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们有幸在这里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犒赏了。”孙甘露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感谢评委的肯定和鼓励，能和这么多优秀作品一同参评，已是莫大的荣幸。《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发生在90年前1933年的上海，那一年茅盾先生在上海出版了长篇小说《子夜》，请允许我借此向这位前辈作家表达敬意。”孙甘露从头至尾将《千里江山图》视为一次学习过程，“这是全新的小说领域。既是对历史的辨析，也是对历史题材写作的辨析和想象。百年来，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涌现了多少人、多少思潮、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写作，从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切入写作，从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切入写作，是作者的幸运。”

      《千里江山图》自2022年4月出版后，第一时间掀起了文学界、评论界、新闻界的关注热潮。小说以险峻的故事情节、精确的世态人情、对人性隐秘的深入挖掘感染着读者，在现实和历史之间建立起精神联系，赓续了“革命上海”的书写脉络，也以其出色的文学成色被赞为一部“青春热血喷涌、心怀国家民族锦绣江山的长篇”。

      从早期《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的先锋实验，到《千里江山图》中危机迭爆的飞速叙事，孙甘露调动多年文学经验，创新主题小说的叙事范式，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如何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曾经的先锋派小说家变成了“动词的巨人”，小说保持了历史事件精确性的考证，又进行知识考古形成了一部“上海风物志”。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千里江山图》既是主题出版重要成果，也是文学先锋精神的一种延续，“始终向前走，始终探索某种新鲜的东西。悬疑的外壳之下，小说为红色题材书写提供了具有感染力的样本。”

       “这部在新时代书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作品，继承了红色经典传统，又探索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创造与转化。”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表示，这对于当代作家如何在新时代文学中书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如何有力地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在不断发展的小说脉络中取得新的艺术突破都具有重大意义。作为烛照现实、细节满满的革命现实主义“红色新经典”，《千里江山图》以文学的方式想象呈现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沉稳练达地叙述着时代演进中的信仰对决，充满着柏修斯性质的举重若轻。
      孙甘露是我国“先锋派”代表，以《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先锋文学界的特殊地位。3月29日，“‘江山千里望无垠’——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现代中文学刊》主编罗岗表示，今天大家谈论《千里江山图》，不仅是重新评价这部文学作品，更是通过《千里江山图》更好地理解孙甘露这一代先锋作家在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地位。小说《千里江山图》故事来源于中共党史真实的历史事件，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中央有关领导必须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一项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绝密地下行动由此展开。忠诚与背叛、潜伏与行动、计谋与意外、搏斗与杀戮、审讯与酷刑，当然还有阴谋与爱情，小说简洁精巧，节奏迅捷，谍战元素应有尽有。

      关于“千里江山图”，敌人不知道该计划的内容和目的，同志彼此不知道具体步骤，作为读者，我们只需要跟随着陈千里们在上海出没狂奔、斗智斗勇，紧张着他们的紧张，哀恸着他们的哀恸。这是一个邮差小分队，每个人的任务都是准时传送出在自己这一环节的情报信息，以达到在最安全的时间、最隐蔽的渠道将一个人邮寄出上海。他们将信写成密函，放在信箱、影院座椅，登载报纸、广告，贴在电线杆上，夹在旗袍、食盒里进行传递……你能想到的和不能想到的手段都用上了——除了信鸽。因为陈千里比信鸽还了解上海，比信鸽还准确。

      孙甘露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成为作家之前的孙甘露是邮递员。当他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项非常秘密的转移行动时，本能反应，“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它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历史上的交通线是这样的，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地”。这是党史的一段至暗时刻。这也是先锋派作家孙甘露的艰难时刻。对他来说，这表面上是一部谍战小说，但实际上意味着去追溯一段上海历史，同时也还意味着作为解放者的后代，怎样去描画上一代的身影：“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荷马，想到他的返乡之路和史诗……也会想到戏剧《哥本哈根》，想到历史上那些隐秘的时刻，人们怎样置身于几乎无法克服的黑暗之中。时常也会想到莎翁，那种认为讲述别人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图的方法……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尝试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们的身姿”。

