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是一部描绘刑案侦破与婚姻破裂反复缠绕在宏阔社会生活中的长篇现实主义题材佳作。小说充分聚焦复杂的人性心理和真实的婚姻现实，紧紧围绕着案情、情感与自我的多重矛盾和心灵创痛展开叙事。以女警冉咚咚调查“抛尸江上”“右手掌被切断”的凶杀案为作品的开端，将冉咚咚在侦破这桩凶杀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丈夫有出轨的迹象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讲述了一段她既要调查突兀残忍的案件，又要破解感情的重重迷雾，不断向内心发起较量的故事。

      作为饱含先锋意识和探索精神的当代作家，东西向来善于把握和捕捉当下社会触目惊心的现实问题，长篇小说《回响》也同样如此，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直面现实的创作风格。

      在《回响》一书中，东西以当下社会中婚姻、家庭和精神困惑的现实作为作品的关注点，将婚姻伦理和人性解读得淋漓尽致。并借助悬疑推理小说的外壳对社会心理和个体特征做了细致深入的挖掘，在丰富《回响》叙事和表达的同时，也为作品赋予了极为清晰的现实感。

      在东西所塑造的婚姻形象中，女方与男方的形象截然不同。冉咚咚是一个敏感多疑又自私任性的女警察，而男方慕达夫则是一个既深情又有责任感的大学教授。可能读到这里会有很多读者想不通，“为什么面对一个如此优秀的丈夫，冉咚咚还是要想尽办法和他走上离婚的这条路。”但事实上，这便是东西的写作的目的所在。

      每一场婚姻中的女性角色都是喜欢浪漫与被爱的，身为女警察的冉咚咚也不例外。“怀疑出轨”只是二人婚姻走向破裂的一个导火索，她之所以与慕达夫离婚主要是因为她觉得慕达夫不再爱她了。实际上，并不是慕达夫不爱他，慕达夫很爱冉咚咚，对她的无限包容和谅解便是最好的证明。但最终二人还是由于性格上的原因从最初的甜蜜走向了一个“你还爱我吗？”的结局。其实，东西笔下的冉咚咚和慕达夫的婚姻生活只是代表了一个微小个体，在她们情感关系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社会复杂的婚恋观念和情感问题。这是东西对人性的挖掘、洞悉和阐释，也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应具有的深刻性。

      不可否认，东西不仅是一位文采斐然的当代作家，还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语言大师。无论是他的成名作《没有语言的生活》，还是如今的《回响》，都可以说得上是既有绵密情节又蕴含着现实烙印的故事，牢牢地吸引住了读者的眼球。《回响》采取了少见的“双重线路”叙事手法，共分为“大坑”“缠饶”“策划”“试探”“借口”“暗示”“生意”“信任”“疚爱”等九个章节，其中奇数章专写情节跌宕起伏的案件，偶数章专写情节近乎静止的感情，最后一章则将小说的两条主线合并。作为一部悬疑破案小说，《回响》在表面上讲述的是对一桩暴虐惨烈的凶杀案的破案过程。但在侦破谜团和推理案件的背后，小说演绎得更多还是冉咚咚与慕达夫的情感关系。

      冉咚咚是《回响》的女主，在她的身上除了拥有女性共有的独特个体形象之外，还有着不同于其他女性的多面的复合性特征。冉咚咚是任性敏感的。在二人的婚姻关系中，冉咚咚始终都是占据上风的。慕达夫对待任性的冉咚咚持有忍让和包容的态度，事事都依从她，处处为她着想，如同“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一样。而这样无条件的付出却没有换来体谅。冉咚咚始终都认为慕达夫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是一位丈夫应该做的事情。

      于是，经过时间的积淀，冉咚咚的任性也逐渐变成了习惯和强势。冉咚咚始终都相信直觉，她认为但凡是经过她推理分析后得到的结果都是精准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在审理刘青、徐山川时，冉咚咚就是凭借着直接来破的案。但是当她面临与慕达夫的婚姻关系时，她的直觉似乎变得失效了。敏感是女性共有的特征。而冉咚咚的敏感则体现在她的多疑，这与她的警察职业和工作密不可分。当冉咚咚发现慕达夫在外开房后，她敏感的心理特征直接将出轨的对象指向慕达夫的文友贝贞。尽管慕达夫千方百计地向冉咚咚作出了解释，但这并不能让此时敏感已经到达绝对高度的冉咚咚相信。于是，她沿着错误的直觉不断推理、怀疑、质问慕达夫，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婚姻出现破裂，走向了令人惋惜的结局。

