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下午好！

       首先感谢平顶山学院给我创造的这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也真诚感谢文学院何梅琴院长亲自给我颁发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聘书。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可以经常在一起交流文学创作问题。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生活到作品》，将结合我自己的作品和一些我熟悉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与大家共同分享：

       佳句久传人喜读，

       作诗之苦何其殊。

       吟安一字半宵苦，

       形同痴呆近愚鲁。

       月出月落月而复，

       毛发早比笔先秃。

       贾岛推敲撞马颅，

       王勃搜肠蒙被褥。

       饭颗山上瘦杜甫，

       名垂诗圣称鼻祖。

       李白笔下腾飞瀑，

       曾因感于磨棒母。

       岳飞愤书满江红，

       岳母刺字美名留。

       君不见，

       艳阳东海苦水出，

       豆腐成于苦汁卤。

       宝剑锋自磨砺出，

       作诗言志安惧苦？！

       写诗苦，写小说、写散文同样都很苦。我就写过一篇《我的作家梦》，回忆了我走过的文学路：

       我出生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我名字中的“进”就与“大跃进”有关，很有一点时代特色。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由于跑着与人争抢大锅饭，被石头拌倒，磕掉了两颗门牙。那时父母吃野菜，喝稀汤，把碗底的稠饭让我吃，才使我活了下来。

       我小时候特别淘气，上树掏鸟蛋，下河摸螃蟹，与小伙伴打瞎驴、打水仗的事没少干。至今我的头上还留有两道疤痕，正好形成了一个“八”字。左边这一道疤是我和一个叫赵清潭的玩友在刨地时，他一镢头把我锛了一个大窟窿，顿时鲜血直流，可我还用手捂住头，把人家送到队里的碾盘底下藏起来，并交待听见有人喊叫也不要随便出来，然后才放声哭着回家。好在那时的农村娃子也没那么娇气，母亲给我按了点烟灰止住了血，又用粗白布条勒了一下，我又照样又蹦又跳地上街找小朋友们玩去了。右边这道疤是被另一个小伙伴用石头砸了一个血口子，送到卫生室缝了12针，又养了好多天，这两道伤疤也为我儿时的淘气、贪玩打上了终生的印记。

       我的命大，曾3次落水，3次被汽车撞住，但都没有死。第一次落水是我一个人在河边池塘边玩，摸螃蟹时不慎滑入塘底，凭着记忆一猛子从水塘的对岸拱出，算是捡了一条命。后两次是不会游泳瞎逞能，游到中间沉入水底，有幸被同伴救出。其中一次与迎面冲来的小汽车碰住了头，我的自行车飞到了汽车顶上又落到了车后，我被抛起又摔倒在了道崖上，只是擦破一层皮，有惊无险，待醒过来用手一挥，让汽车开走，我一瘸一拐推着破自行车照常上班不误，惊得一大群围观者目瞪口呆。

       文化大革命中因我爷爷是地主成份，我也成了“地主儿子”，被划为“另类”，常常遭人打骂。一次正上课，临座的一个小同学突然举手说：“报告老师，郭进拴说打击贫农！”其实是下课时我们都在背“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毛主席语录》。这一声“报告”不要紧，学校停课闹革命，把我这个“地主羔子”揪到了主席台上，批得泪眼哗哗，不敢抬头。从此，参加红小兵、戴红袖章、发红语录本等等统统没有我的份。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孩打着玩，人家爹上来先给我这个才七八岁的小孩子煽了几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鼻青脸肿，临走还丢下一句话：“你地主儿子还想变天哩！”一次大队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正式开会前有人先念了我的名字，让我立即退出会场后，人家才开始念文件、呼口号……这些都深深刺伤了我这个幼年儿童的心灵。

       我也曾为村里带来过一次大灾难。我在山上放羊时，一只小狼娃跑到了我的羊群里，我把狼娃抱回家放到红薯窖里养了起来，结果老狼一连几夜咬死了全街的许多猪和鸡，又跑到了我的羊群里，咬死了十几只羊。在老人们的打骂、劝说下，我放了狼娃，天下这才太平了。

       我为学习写作更是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74年的元月，我投出了平生的第一篇稿子，结果被判了死刑。正当我沿着这条艰难崎岖的小路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那年仅47岁的父亲不幸患心脏病与世长辞了，那天离我的16岁生日还差5天，父亲走得太急，没能等到这一天。

