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弓，1934年生，河南省新野县人。中共党员。历任《河南大众报》《河南日报》记者、编辑，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登封县文化馆副馆长，河南省文联创作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第七届政协委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80年代接连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分别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最近网购了一册恩师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本书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选录了张一弓老师的中篇小说代表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这句话是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的。张一弓写于1983年2月27日的《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一文在着重引用了这句话后，说道：“当我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后，才不无惶恐地意识到，我是力不从心地做着这样的‘秘书’工作了。”

       的确，研究历史的轨迹，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发生变化并经历着深刻变革的中国农村做一些忠实的记录，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选项，而新时期之始，记录60、70、80年代的中国乡村变化的文学作品，优秀者我们可选出南丁的《旗》、刘真的《黑旗》、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但是在这些优秀者当中，我们绕不过去的一定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原因何在？在于它记述了一个作家对于中国农民一段严酷的历史命运的痛苦思考。这种思考是以人民为基本出发点的思考，是一个作家从“人”出发的人道主义的思考。

       在一个特别的时期，人应该怎么做，才是作为人应该做的；在农民处于极度困难以至死亡的边缘时，农村干部应该怎么做，才真正是维护党的声誉、对党忠诚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作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李铜钟为了李家寨的上百十口百姓能存活下去，未经批准动用了国家粮食库存，并以“统销粮”的名义发给大家，救活了李家寨的乡亲，自己却被戴上手拷，最终还是因长期饥饿而死于县卫生院的病床上。当然，李铜钟和“涉案”的朱老庆、田振山最终都得到了平反，但是代价是惨痛的。历史需要反思，就像主人公之一田振山在“但是”之后的思考：“还需要制定那样的法律，对于那些吹牛者、迫使他人吹牛者，那些搞高指标、高征购以及用其他手段侵犯农民利益而屡教不改者，也应酌情予以法律制裁。”作者写道，活下来的主人公田振山“辛酸地想，需要这样的法律！”当吉普车爬上走风口，我们的主人公看到山洼里静静的李家寨，和一座坟上庄稼人的供飨和花圈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在心底呼喊：

       “记住这历史的一课吧！”

       “战胜敌人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战胜自己的谬误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活着的人们啊，争取用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智慧吧！”

       这当然也是发自作家张一弓心底的呼喊。这呼喊发于1979年8月（小说发表于《收获》1980年第1期），距今已四十余年，却仍具有文学的意义，值得我们倾听。

       张一弓是一位有思想的当代作家。这种思想如果追其根源，一方面是他的家学渊源，更多的是他个人对现实的深度观察。他曾写道：“作为一个同农民一起试行联产责任制的驻队干部，使我在关注着农民的历史命运、注视着现实农村中各种人物情态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历史变革时期的政策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排除不了在农村现实变革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政策的因素。文学是人学，要写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生活其中的环境和我的社会实践，总是使我情不自禁地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变更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观察不同人物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的各个不同的表演，他们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上所产生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

       关于人与政策的关系，或者说政策中人的表现和变化，更开阔一点说，是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与人格的关系及变化，作为一个注重于现实生活的作家，是必得通过自己的思索而获得答案的。于此，张一弓的思索并未止步，他借助于文字反躬自问式地进一步求证写作对于他个人的意义与奥秘：“既然历史转折时期的政策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联结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此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状态，既然这些政策是农民为之付出极大历史代价的智慧创造，那么当我试图反映现实农村的这一场深刻变革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对变革时期变革的政策畏而远之，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使文学得到‘净化’而成为不朽呢？图解政策的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但在纠正这一谬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不幸呢？如果我在文学习作的全过程中牢牢记住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那么，当我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碰到了政治的，甚而是政策的因素，是否可以不必避开这些因素，而把这样能否写出大约每一位作者都希望写出的不朽之作的批准权交给历史，而心甘情愿地写一些可能‘速朽’的文字呢？”足见在现实承担与艺术追求之间，张一弓身为一个作家和书记员的矛盾。但是他随即又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看似矛盾的“矛盾”，同样是在《听从时代的召唤》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不要图解政策和任何既定概念，但也不要避开政策对历史、对你所要写的人物命运以及他的形态和心态的重大影响；不要搞实用主义的趋时之作，但也不要拒绝接受不断变动着的时代通过活鲜鲜的人物形象传递给你的生活的指令。”我想，这不仅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张一弓经由思考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视作他的文学所秉承的艺术精神的自白。

       从这样的文字中，我们反观其小说中社会政治或现实政策中的人，便不难理解张一弓小说笔下的人物，都带有强烈的社会性。“李铜钟”之外，我们在“张铁匠”身上看到了农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爱情和命运，我们更从“春妞儿”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农民作为主体在一定政策下对于命运的把握与改写。中国农民的命运，的确与历史社会中的政策关系密切，毋庸讳言，张一弓的小说显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更令我感动的还不是他对于社会的感知，而是他小说中对于承载着社会因素的人物——农民的塑造。

       从某种意义上说，1979年横空出世的“李铜钟”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新人”，他的“新”在于为民请命，在于独立思考，更在于人民至上、人命关天。“李铜钟”诞生于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人物画廊中，其意义不止在于一个文学中的“新人”的出现，而是这个“新人”身上显现出的人性的思想的光辉，这一光辉正是在新时期文学之前的十年文学中已经被人们遗忘和忽视了的。从这个意义上，我更赞赏《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中的“春妞儿”，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新人”，她的“新”在于，作为一个农村女孩，爱情因地位和身份而受挫，但她不曾气馁，而是苦学开车，成为拉货司机中的佼佼者，以自食其力的本领和淳朴宽厚的人格赢得了新的爱情。这个乡村女性形象，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如何深入山村的一个角落，如何改写了一个山村女孩的命运。