      于是，先锋作家孙甘露，在讲述原本是“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同样让这段路绕行了3000里。谍战接头暗语不再仅限于情报密函，提升到细微的气质把握、人的认知地图和精神鉴定。革命青年和具有革命潜力的读者不仅要知道浙江大戏院贴着《海外鹃魂》海报，大光明大戏院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内山书店、水沫书店、辛垦书店是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扆虹园是孙中山到过的，女师大这所学校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熟读小说《二月》，了解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背后的爱情故事，辨认出说“一个人在二十岁不参加革命，到五十岁就会变成老傻瓜”的是当时访问上海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这是革命的暗语，也是文学的暗语。

      但这些仍达不到一种革命的终极辨识——一种信使的狂喜。小说中作为叶桃二号来塑造的人物“董慧文”在执行组织任务时，也是爱上陈千元的时候，“她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其实这个邮差小分队所有送出去的信都可以浓缩为一封，那就是小说结尾附上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所有那些密信都为了一封并非秘密的情书，“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

      这一典型的先锋派文学篇章，是先锋派孙甘露写给革命、历史、现实的一封信，是先锋派写给自己的一封信。1987年，孙甘露有一部作品叫《信使之函》，寓言了《千里江山图》的这场始于意外的写作，也可以看作是这场文学事件的暗语密码本。“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在于，就在几天前，另一位“先锋派”代表余华也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他的研讨同样是从“先锋一代如何重新进入历史”展开。

       “大家更多的共识是，《千里江山图》标志着孙甘露的一次大转身。”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回忆2016年北师大举办的一场关于先锋文学三十年的讨论会，那时文学界对先锋作家转型能否成功的焦虑似乎达到了顶点。“其实不同先锋作家在不同时段都有过不同方式与不同效果的转向。最后一个转向的居然是孙甘露。我并不认为孙甘露给先锋文学的转向画了一个句号，但他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独特个案。”

       “我60岁以后，思想上确实发生很大转变。”在研讨会最后，孙甘露坦言道，“但如果要说什么派，我感觉我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我没有变过。” 在开阔、舒朗而又绵密的文本空间里，《千里江山图》呈现出一幅类似于古典名画“千里江山图”般的空间诗学，如同王希孟巧妙地把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等静景穿插于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动景之中，做到了动与静、明与暗、辽阔与近景的完美结合。作者保留了其精准、优雅的小说叙事手法，在分别由34个人物或者地点环境构成的章节中，如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手法一般，分别推进却也相互联系堆叠，形成一种别致的叙事结构。

      作者以深厚的人文学养、广博的知识储备、厚积薄发的创作能力，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纵横捭阖，重塑了另一份与“上海摩登”截然有别的“上海风骨”。评论家认为，《千里江山图》是硬核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又极具故事强度，其叙述格调还葆有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动人的、让人着迷的先锋意味，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高度统一，用好看的故事来传递伟大的精神，给长篇小说文体生长了长诗与大剧的血脉、莎翁式的哲学气质，是一部兼顾文学性和主题性的长篇佳作。

      纸书热销的同时，《千里江山图》还引发了众多读者自发地对小说进行知识考古和深度解析，对小说里的地理、诗歌、戏剧、音乐、绘画、饮食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小说构建了行动、智性和理想三者结合的革命诗学，通过互文形式寄托了浓厚理想情怀，使得行动的诗学富有浪漫一面。小说在多处关键场景引用人物对话，或通过心理活动描写，将敌我斗争的格局演进、人民江山的历史大势、忠诚信仰的时代锻造和生死考验的现实抉择，作了不动声色却又令人过目难忘的点题。在开阔、舒朗而又绵密的文本空间里，《千里江山图》兼具明和暗的交织、光和影的流动、静与动的呼应、快与慢的辩证，小说呈现出类似于古典名画《千里江山图》般的空间诗学，如同王希孟巧妙地把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等静景穿插于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动景之中。