       从此，我接过了父亲的放羊鞭，边放羊，边读书，边写作。那时哪有桌凳啊，往山石上一坐，山石就是凳子，膝盖就是桌子。晚上就着月亮和烧砖瓦窑的火光读书，更是常事。我曾两次在路上边走边看书，就是不看路，结果跌落沟底，被摔得鼻青脸肿。生产队夜里打麦，第一个到场的是我，最后一个走的也是我，好借着灯光多看几页书，中间休息，别人躺下睡觉，我仍就着灯光看书。治大寨田时，我选择了最苦最累的推土，常常抓住装车的时候看点书。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上了队里的饲养员，一路小跑着把所有大缸小缸都挑满了水，用最快的速度铡草、垫圈，好腾出一点时间看书、写作。我投出的成百上千篇稿子全部石沉大海，到郑州送稿时，因没钱住旅社，在省博物馆前的毛主席塑像下露宿时，被巡夜民警半夜从睡梦中踢醒，问我要证明，没有；要介绍信，没有；最后被当成流蹿犯收容。仅有的5元钱也被小偷掏跑，只好一路乞讨回到家乡。路上扒汽车又险些被摔死。到家后，不理解我的老母亲又将我用心血写成的底稿统统烧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在投稿、送稿的过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些好人。临汝镇公社的刘天根、王六娃老师，每次见到我都送上几本稿纸，还给我改稿、荐稿、热情鼓励，大力支持。《河南日报》文艺处的李长华老师还多次给我开证明，让我这个农民通讯员免费住报社招待所改稿。滑县的李长祥老师同情我，亲自帮我改稿，使叙事长诗《傍晚，棉田剪影》以我们两个共同署名在《豫西文艺》发表，他还在他主编的《新芽》杂志上发表了我写的文学评论，给我以极大鼓舞。一次送稿，与鲁山县委通讯组裴建中老师同住一室，他翻阅了我写的一大摞稿子，提出忠恳意见，还给我题词激励，几天相处，结下很深友谊。临走他交待我，以后有啥难事，可到鲁山找他，并留下联系地址和电话，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有一年正是“三秋”大忙时节，临汝县文化馆通知我进城修改剧本《赶会》，准备参加洛阳地区文艺汇演，全体队委会研究不让我去，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账本，丢下农活，执意要去。队长到大队告了我的状，诬告我多分了几堆红薯。为此，大队通知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派大队团总支书记到县城叫我。县文化馆老馆长张久益说：“这个剧本县委书记都看了，指示要尽快改好，代表全县到地区汇演，你现在让他回去，耽误了汇演谁负责？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团总支书记当然负不了这个责任，回去反映了这里的情况，大队开了一个没有当事人参加的批判大会，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派人去叫他，县里让他改剧本参加地区汇演不让回来，如果能回来，今天就让他上台叫大家看看。”我改剧本回来后，又进了大队的学习班，几次写检讨都不过关，后来又被拉到在北山召开的党员、干部和生产队队委会以上干部学习班上，一连斗了几天几夜，最后又宣布撤了我的生产队会计的职务，又在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家伙，这才罢休。

       从此以后，我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坏蛋”，煤矿上召下井的临时工也没有我的份;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更轮不上我；后来我想参军保家卫国，也被拒之门外；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女同学，也被我的“表现”吓得退避三舍，最后含恨远嫁他乡。

       一次我三叔捣着我的鼻子大骂道：“你这个败家子，人家×××老师都说你是神经蛋，写那啥也不是，是不务正业，让我劝劝你，好好过日子，别再胡写乱画了。就指你这熊样，还想当作家？你做梦去吧！怕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混不上，情打光棍了……”我三叔只所以这么恼怒，这么恨铁不成钢，是因为一次在临汝镇碰上了一个过去曾支持过我写作的高中老师，看到我写了这么多年也没写出啥名堂，突然转变了看法，说我是“神经蛋”。另外是村上的人也对我议论纷纷，都说我是“溜光皮”，怕劳动。一次锄地，只顾背唐诗宋词，不小心把庄稼苗给锄掉了；又一次割草，我只顾修改一篇小说，躲在一处断崖下，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收笔，结果背了个空草箩头回了家，气得老母亲不让我吃晚饭。那时我的写作已完全到了“痴”、“迷”、“憨”、“魔”的程度，我三叔这是在尽力挽救我啊！

       在家没法活下去了，我又背井离乡到洛阳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次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屈江北到洛阳地区开会时，专程到工地看我，当他看到我衣不遮体，几个月不洗澡，我们正说着话，身上的虱子满身跑，用手一抓一大把。屈老师看着这非人的生活，脸一背，流下了一串热泪，最后我们师生抱头恸哭了一场。当晚他把我接到他住的宾馆里洗了澡，换了衣服，内衣因虱子太多，不能再穿，用打火机点燃时上面的虱子噼噼叭叭作响。

       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处处被人看不起。一次，我们到一家木材厂拉木板，实在渴得难受，我用人家的碗想接点自来水喝，被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用力夺去：“你们农村人太脏，不能用我们的碗。”气得我和那位衣着时髦的城市妞吵了起来：“嫌我们脏，就别吃我们打的粮食，别住我们盖的房子……”另一位同事乘我们吵架之机用碗接了水，刚喝了一口就被小姑娘夺去，人家“叭”地一声把碗摔得粉碎，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叫你喝！我叫你喝！渴死你哩！”面对此情此景，我流下了伤心的泪，我们农民真苦啊！我们农民的命真不值钱……