       而关于这一切的认识，是由一位作家带给我们的。是他的记录，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时代与时代中人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对一位作家在时代中的作为有所认知。

       我想，这种认知并不复杂。它是真理，也是常识。一个作家之于他那个时代要做的，不外乎两个字——诚实，诚实地记录，诚实地思考，并将这种诚实传递出去。

       这一常识，如果用张一弓本人的表述，就是：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总是让人们看到现实生活中两种‘现实’的存在：一种也许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环境中占据优势的黑暗势力，但它在总的趋势上却在消亡着，正在失去它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与之矛盾冲突着的对立面——也许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的环境中居于劣势的进步力量，却在斗争中成长着，正在愈来愈惹人注目地表现着它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某哲学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应当能够对这两种‘现实’做出符合它们本来面目的反映，从而使我们既能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而又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划清界限，既吸收浪漫主义文学的强烈的理想光芒而又把理想的光芒置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

       这段写于1983年2月27日的文字，在今天看来仍具意义。于此，我们不仅需要感谢作为“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的小说家张一弓，同时也要感谢伟大的辩证法，和笃信并传达它的伟大的文学。

       著名评论家阎钢写道：

       2016 年 1 月 9 日,张一弓 病逝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又 一位故交走了,我心里说不出 的难过。多好的一位作家啊!

       张一弓曾对我说:“我替李 铜钟辩护,你替我辩护!这不是 一己之私,而是国家大事。”

       不错,他写的是国家大 事 、历 史 事 件 ,活 生 生 的 醒 世 恒言。

       张 一 弓 死 了 ,李 铜 钟 活 着 。

张一弓

       一、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 1980 年第一期《收获》发表之后,读过的人没有 不说受到震动——三年困难时期因绝对权威的 人治而酿成的巨大灾难如在目前,在反映前文革 时期“左”祸祸国的作品以此篇最接近实情,最惨 烈,极具爆炸性。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发表传递给我一个 信号,即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在控诉文革极 “左”下红色恐怖的同时,已经将笔触探向十七年 “左”祸下的啼饥号寒,不无理由地使人相信:文革极“左”,事出有因。

       但是,对它的评价却大相径庭。

       我当时在《文艺报》供职,特别注意发现新作新人,常常有报刊的同行向我打听有什么好作品 值得向他们的读者介绍,我极力推荐《犯人李铜 钟的故事》。几周过去,没有反应,后来问及,才 直言说“动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不 利于安定团结”云云。其他几个报刊的回绝也大 致相同。我刊主编冯牧在发表于《上海文学》第 六期的题为《关于近年来文学的主流及其它》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肯定该作, 《文艺报》第 6 期在“新作短 评”栏石泉的一篇千字文单 独推荐了它。7 月,我通宵完 成 一 篇《“ 高 尚 的 圣 者 和 殉 道 者 ”》的 长 文 ,反 诘“ 不 利 安 定 团 结 ”论 ,发 表 在 不 大 为 人 注 意然而被不少人注意到的《 新 文 学 论 丛 》创 刊 号 上 。

1984 年出版《中国新文 艺 大 系 · 理 论 二 集 》 ,朱 寨 在 《导言》的“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一章中写道:

        ......特别是《犯人李铜钟 的故事》,作者的题材已进入长期讳莫如深的禁 区和令人却步的危险地带。在疑虑和冷落中,我 们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首先 从法律与道义、组织服从与临时应变、动公仓与 救民于悬命、英雄与罪犯等一切可以受攻击的矛 盾之点上布阵迎战。论证严密,步步深入,以雄 辩的逻辑论证了李铜钟不是“犯人”而是“英 雄”。评论援引马克思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评论运 用于李铜钟,证明李铜钟是属于马克思称颂的 “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赋予李铜钟这一崇高形 象以马克思主义的盔甲。在这样的英雄光照面 前,“不但胆小怕事、明哲保身、谨言慎行显得卑 微渺小,就连那些看起来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安分守己其实唯唯诺诺,也变得黯然失色。”

       评论在这里也提出了暴露与歌颂的问题,指出 “深刻的‘暴露’使作品的歌颂显得动人之极;真切 的歌颂,使作品的暴露警钟沉沉。”说明歌颂与暴露 是矛盾的统一,本来就应该是文艺创作相辅相成的双翼,不应分割,更不应对立。

       社会主义文学容许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悲剧吗?在这篇文章中也作了坚定的 回答:“不但容许而且需要,不论是命 运悲剧还是性格悲剧。悲壮的悲剧 有时胜过愉悦的喜剧,对斗争的惋惜 和追求,有时高于对胜利的祝贺和自 得。”

       李铜钟为了救民于饿死,在无可 奈何的情况下违法开仓,然后又自己 报案伏法。如何评价这个悲剧的形 象,与窃火给人间而被宙斯虐杀的普 罗米修斯相比,问题就复杂困难得 多,需要独立的思考。不经过独立的 周密的理论分析,就不能得出“高尚 的圣者和殉道者”的结论。