      致敬革命历史文学传统的同时，作者融入先锋文学叙事诗学，在小说结构、小说空间、人物塑造和情感世界的描摹上，引入更有现代意义的叙事技法，将重大使命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与重点人物的人生观、成长史、恩仇记共冶于一炉。“引而不发、含而不露的写法，使得作品始终充满悬疑气氛与紧张节奏，也更为充分地写出地下斗争的命悬一线和我党地下革命者的忘生赴死。”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说。

      《千里江山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继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后，再获殊荣，动力满满。目前，《千里江山图》已与沙特阿拉伯文学出版中心、英国独角兽出版集团、俄罗斯学术研究出版社等11家出版社达成版权输出意向，达成英、德、法、越南语等十余个语种的版权输出事宜，意大利语等10个语种合作也正在洽谈中。

   该书责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透露，《千里江山图》纸书热销的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不断试水破圈融合方式，配套开发了电子书、音视频产品、影视剧等多元传播衍生品，同时策划《千里江山图》“红色剧本杀”等破圈文学活动，同名电视剧已公布概念海报，同名广播剧也将于近日推出。

      《千里江山图》虽是硬核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但极具故事强度，其叙述格调还葆有新鲜动人的、让人着迷的先锋意味。这也就不难理解，《千里江山图》引发了众多读者自发地对小说进行知识考古和深度解析，对书中地理、诗歌、戏剧、音乐、绘画、饮食等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小说在多个年龄层广泛“圈粉”——一口气读完《千里江山图》，70后读者陈广玉忍不住在朋友圈感慨：“合上书页，潸然泪下。”12岁的建襄小学五年级学生秦义云在读后感中写道：“我们会永远记住先辈们的名字，你们的精神。”

      可以说，《千里江山图》在融合出版所呈现的火热态势，是当代出版界和文学界围绕一流作家一流作品展开深度合作的积极成果，也将成为一流主题出版物和重大现实题材文学作品跨界破圈、实现两个效益“双丰收”的出版IP标志性样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将继续深耕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实施战略，打造当代文学创作出版高地，为推进新时代文艺精品服务、为追求卓越的文学精品的产生不断赋能。
      在翻阅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之前，已从不同渠道陆续读到一些评论文章，如王纪人、毛尖、祝勇、张新颖、来颖燕、王春林和俞耕耘等等，他们立足于各自的阅读经验，分别做有深入浅出的生动阐述，令读者对本书从故事情节到思想境界均产生了大致的印象。

      有几位评论者不约而同地指出，小说的语言简洁清晰，叙述密度很大。尤值注意的是，小说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还原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如毛尖写道:

      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社，四马路菜场，北四川路桥，邮政大楼，南市老城区，法租界公董局，跑马总会，公益坊，顾家宅公园，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茂昌煤号，工厂酱园，肇嘉浜，小木桥，朱家角镇，淀山湖区，珠沪县道......小说涉及几百处地名，全部能在地图上被标记出来。这些地名集合起来，上海就有了自己的五官四肢，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水沫书店、辛垦书店，孙中山到过的扆虹园，贴着《海外鹃魂》海报的浙江大戏院，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的大光明大戏院，这是陈千里陈千元董慧文们的上海，他们要守护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守护这个世界里的咸菜、什锦菜、狮子头，他们要跑在特务前面为这个世界遮风挡雨，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爱，让他们毫不犹豫。小说第3章《陶小姐》，在四马路菜场上的图书馆(即工部局图书馆)保存书库内秘密开会的一众党员被投入监牢，在提审的间隙遇到了舞女陶小姐，似乎是个热衷于看书的舞女，临出狱时还不忘对凌汶显派:“我也很喜欢看小说的呀。徐枕亚你认识吧?他跟我跳过舞的。”印象里徐枕亚为人古板，未必去过舞场，这里只能认为是小说人物在吹牛。有意思的是，这位陶小姐在书中并非可有可无的角色，在后面的多个章节中，都出现了她的身影，有时作用显著。
      当读到小说第11章《远方来信》里的对话可知，凌汶趁着陶小姐即将要释放，利用帮她整理衣物的机会，将要紧消息及时传递出去。至于陶小姐为何入狱，小说中是以主角陈千里与弟弟陈千元对话形式告知读者的:

       “军法处为什么要抓她?”