       工头发现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写作，在路灯下写作，就砸了我这个“泥饭碗”，把我辞退了。我回到临汝，在风穴寺的悬钟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知我者恩师也。几天后，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见了我，说：“风穴寺悬钟阁上那首诗肯定是你写的。”我点点头，又一次流下了热泪。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岩浆一样迸发了出来。改革大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势不可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就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五天五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又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刊登，最终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两项空白。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我们晚上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馈，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

       学习班结束后，我想在县城的厂矿、企业找份临时工作，可跑来跑去，四处碰壁，遭了不少白眼。这时候，张久益老馆长向我透信说，县里已请示了洛阳地区，准备在临汝镇设立文化站，你回去先找找公社领导，争取能到文化站工作。

       可我到公社找了宣传委员和文教助理，他们不但不让我干，而且还推荐了许多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和我争这个位置。我等于给他们透了一个信息，创造了一个机会。结果他们上报的名单没有郭进拴的名字，张久益老馆长明确表态：“临汝镇如果不让郭进拴干，指标就收回，这个文化站先不建，啥时候定住让郭进拴干了再建。”

       我从此也转变了策略，不光写作文学作品，隔几天就到公社采访一次，“三夏”、“三秋”、抗灾等中心工作都被我写成报道，在县广播站播出。屈江北老师还专门交待广播站的马全胜站长：“进拴现在正在难处，以后他的稿子你多播点，以便引起公社重视。”

       到了1980年，范振斌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他每天早上吃饭时，就端个碗坐在饭场挂的有线广播喇叭下，边吃边听。由于屈江北老师的精心策划，有一段时间里，《本县新闻》节目接连播了我写的几个头条消息，范书记边听广播边笑：“又是郭进拴报道，这个孩还怪捣蛋哩！”范书记还在一次全公社干部会议上表扬道：“青年人都要向关庙大队的郭进拴学习，多动脑子，多写文章。”

       1980年8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山被任命为文化局局长，一天早上，他到文化馆吃饭，张久益馆长向他汇报说：“临汝镇文化站地区已经批了，我们想让郭进拴去干，你看咋样？”高山局长说：“这个孩我了解，我在他们村住过一年多的队，他不怕吃苦，勤得很。他可以免试，破格录用，你直接和的公社临汝镇范书记联系，就说我已同意让郭进拴去文化站了”。

       吃过早饭，我见了张馆长，他说：“你的事刚才高局长也表示同意，你们公社范书记也说要开党委会研究一下。”

       得住这个消息后，我立即跑到县委宣传部找到了刘会昌老师，他说我明天上午一上班就给范书记打电话，就说宣传部和文化局都同意让你去干。

       第二天，我刚到公社办公室门口，就听通讯员喊到：“范书记！县委宣传部的电话！”只见范书记进办公室接过电话，听了几句后说：“我们党委开会研究也是让他干，这事你放心，我们马上就通知让他来上班。”

       范书记出门时看到了我，说：“你的事刚才党委开会定了，你去找宣传委员高彦同志，马上办手续来上班。”

       就这样，我的命运在两天之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终于成了端公家饭碗的文化专干。

       得知这个消息后，最高兴的还是我那苦命的母亲，她拿出了她卖鸡蛋一角一分积攒下来的5元钱，用颤抖的手将这一把零碎纸币硬塞进了我的口袋，又包好新衣被，将我送到大路口，说：“我娃终于熬出头了，可是老不容易啊！以后多操心公家的事，家里还有我哪！”

       1980年9月，我用我第一个月发的27元工资，给家里买了几袋化肥，又给母亲买了几袋她一辈子连见都没有见到过，只有城里才有的糕点，可我的母亲连尝也没尝一口，她把这些糕点全部分发给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换回了一句话：“进拴这娃不简单，有出息了！”

       初到文化站，我仍到处投稿、送稿，有时听到地区或县里有名作家讲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工作就去参加学习班，一次还陪同著名作家张一弓、叶文玲在寄料、小屯、温泉、县城采访20多天。公社宣传委员又到县文化馆反映，说：“这孩子不行，不务正业，到处乱跑，我们准备开除他。”

       张久益老馆长说：“写作也是文化站的正业，正是他能写，我们才决定让他干的，要是不能写，没专长，我们还不要哩！你要不要他，我们就把他要到县文化馆，你们的文化站指标我们也收回！”这才保住了我的饭碗。张久益老馆长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到死都忘不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年来，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写了大量的散文游记作品。古人寄情山水，成为洗涤品格涵养性情的必备条件。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大自然的流水，在孔子心目中，具备着君子一切美好的品德，孔子说：“夫水，偏于渚生而天地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乎不可曲进，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俱，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孔子把水描写了九种形象，可见他对巨川大河观察的是既深刻而又细致的。