       二、再说犯人李铜钟

       1981 年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开始,主办 单位是《文艺报》。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 钟的故事》,但是当时的气氛太不正常。中宣部 部 长 王 任 重 指 名 批 评《 文 艺 报 》是“ 右 派 骨 干 掌 权 ”,应 该 进 行 人 员 调 整 。 紧 接 着 ,中 宣 部 召 开 “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会上,林默涵就 《文艺报》发表沙叶新的旨在针对“剧本创作座谈 会”的《扯‘淡’》等错误倾向,亮明了他与周扬、陈 荒煤和冯牧的四点分歧。所以,《文艺报》的领导 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对于“人性”、“人道主义”、“揭 露阴暗面”的作品十分敏感,生怕被人抓住上纲 上线,所以,对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评奖一事 举棋不定。正是这个时候,作者张一弓所在的河 南省纷纷提出反对意见,有的意见以加盖公章的 单位证明信的方式转送到上级有关单位。反对 这部中篇入选的意见主要是“暴露黑暗面”,其次 是有着 30 年新闻记者生涯的作者本人在文革中 曾经进入《河南日报》革委会,是“三种人”。但是初评小组全体中青年评论家坚持给奖不动摇。 《文艺报》为此专门派人前往郑州、登封等地进行 调查,结果证明:一、作品暗指的“信阳事件”确有 其事,事实比作品所写还要严重;二、张一弓文革 中进入河南日报社领导班子是事实,但属人民内 部矛盾,更不是“三种人”,可以发表作品,至于能 不能给奖,其说不一。事已至此,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 (一等奖共设 5 名)。后来由于各种考虑,将谌容 的《人到中年》排在一等奖的第一位,《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排列第四。

       三、事实证明,“信阳事件”的真 相比张一弓书里写的严重得多

       据原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树藩 和肖冬连等披露,河南省上世纪 50 年代末的浮 夸风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一边是大 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 100 多 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有的地方死人没有活人 掩埋。饥民煮野菜、吃薯叶,干部还要砸农民的 锅。当时的口号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 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 见!”

       大好形势下的历史功绩和地方官的伟大政 绩,就是省委书记吴芝圃用高征购敛聚的资金在 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的别墅群。

       历史作证,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当 初发表于“安定团结”无碍,后来获奖于“安定团 结”亦无碍,殷鉴不远,于今则大有裨益。

       新时期以来，张一弓老师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等作品曾在全国文坛引起巨大轰动，连续四届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１９８１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８部小说被搬上影视屏幕，被称为河南文坛的“三连冠”作家和文学豫军的一面旗帜。２００４年底，张一弓获得河南省文学奖终身荣誉奖。此后，他还不断尝试，创作了《阅读姨父》和《少林美佛陀》等风格多样的作品。

       张一弓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的作品反思农村历史道路的曲折，热情拥抱变革时期的农村现实，努力追踪农村的变革步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创作转向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揭示。他偏爱生活中的特异事件，擅长通过戏剧化的手段，造成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舒卷自如的情节结构、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雄浑悲壮的风格与滑稽幽默的笔调相结合、欧化的叙述语言与充满乡土气的人物语言相融汇，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他不是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潜心写作，却总能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时隔多年，他的作品依然能被人们常常提起，甚至流传海外。2007年，《远去的驿站》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到“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 ”，而加拿大汉学家、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金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翻译为英文发表。这时，距离这篇小说的首次发表已经有27年。

       张一弓先生晚年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呼吸量仅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右眼又近乎失明，离世前一年全靠呼吸机维持呼吸。病床上的他，仍在为因病不能继续创作长篇小说而着急。

  他真正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已经45岁。人到中年的生活阅历，人生道路的坎坷崎岖，没有磨掉张一弓性格中的棱角，没有泯灭他胸中的激情，他反而带着一股勇于开拓和追求的豪气，重新拿起了文学彩笔。当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1980年第1期《收获》大型文学期刊隆重推出，《小说月报》又在1980年第1  期以头题位置选载的时候，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读者在赞美那位普罗米修斯式的共产党人李铜钟的伟大壮举的同时，也为小说作者的胆量和勇气而叹服。张一弓这个陌生的名字，也因“李铜钟”的问世，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位多少带点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了。接着，《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又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第一名，张一弓也第一次登上了全国的领奖台。于是，他又听到了文学那神圣而又亲切的召唤，在一个思考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向着他向往已久的文学的殿堂进发了。他满怀信心地写下去，像一张拉满了弦的弓，厚积而发，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喜讯接连传来：《张铁匠的罗曼史》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分别荣获《中篇小说选刊》和《莽原》1985年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寻找》荣获《北京文学》1981年优秀短篇小说奖、《考验》荣获《北京文学》1982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死吻》荣获《奔流》1985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又被评为“河南省首届政府奖”。《张铁匠的罗曼史》（中、短篇小说集）、《流泪的红蜡烛》（中篇小说集）、《火神》、《张一弓集（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死吻（张一弓获奖小说集）》、《死恋》等多部个人专著，也相继和读者见面。作家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独特的艺术风格，活泼新鲜的语言，浓郁的乡土气息，忠实而又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变革中的色彩斑斓的农村画卷。作家也以自己崇高的威望，于1991年12月全票当选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尤其是他喜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三连冠的力作《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以农村运输专业户春妞儿驱车途中为结构线，开拓了人物的心理场地，把一个乡村女司机的行为动机写得满有风趣。吃商品粮的世界和不吃商品粮的世界的差异，带来了农民深深的屈辱感。作家从历史的连续性上去感觉和把握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的瞬间，把现实性和历史感结合起来。表现了一代农民平等意识的觉醒，刻画了用创造性劳动创造自己平等价值的农村新人。

  对于《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这部中篇力作，从发现线索，到深入采访，我自始至终陪同作家张一弓老师在我的故乡河南省汝州市（原临汝县）寄料山区深入生活10余天，至今春妞儿的原型之一雷俊情还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还出资赞助过我创办并主编的河南省第一家乡级小报《乡音》哪！最近，我又反复重读了这部作品，感到越读越想读，越品味道越美，犹如吃糖，好似喝蜜，不但甜到心窝，而且香到肺腑。这部作品是作家以敏税的政治洞察力，听命于生活的权威，精心构思，绞尽脑汁，不惜血本，精雕细刻出来的，风格独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语言饱含着激情的哲理性、寓庄予谐的幽默感、带点儿洋味的乡土味，一股新鲜气息迎面扑来，读后久久放不下，令人历久难忘。现将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写出来，以作引玉之砖，并就教于张一弓老师和读者朋友们。

