脚下。”也正是因为底线不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错与罪的产生。尤其是在这个约定俗成的底线一降再降的时代,《认罪书》出现的意义,一方面显示出作者令人钦佩的良知与勇气,另一方面也如同麦克尤恩的《赎罪》一样,它在提醒、警醒我们要去走一段有担当的毫无愧疚的人生。而不是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依旧要为年轻时的过错而后悔、流泪,甚至整个人生都将黯淡无光。

      面对曾经的错与罪,不管你要怎么试图去掩饰、消灭它,都注定是徒劳的,它会在某一天跳出来,带着你接受审判。因为“我忽然明白:原来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黑夜。无论是多么浓稠的黑夜,都会有光。谁也不能消灭这光。谁也不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忏悔的旅途中,自己与自己的战争及和解。 衷心祝愿我的老同学乔叶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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