       “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人。她说是个开银行的，别看只是个银行老板，背后撑腰的吓死人。她一开始不肯说下去，凌大姐就激她，最后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的哥哥，是南京的一个大官，连财政部都是他们家开的。

      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看上了她，她跟他好了，但是她后来想嫁给他，她只是想做小呀，她说，可他坚决不肯。

       “她后来就要挟对方，说她怀孕了，说她要到报纸上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就把她抓进了看守所。他们只是想让我清醒清醒，她就是这样说的。很快她就被放出去了。”

      通过这闲闲的几句对话，熟悉上海近代帮会史的读者当能明了，原来这位舞女也是有原型的。她便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曾任中国国货银行经理)的情人张小姐。翻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帮会》，原法租界巡捕房特级督察长薛畊莘笔下透露了她的最终结局:

      一九三四年，宋子良同上海维也纳舞厅张姓舞女发生关系，怀了孕，女方向宋要求一笔十万元津贴，宋不允，双方纠缠不休。宋请杜处理，杜在法租界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厦召见该舞女，她一到即被四保镖劫持，用汽车送到吴淞口外，连同胎儿一并葬身大海，俗称“种荷花”。
      小说第17章《茂昌煤号》提及陈千里去老方牺牲的地方寻找线索，发现在横弄堂的墙角有一个字，“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内奸的名字。”正如陈千里想到的，这是在揭露叛徒崔文泰。

      这个桥段令我想到金庸《射雕英雄传》里，“江南七怪”之一的南希仁中毒临死之时回光返照，用手指写“杀我者乃十......”十者，乃是杨的起笔，却被郭靖误会成黄。金庸设计此桥段成功地促使郭靖与黄蓉产生误会、发生隔阂，令故事急转直下，一波三折，引起无数读者对于郭黄此后的命运走向生出诸多焦虑。无疑是一处妙笔。而在孙甘露笔下，主人公陈千里以其惊人的洞察力，一眼就看出内奸是谁，也就没有让烈士濒死时耗尽最后一丝气力所发出的信号白白浪费。作为一本英雄主义题材的小说，这么设计当然是恰切的。

      正如孙甘露在《获奖感言》中所说的那样：

      感谢评委的肯定和鼓励，能和这么多优秀作品一同参评，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发生在1933年的上海，那一年茅盾在上海出版了《子夜》，允许我借此向这位前辈作家表示敬意吧。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们有幸在这里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犒赏了。

      从酝酿、构思、采访、查阅资料再到动手写作，《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实际上也是全新的学习过程，不仅是对这段特殊历史的学习，也是对文学创作、小说写作的重新学习。书中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年代，以及从那时延续下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通过这次写作，我对它们都重新进行了回溯。从冯雪峰、巴金、夏衍、柯灵、罗洛到王安忆，这些与上海结缘的作家们，也都是在通过写作来回望历史。

      我对上海的认识也因为写作而加深了。百余年来，这座城市中发生了各种事件，我所了解和采访到的那个年代的故事，远比我写出来的要丰富精彩得多。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会再一次讲述这些故事，它们一直在我心中回旋，让我难以忘怀、难以平静。

      所以，不管是从具体作品的写作来讲，还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写作来讲，我都一直有一种初学者的心态，这种心态促使我不断地去尝试和探索。对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写作者来讲，这是非常有益处的。学习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不管是广义的学习，还是关于小说写作技艺的学习，我们每天阅读和写作，就像一个乐手每天读谱和练习，这个过程实际上也伴随着对技艺的思考。这是每个写作者一生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