  那是1984年的春天，我有幸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在洛阳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第一次见到了著名作家张一弓老师。

  张一弓仪态儒雅，风度翩翩，如果接古装戏的角色分类，他应列入小生这一行当。但是，如果与他深入交谈，你就可以发现他坚强刚毅的另一个侧面。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深夜，他陪同《当代》编辑、著名女作家刘茵一行风尘仆仆从中岳庙、少林寺参观归来，急不可待地打开录音机收听会议邀请的中共临汝县委书记吉昌荣的讲话录音，当他听到六个山乡女司机，冲破传统观念，积极投身商品大潮时，激动得手舞足蹈，连声叫道：“好！好！就写这个！”在座的刘茵老师也受了感染，鼓励他说：“一弓，这个题材肯定能叫响，快写吧！”他当即借了点粮票，决定进山采访。于是，我自告奋勇，当了一弓老师的向导，我们于第二天中午驱车来到了临汝县的寄料乡。我们住在仅有五、六平方米，少桌没椅、紧挨厕所、破门烂窗、跑风漏气、每天8角人民币的房子里，当天下午就开始了采访。乡里要派小车，一弓老师坚决不要，而让办公室的接待人员给我们借了一辆自行车，他带着我先到太山庙采访一位女司机，人家出车未归，他又带着我（我当时不会骑自行车）来到观上村采访另一位女司机，我们刚刚打听到那一家的住处，街上几个中年妇女就比比划划、嘁嘁喳喳地议论开了。我趁张一弓和女主人谈话的机会，装着到街上找厕所，想听听她们都在说些什么？只听她们小声说道：“咦！又来了两个，一老一少，还推着车子呢！”“可能晚上又住下不走了！…真是的，老少都勾引，那三间大房、那汽车就是靠……”她们可能是发现了我，调转头都走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乡里一个接待人员在谈到她们的为人、经历和家庭生活时，立刻像回避什么似的。变得非常谨慎而吞吞吐吐，特别是提到其中的一位女司机时，那神情就更不一般了。这种闪烁言词的介绍，反而加深了我们的疑惑，而且，当一听说我们特别想和那位女司机见面谈谈时，他们那欲言又止，难以出唇的眼色，那望望我又望望张一弓而面面相觑的神情，更如要劝阻一个行为正派的男人千万别去沾花惹草，千万别到那不是去处的地方沾一身腥膻一样，表露得明白无遗。

  当我们说明来意，女主人鼻一把泪一把地哭诉了她们的冤屈，她说她们母女连明彻夜到矿上拣铜核，白天换上干净衣服上趟街也有人说是为了勾引男人，立着不是坐着歪，女主人还盛情留我们吃了晚饭，我们一直采访到深夜10点多钟，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厚厚的一大本，返回住地时，我由于上车太猛，再加上天黑路滑，我和张一弓老师一下子双双栽倒在了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只好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推着自行车走到住地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了。

  当我把我偷听来的“情报”告诉张一弓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小郭呀！咱们搞写作的可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啊！越是这样的人物，咱们越要采访，她们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她们身上才有戏，她们才有东西可写啊！”那些天，他和我谈文学、谈人生、鼓励我掌握“百科知识”，琴、棋、书、画都要懂，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第二天，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这里最先起步的第一个女司机雷俊情，她被我们的诚意所感动，一下子谈了4个小时，连她的学生时代、婚姻、恋爱、家庭问题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们，还把她的几本日记交给张一弓让他写作时参考，还带着她爱人来找我们，并介绍我们认识，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她每次出车回来，都拐到招待所来看我们。张一弓还计划陪她到湖北出趟长途，进一步深入了解她，正要出发，女作家叶文玲也慕名而来，他只好带着叶文玲拜会了他《火神》中的主人公的原型郭明、《山村理发店纪事》里主人公的原型苏东海，后来这几部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我们还和他笔下的“英雄们”一块在小照相馆合影留念。他的“主人公”们都很热情，他们的感情很深很厚，一见面就握住手，问：“老张，啥时候回来了？”一句“回来了”道出了沉甸甸的乡情。 

  路过一座小桥时，我无意说了句“这里曾轧死过一个山里的小姑娘。那是县里组织的为特等劳模郭明牵马夸富、挂匾大游行是，她拿着红薯跑了几十里山路来看热闹而被汽车轧死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来我在1984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张一弓老师写的《挂匾》，又过了半年，我受命下乡传达了中共中央下发的一个有关扶贫的文件。

  这次寄料之行，我光笔记就记了厚厚4大本，可竟连一个字的作品也没发表。但却看到了张一弓老师深入群众，不摆架子，艰苦朴素，不讲条件的高贵品格和工作作风。他12点以前没有睡过觉，有时下去采访，他有意把本子放起来，让采访对象无忧无虑地讲，回到住地再补记笔记到凌晨三、四点。分手时他在我的采访本上题了“飞翔”两个大字。

  记得我们到达临汝县城那天，他接到《文艺报》的一份加急电报，约他火速赶写一篇《怎样表现变改中的农村生活》的创作谈，他从晚上6点钟一直坐到第二天上午8点钟，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我半夜醒来，提出替他抄稿子，他却说他习惯边抄边改，感动得我热泪直流。我当时曾提出把他在临汝深入生活的事儿写篇报道登上报，他坚决不让写。