      东西从人性和心灵的视角出发，对当下社会的婚姻生活和情感关系做出了宛如抽丝剥茧的细致分析，试图帮助读者在生活中看清真相，不断发出人性和心灵进行双重纠葛之后碰撞产生的“回响”。正如东西所说：“奇事于我已无太多吸引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心灵难以捉摸，因为它比天空还要浩瀚。”毫无疑问，《回响》不仅是一部出色的悬疑和情感相互缠绕的长篇小说，更是当代先锋作家直抵人心、积极回应现实社会的文学表达。
      和以前几部长篇在题目中就显露明确的指向性不同，《回响》书名的意义相对模糊，据东西自己说，这部作品原定题名就是“冉冬冬”，用女主角给故事命名。女警察冉冬冬在侦破一桩抛尸凶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丈夫在酒店的开房记录，于是她既要侦破案件，又要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爱情，两条线索的心理较量由此同时展开……以“回响”命名后，“冉冬冬”的名字也变成“冉咚咚”，因为“回响”有四个“口”，强调声音，“咚咚”这两个字用来拟声，叠字甚至是回声的具象。评论界注意到，东西对语言的斟酌在《回响》里体现明显。“读《回响》已经很难跳行”，张燕玲对东西小说语言的进步印象深刻，“语言在他叙事里不仅仅是段落、是句子，更是语词。”意志、隐喻和细节在《回响》中隐藏在最小的语言单位里，这是一种叙事的功力，也是艺术的张力。观察东西的几部长篇，徐则臣也清晰感受到《回响》的语言变化，“他过去的写作，无论是修辞还是小说呈现的样态，都是一种相对古典的、前现代的状态，而到了《回响》已经窗明几净，进入非常城市化的语言风格。”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家选择了以往创作中不占主流的风格，比如用侦探或科幻的方式支撑小说结构。徐则臣所说的“城市化语言风格”，也与《回响》的侦探小说外壳有关，就像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话本和古典小说一样，这与时代有着某种暗合和呼应关系，同时也塑造着新的语言风格。

      语言风格的变化意味着思维着力点的变化。徐则臣观察到，东西的写作从早年间比较生涩的、带有阅读障碍的语言，转变到当前特别顺畅的语言，其小说主题也从传统意义上关于社会历史和家族，转变到对现代生活精神层面上的情感进行质疑和拷问。《回响》中人物的情感结构已经全面进入现代性的视域之中。在李敬泽看来，反讽是现代性的一大特征，小说中的情感线索和侦案线索互相对照，构成非常有趣的反讽关系。随着故事进程的展开，真相看似就在眼前，但一层一层叙事线团下，真相又不断发生游移，以致于让读者犹豫，是否确实有所谓真相的存在。

      李敬泽说，这种对世界的深刻怀疑和不信任，正是推动小说发展的源头力量，作家推敲这种不信任，实际上也是在推敲人性。《回响》意图告知我们，“这种深刻的怀疑几乎可以构成我们现代经验中复杂的但又是极具洞察力的人性的寓言”。当然，李敬泽也提示到，“对于文学而言，人性的复杂性需要通过艺术创造的复杂性来确保和照亮”。“缠绕”叙事之外，《回响》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创作方法、类型的融合上。评论界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彼此融合、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彼此融合的总体特点，这两种融合在《回响》中体现的都很明显。“严肃小说一般更重思想性，对人性考验、追问，如果没有强大吸引力的故事框架或者可读性强的故事推进，它仍然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阅读。”阎晶明发现，中国严肃作家的影响力往往会在类型选择这个方面受限，“但是世界范围内很多作家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小说故事非常惊心动魄，但是有耐心的读者或者有思考的读者，同样也可以从故事下面读到更深、更多的东西。”阎晶明说，中国文学长期有着轻通俗重严肃的评价标准，而《回响》正是这几年来在两个类型融合下出现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李洱认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在《回响》中也清晰可见。“人物的行动是现实主义的，但所有刑侦技术是现代的，所有心理学的分析都是现代的，”李洱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东西笔下交错前进，相互对位，恋爱的终结和命运的内核通过创作方法的融合不断“回响”，《回响》像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记录“二十世纪人类意志”一样，描摹着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意志和焦灼感。小说中，关于情感的力量关系在不断变化，似乎谁付出的更多、爱的更多、谁更在意爱，谁就是关系中的弱者和输家。慕达夫在不断自证对妻子的爱中变成弱者，冉咚咚又在对情感关系的依赖、对亲密关系的怀疑中变成另一意义上的弱者。推理关系一层层剥开故事中的谜团，同时不断靠近着人类的心灵真相，最终发现所有人都是心照不宣的侦破者。“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有那么多侦破者？因为所有人在情感关系里缺少安全感，对于情感与人性极度依赖又极度怀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女警察冉咚咚身上特别带有我们时代情感的症候。”说到这里，张莉点明了题目《回响》的“症候式”意味，“小说里的情感模式，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次回响，也是现实世界在我们心灵世界中的一次回响。”这重“回响”的确令人深思，如果总需要通过他人的爱不断确认自我，那这是不是一个强大的、自由而独立的人？这或许也是小说内在向读者提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否都回响着时代的情感危机？是危机处亦是动人处。
      饶翔说，“我觉得最动人的恰恰在于追寻的意志，我们明知道对爱与不爱的追问是一种虚妄，我们可能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爱着那个人，然而对于这种追问，对于这种不断的质询和追问，对于自我不断的探寻，对世界真相不断的追寻仍是有价值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优秀作家对于价值的追寻以及人类在追寻途中寻获的伟大感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