  1984年7月，我筹办《乡音》报，到郑州找他，一是聘请他当顾问，二是约他写篇稿子。当我打听到他的住处，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都没有应声，我已不报任何希望下了楼梯，同行的老乡冯团彬临走又朝门上使劲擂了几拳，谁知几拳下去，里边竟有了回音：“谁？”门开了，张一弓穿着睡衣，耳朵里塞着棉花球说：“我为了赶写《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已接连七天七夜没眨一眼了，那不，稿子刚写完，咋着也睡不着，我只好用棉花球塞住耳朵，要不是你们敲门声音太大，把我这床都震得动了一下，我还真不知道有人来呢！”我们望着那厚厚的一摞稿子，望着眼红脸肿、疲劳不堪的张老师，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那些天他简直是在拚命，前后几易其稿，天太热他就用湿毛巾披在肩上，外边盖大楼的机器声震天动地，他就用棉花球堵住耳朵、关上窗子，排除干扰。

  当他听我们说明来意，就拿出一本1984年第6期的《文艺报》说：“就把这上边有关临汝采访的那段摘登了算了，真对不起，没时间再写了！”

  我双手接过一看：《听命于生活的权威——写自农村的报告》，这正是他在临汝县招待所拉通夜写的那篇，文章列举了他写的在推行联产承包制文件颁发之前的《赵镢头的遗嘱》，写在提倡发展大规模商品生产文件之前的《火神》，又写了自己“打起精神，稳住阵脚，我行我素”的决心。他充满激情地写道：

   ……当我断续写着这篇“来自农村的报告”的时候，正与叶文玲同志在河南省临汝县农村采访。我们已经结识了十多个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聪明和勤劳的专业户，其中有六个从事汽车运输的专业户。这六个农民家庭都有了自己的汽车，六个从十六岁到二十七岁的农家姑娘，驾驶着天蓝色的南京戛斯，风驰电掣地参加到商品流通领域中去——这样叙述似乎大煞风景，但她们确实是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才能从山沟里飞向广阔天地的“金凤凰”。她们在各种“关系网”中，为购买平价柴油，为争取充足的货源，为通过各种关卡，为在六十个小时里连续行驶一千五百公里，为在旅途中找到收留女客的旅店，为在陡峭的山硌上处理刹车失灵事故，而巧妙地计算着、紧张地奔波着、被劳累袭击着、被矛盾纠缠着、被灾祸惊吓着。较为年长的，正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为山沟里不断传播着她们似有若无的“风流韵事”，为有人乘了她们的汽车，却在下车时骂她们“不像正经闺女”而苦恼、而愤怒、而哭鼻子。古老的田园牧歌，正受到汽车喇叭和收录两用机的挑战和破坏。村姑们不是坐在清澈的、叮咚作响的泉水旁浣纱洗衣，而是一下子钻进了汽车驾驶室呼啸而去。她们正在破坏着古朴的诗意，却又在创造着新时代的诗意，当然也产生了新的懊恼。还有一位使用经济手段，也偶尔令人瞠目地使用拳头把一个村民小组治理得十分繁荣的“铁女人”；一位还完了父亲输掉的数千元的赌博账，盖起了六间大瓦房，也使父亲改掉了赌博的恶习，服服贴贴地听从她指挥的磨豆腐姑娘……

   伟大的变革召唤着伟大的文学。

   我坚信，只要投身于生活的潮头中去，那么，除了责备自己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低能之外，不必担心生活会亏待我。

  1984年第5期的《钟山》，又以重要位置、众多篇幅，推出了《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还配了张一弓的《现实性和历史感》的创作谈，编发了《张一弓作品目录》，分《作品集》和《未入集的单篇作品》两大部分，同期还刊登了周键平写的《哲理性·幽默感·乡土味——试谈张一弓小说的语言艺术》的长篇评论文章，《中篇小说选刊》也抢先在《钟山》出版的一个月内，选发了《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并特约张一弓写了《我和我的争吵》，同期刊出。

  张一弓写道：“《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是正在处于伟大变革中的农村生活对于一个笨拙的作者的赐予”。“当我把这篇文学作业交给读者朋友的时候，时值盛暑，大汗淋漓，腮帮肿胀，牙疼不止。”从中看出，作家是怎样以顽强拚搏的精神来完成这部作品的？！

  从此，中国文坛又多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新的艺术形象——“春妞儿”。

  天时、地利、春风、细雨。张一弓是幸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雨露照耀和滋润了他的心田，时代的风云点燃了他火一样的激情，人民给了他创作的勇气和力量。长时间的记者和编辑生涯，不仅给张一弓一个严密的逻辑思维的头脑，清醒的文思敏捷的职业习惯，而且给他接触生活和接近群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可以奔跳于城乡、村镇之间，活跃于百姓、干部之中，在农村生活的大海洋里观察、思考、体验、摄取，掌握第一手资料，累积丰厚的生活素材。他个人和家庭的富有戏剧色彩的变幻与动荡，更使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深化、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一切，构成了张一弓作为一位作家的重要的主观素质。

  他不追逐时尚，用流光溢彩的词藻进行表象化的讴歌；他不回避矛盾，把正在变革的农村写成通体透明的天堂。他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他直面现实，直抒胸臆；他力图以思想家的审慎冷静的思考和敏锐犀利的目光，剥去依附在生活表面的五光十色的外壳，探求生活的内核和底蕴；他力图透过五谷丰登、繁花似锦的生活场景，发现并开掘人们心灵深处的奥秘。他善于选取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题材；善于在比较深广的历史背景下激化矛盾、刻画人物；善于借助于大开大合的史诗结构，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他气度不凡的雄浑、宏阔的“大将风韵”和大家风度。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张一弓正是追随时代步伐，听从时代召唤，忠实的记录着深刻变革中的我们时代的“秘书”。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触及当前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策，但他又不是图解政策，而是让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来说话。他的《赵镢头的遗嘱》发表后，中央才正式下发了联产承包的红头文件；他的《火神》发表后，中央才有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他的《挂匾》发表后，中央又有了搞好扶贫工作，走大家共同富裕道路的文件。人们都说张一弓为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起了参谋作用，说他有超前意识，说他是诸葛亮。我对此颇感兴趣，就问他：    “大家都说你像诸葛亮那样会预测未来，您这种神机妙算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张一弓哈哈大笑：“我不是诸葛亮，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的本事。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有点超前意识。所谓超前意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说穿了，就是在正确分析客观现实、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判断……”

  听听！多么精辟独到的见解啊！

  别林斯基提出过“当代性”这个概念，认为这是构成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之一“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当代性其实也就是作品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张一弓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准则，他给我们看到了多少时代的“形象和印记”啊！在生活环境和人物心理情绪的描写上，他是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感取信于读者的。

  我们采访山乡女司机时，张一弓的情绪非常激动，她们有那样多的欢乐和痛苦、希望和失望、爱和恨、愁和怨、甜的和酸的、苦的和辣的，交织变幻出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强烈撞击着我们的心。在采访中我们才了解到，那位极力阻挡我们接触一位女司机的乡干部，因想占女司机的便宜而遭到严厉拒绝，从此怀恨在心，才编排并散布了许多那位女司机的所谓“风流韵事”。

  人们啊！摒弃一切对人的扭曲、损害、误解、嫉妒、麻木和漫不经心吧！让人回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然而，舌头片儿能压死人！唾味星儿可以把人的脸涂脏！谎言重复上三次，就会变成真理。在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的世风下，女司机们也为此流下了多少伤心的泪啊……

  张一弓激动了，张一弓坐不住了，他克制不住“最初的冲动”，“春妞儿”的影子时时在他眼前浮动，创作的欲望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再不写，就感到无法平静地生活。于是，他开始酝酿、构思、伏案写作。他没有把他的人物具体的生存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排斥于艺术视野之外，而是以直率的笔触，敞开了春妞儿那既被金钱的魅力所吸引、又被金钱的鞭子所抽打的矛盾的也是奋进的心境。长期以来，文学被“重义轻利”的儒家虚伪教义所禁锢，人物被放置在摒绝七情六欲的真空中，成为某种道德戒律的苍白容器。“春妞儿”这个有着现实欲念、呼吸着人间烟火的艺术形象的出现，对于文学中积习已久的禁欲主义，无疑是一个小小的反动。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从春妞儿有限的行车时间内的主体意识活动，引发情节的发展，剪裁得当，构思精巧，结构更加开放、洒脱，呈现出了多层叠合的立体化状态。作家把六个女司机的经历、故事集中到了“春妞儿”身上，以“春妞儿”行车途中的意识流动为主线，节奏明快，笔墨集中，飞驰的汽车，流动的意识，跳跃的情节，容涵着强者的坚定的苦涩历史，浸渍着强烈烦恼的变革的现实，勇于开拓追求、奋进不息的当代女强者的生活……我们从中感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看到了当代青年的价值观与精神风貌。作家开头写“春妞儿把她的小戛斯开出杨树坪”，结尾写“两辆形影相随的汽车，消失在大地的皱褶里，留下了新鲜的辙印和欢快的笛声”，前呼后应，交相辉映，读者从“欢快的笛声”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未来。     

   张一弓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一弓集（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后记》中写道：“毋庸讳言，我是在文学界一些朋友们提倡远‘距离’的时候，硬着头皮对当前社会生活作出‘近距离’反映的。”‘谁叫我干了将近三十年的新闻记者而又冒里冒失地涉足文坛呢？一个记者的天性就是对当前社会生活的关注，并在这种关注中捕捉最新的生活信息。”“谁叫我的悲欢、我的命运、我的追求总是与我生长其中的这个时代和民族血肉相连呢？谁又叫我偏爱巴尔扎克所说的‘从来小说家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而又以此自命呢？作为‘同时代人的秘书’，就必须让我的读者朋友看一看‘同时代人’不断改变着的形象和这个时代的印记，看一看正在深入发展着一场变革的农村生活怎样变革着人们的灵魂，反过来说，也从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梦、所怨所怒、所衰所乐中，看一看我们这个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段空前活跃的时期，分娩一个名叫‘变革’的婴儿的临产的阵痛、临盆的血污以及他们在这阵痛和血污中的追求和憧憬。”“我这样作了，我把打着一场变革的时代印记的张铁近和王腊月、李麦收和白雪花、苏小海和李秀秀（取材于河南汝州寄料街的《山村理发店纪事》里的主人公）、郭亮（取材汝州的《火神》主人公）和春妞儿、宋疤拉和他的伙伴交给读者，而没有等岁月在他们脸上增添新的皱纹。”

  在张一弓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我更偏爱“春妞儿”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写得真实、可信，有棱有角、个性鲜明。在这部作品里，作家把春妞儿放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了主人公的荣辱升沉、变幻跌宕的遭遇和命运，作家还把她置于生死攸关的尖锐矛盾冲突之中，展现了主人公的完整性格，还通过措纵复杂的人际关系，展现她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她成了一个有着真实感和立体感的艺术形象。

  春妞儿是一个具有八十年代青年女性的全新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人形象。作家写得很苦、很累，也很投入。因为他过去“在农村工作的时候，还不曾想象过驾驶汽车的农家姑娘是什么样子，“生活”仓库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或者是‘有而无多’呢！”他的“春妞儿”完全是那次临汝之行，跟踪“采访”来的。她从“春妞儿”身上看到了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到了商品生产和流通造就的一个挺不简单的小妞儿，于是，他的大概是属于“多血质”的性格又使他激动不已，决计放下了一个酝酿已久、而又苦于不能进入“最佳竞技状态”的写作素材，立即写一写“春妞儿”，经过艰难地孕育、痛苦地分娩，挥汗如雨地精耕细作，浓墨泼洒的“春妞儿”终于一步一个趔趄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瞧：公鸡才叫了头遍，“她已把小戛斯驶上铺着厚厚一层沥青的‘省级干线公路’”，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向前疾驶着；她要去闯刚刚发生了两起事故的葫芦崖，“她除了会对创业艰难的‘专业户’表示天然的同情之外，万万不会拿她和她的小戛斯去葫芦崖上冒冒风险的，况且，还有一个从未听说过的老虎坪。但是，她要去了，她需要钱！

   唉，春妞儿！  精于算计的春妞儿！

    向往金钱的春妞儿！

    铤而走险的春妞儿！”

    作家对他的“春妞儿”有这样一段非常精彩而又细腻的描写：

  虽然她那颀长、苗条的身材，由于穿上了一件绿涤良夹克工作服，敞开的大翻领里露出玫瑰紫的高领毛衣，再配上一条毛涤纶蓝色直筒裤，一双墨绿色平绒胶底鞋，显得那样洒脱、素雅而端庄，但是，她那经过“冷烫”的蓬松的刘海，用一条花手帕在脑后束起的卷曲的秀发，却像是故意撩拨男性似的，在微风中不住地颤动。她才二十四岁，椭圆的脸蛋是俊秀的，但她那苍白而困倦的脸色和她眼睛下边的淡淡的青晕，却使她像一个操劳过度或是生活不检点的女人。她跟装卸工开玩笑的时候，晶亮的眸子像猫那样闪动着捉摸不定的光，那种真真假假、满不在乎，却又像随时提防着什么的样子，使二小子很难过。春妞儿已经不是那个挽着裤腿，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胆怯地叫卖青菜的春妞儿了。

  就是她，全地区司机考核考了个头一名，把苹果皮吐到业务员的脸上，“她开始学会了怎样保卫自己，以牙还牙，以刺儿还刺儿。用机敏对付奸滑，用嘲骂回敬撩拨。”当她的师傅梦呓般地恳求她“当个暗夫妻”时，春妞儿奋力挣脱了柱哥的怀抱，更加恼怒、更加悲伤地说：“俺天生比你们矮半截”？“春妞儿推开车门，跳到昏黑的道路上。”她借了三十八家的账，还贷了五千元的款，跑车八个月，还完了一万元的私人账，可因为顶撞了银行营业所吴主任派来的媒人，人家限她十天内连本带利还清贷款，“她九天没吃够三天的饭，肿着脚脖子来闯葫芦崖……”只待明天一大早，把钱摔到吴主任的脸上，这车就是她的了。她上山送的是煤，下山拉的是山果……这个新时期女青年的新的性格、新的风采、新的思想，新的形象，伴随着欢快的笛声，维妙维肖地突现在读者面前了！

  张一弓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文学才能“浪费在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杜勃洛留波夫语）的没出息的作家，他要奉献给同时代人的不是赏心悦目的小摆设，而是属于一个新时代的洪钟大吕。他把来自新时期农村的一股雄风吹向文坛，把农民的抗争与奋进、农民合理而美好的生活愿望表达得异常鲜明和强烈。他目光敏锐，视野开阔，农村生活积累丰厚，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与见解。他致力于起伏跌宕、大开大合的情节，喜欢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他的语言半土半洋，常常是叙述人用有点欧化的书面语，笔端常带夸张与诙谐，人物用豫西农村土语，不失乡土气息。正像他自己在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国乡土小说丛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就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所勾勒的生活场景，所表现的风俗民情而言，无疑是属于中原乡土的。但在结构方法、叙述语言、人物心态的刻划上，也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技法。我们这块乡土并不拒绝有益于我们的外来的东西，比如最富于乡土味的红薯，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由国外引进，而被我们这块乡土所驯化、所接受了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有许多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哲理性的语言，令人回味、思索、醒悟。这些具有饱满激情的艺术语言，附着于生动的形象，而且往往与情节的进展，人物的心理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起着画龙点睛、深化题旨的作用。如：第三节的结尾这样写道：“是的，这就是那个长条形的苗圃。在那被车轮辗过去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挺直的小杨树。春妞儿正向那儿深情地注视，你好啊，小杨树！请忘记我的过错，也不必担心再发生过去的灾祸。使劲儿长吧，小杨树！”这一段双关的语言，既洋溢着作家深挚的情感，又与春妞儿的思维活动紧紧相扣，同时对情节的进展、主题的开掘也起着层层推进的作用。

  幽默感，是《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这部小说语言的又一特色。如：“你们要是吓破了胆，就趁早回家奶孩子去，穿上婆娘们的花布衫儿！，”“春妞儿把苹果皮‘呸’地吐过去，恰好吐在业务员的脸上；业务员揭下脸上的苹果皮，塞到自己嘴里，开始了细细的品味。”有个装煤工要她捎个人儿，说是一路上不叫她冷清，“春妞儿朝那人啐了一口唾沫，‘呸’，等我拉猪的时候捎上你，送你上屠宰场！”“自己一身绿毛羽，倒说别人是妖精！哼，以后再学学翻墙头吧，别叫寡妇家的黑狗咬住脚脖子！”作家把幽默与痛苦、诙谐和严肃、滑稽和正经、俏皮和睿智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寓庄于谐，寓悲于喜，达到了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力量。张一弓的生活知识、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厚实广博，加上他在语言上的较高艺术素养，使得他在运用幽默感的语言时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形成了妙趣横生的幽默风格。

  张一弓是个多面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能歌善舞，他的歌儿韵律谐美，字字传神，情真意切，清香悠远，拂人心扉。我们在寄料镇采访时，一次前往郭明家途中，路过一个代销店，里边有个青年正在弹琴，他上前仅用几句话就和那小青年“喷”熟了，人家让他也弹一曲，他接过琴，技法娴熟，激情四溢，其声似春风习习，细柳丝丝，白云悠悠，小溪潺潺，令人心神飘荡，如身在云雾之中。可喜的是，他把这些都融人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使人读之余韵无穷。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的大部分语言，特别是人物的语言，都是非常生活化、口语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例如：“伏牛山那牛，抵人狠着哩，小心着！”“俺的命不主贵，你们不走的路才轮上俺走哩……”逮“爬叉”、“戴帽高中”、“粗瓷大碗”、“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他爹又给他‘说下’了矿上一个营业员”、“俺多亏没跟你……”、“洋柿子”、“闷声不吭地‘巴嗒’着旱烟”、“哼，烧的！”“人家挣那赶脚钱老不容易！”，“‘调教好各自的驴”，“徒弟，徒弟，拱到师傅怀里”，“我和你厮跟上”，“又被老子推搡着，挤出了人群。”“酸汤面叶儿”、“油清(音qing)住了”、“人不亲行(念hang)亲”、“小母鸡也想学打鸣儿，‘咯儿咯儿——呃！”这样的语言纯粹是我们家乡豫西农民的语言，我们读着它，既形象、生活，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又亲切、实在、自然，乡音绕耳，乡情难忘啊！

  他还注意引用当地流行的民歌、谚语，如“桃花开，杏花败，李子骨朵跟上来……”“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桃三杏四李五年，枣树栽上就赚钱！”这些语言，琅琅上口，清新生动，用以表达人物的思想、情趣和见识，刻划人物的性格，常有触手成春之妙，而且也使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语言犹如散文诗，优美、抒情，诗意浓郁，余味无穷。如：“春妞儿却抱着一棵小桃树，浑身瘫软地滑溜着，歪坐在湿漉漉的草上上。……桃花瓣儿落在她的脸上，好像在提醒她，你这是咋啦？她矫饰地捡起了那片花瓣儿，在舌尖上湿了湿，沾在嘴唇上，好像她歪坐下来就是为了这片鲜嫩的花瓣儿。……”结尾有这样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在柿树后边的山洼里，春风从桃园掠过，摇落了满树桃花，搅乱了一个古老山洼里的粉红色的梦境，而在夏季的枝头将会结满肥硕的果实。”在作家笔下，那“呼啸而来的山风”、“棉絮般的不住翻腾的云缕”、“伏牛山的群峰如同从云海里伸出头来的牛群”，那闪动着粼粼波光的小溪流、粉红的云霞、明丽的阳光、那小桥、那流水、那飞鸟、那森林、那深谷……作家正是大胆地、集中地采用了电影化的语汇和句法，使全篇跌宕回旋，错落有致，形成了一种五彩缤纷、摇曳多姿的语言的形式美。

  张一弓的“春妞儿”却占用了大量“采访”来的细节，写得更直观，有厚度，有深度，思想性强。这很可能是张一弓采访的时间长、深入，女司机动了真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而叶文玲到场时，可能是出于“同性相排斥”的缘故，女司机们反而“闭口不谈”了，使她没有挖出“更深层次”的“第一手资料”，再加上第二天临汝县委又派来了专车和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小分队，前呼后拥，他们也失去了“自由”，“春妞儿”们也只好在众人面前说几句客套话，打几句“官腔”了事。我认为，《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是张一弓写得最成功最富于创新的一部作品，“春妞儿”是一个当代女性强者的全新的艺术形象，这是张一弓文学生涯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作品到此为止达到了新的高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包括《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发表和获奖前后，他又写的《死恋》、《都市里的野美人》、《死吻》、《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都市里的牧羊人》、《挂匾》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都没有达到“春妞儿”的艺术和思想高度。《死恋》、《都市里的野美人》强调了作品的可读性，忽略了作品的思想性。

   张一弓老师的作品有“大江东去”的豪放气势，《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一头扎到最基层，打入“采访对象心脏”的结果。他后来又担任了《热风》主编，上级不给一个编制，不拨一分钱的经费，组稿、编稿、审稿、发行，忙得不亦乐乎，还要为作协筹集活动经费，更没时间搞创作了。他的电脑打字机也只有等有朝一日，再敲打纯文学的优美音符和旋律了。

  他的“春妞儿”为什么能够成功呢？主要是他一下乡就主张不惊动县、乡领导，不坐小车骑自行车，不吃酒席而吃自己排队从大食堂买来的家常饭，没有名人架子，住一天8角人民币的便宜房子换来的。

  我的恩师，我的待我恩重如山的老领导、老前辈啊！您别走！我看到了，您的亲人、朋友和无数的读者都是这样在心里呼唤着！悲声难挽流云住，哭声相随野鹤飞。您知道吗？在河南省作家协会为您举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不管相识不相识，熟悉还是陌生，人们的哀思和悼念如潮水般不可阻挡。一封封唁电唁函，一条条挽嶂挽联，一篇篇祭诗祭文，如哀婉而忧郁的诗篇，升腾着追念您的情感。当我写着这篇怀念您的文章的时候，我的视线一次又一次模糊了。您的音容笑貌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学富雕龙文修天下，才雄走马星勋人间。三十年教诲，三十载深交，遂为九泉之客，哀哉！悲哉！恸哉！

       哭你，我的恩人、恩师，我的挚友——张一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