       我本来性嗜山水，极爱出游。只有家乡的河，才是我真正领略和体会到了孔老夫子描写的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志等九种形象。我是相信“太史公游名山大川，故其文章颇有奇气”这句话的。

       不仅搞艺术、做学问要师法自然，就是做人，不是也应该以自然为师吗?常见大海，可使我们心胸宽厚、宽阔、宽容；面对高山，我们希望变得巍峨、挺拔、坚定。观赏梅、兰、竹、菊，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我们的品性；聆听林涛泉声，可以领悟大自然的整体和谐和生命节奏。人在大自然面前因无须戒备、防范而变得坦诚、开朗。这些均有利于我们形成旷达、愉悦的心境。故古人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而乐天者必长寿。

       大自然永远滋润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的想象，丰富我们的创造。大凡大艺术家全都酷爱自然。贝多芬迷恋芬芳的田园，屠格涅夫热爱辽阔的草原，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李太白把酒问月、笑傲江湖。试问大自然中之生物，哪一种不是鬼斧神工、浑然天成?随便一株小草，随便一棵树，随便一只鸟，随便一条鱼，随便一只蝴蝶，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整体结构，它们的色彩，它们的姿态，和环境之间显得那么和谐、合理，天衣无缝。试想文学艺术作品的结构、气韵，如能达到动植物那样完美、那样酣畅，那将是一种何等成熟的境界!因此，无论在为文、为人上、大自然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导师。

       人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人世的喧哗，人世的尘埃，人世的角逐，人世的欺诈，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是多么的渺小而微不足道啊！一切来于大自然，一切又必然最终归宿于大自然。世态的纷繁，我们又何必再去计较呢?

       大自然给了我自我，给了我智慧，给了我勇气，给了我灵感，使我获得了一个纯真的心爱。

       田晓霞作为《平凡的世界》长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完善。孙少平与田晓霞结识于高中，不同凡响的学识、气质和求知欲使他们首先是至交朋友，而后长大成人之后，孙少平历经磨难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苦难生活的理解与心态深深触动田晓霞，以至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他们之间，先友谊而后爱情！

       田晓霞无疑是漂亮的，她有思想，有文化，在追求爱情上勇于打破世俗！

       有人说《平凡的世界》是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田晓霞和孙少平没有结局的爱情，因为田晓霞死了，即使她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未来同样难以预测，包括孙少平本人亦是如此想法。田晓霞的死相对于两个人的爱情被现实生生的撕裂而言还是不错的：爱情败给命运总比爱情败给世俗要好。

       田晓霞的死，可能是路遥的一种对世俗的妥协但是那段感人的爱情，却足以让我们为之泪流满面，很多人读到那段令人心碎的文字时候，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人类之树谁知凋落了多少这样的花朵。零落成泥，只有香如故……

       美丽的花朵凋谢了也是美丽的。

       “不要见怪，不要见外。田。”这是田晓霞给她揽工男友孙少平留下棉被时的小纸条。是小说里很感人的一处。

       古塔山上：

       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

       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

       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

       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较之孙少安与田润叶的"平民式"的爱情，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则带有浓厚的现代意味。同样是来自黄土高原的孙少平，他时刻能充满激情、充满斗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生活，改变命运。领导家庭出身的田晓霞美丽大方，才华出众。她深深地挚爱着她这个"掏煤的男人"。这个"掏煤的男人"也敢于向她靠近。作为自然人，晓霞和少平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人生追求，共同的性格特征。作为社会的人，一个是领导的女儿，一个是山沟沟里农民的儿子；一个是省上的大记者，一个是掏煤的工人。社会身份的巨大差异注定了他们走不到一起，就算能够在一起，无论对于孙少平还是田晓霞来说，婚姻将会是涂抹了苦药的甘蔗。

       田晓霞之死是作者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和作者本身浪漫主义色彩的冲突下一个必然的结局。孙少平——孙玉厚的二小子，在田晓霞的父亲田福军的眼中，我们的主人公在他未来的恋人的父亲就是这一个简单的印象。而就在这一段的场景里，虽然，田福军在家中，但作者始终以田主任这一官衔称呼，暗示着差别。在孙少平与田晓霞恋爱时，作者巧妙的没有安排孙少平与田福军的见面，作者现实主义的写作目的无法用中国人一贯的价值观念来处理这一种两个阶层的碰撞，如果在文中，作者将孙少平刻画成一个寒门出身的大学生，田福军也许能够接受，因为田本人也就是这一类型，但由于作者对孙少平的刻画只是一个煤矿工人，即使作者把孙少平刻画的再富有魅力，但冲不破中国五千年的观念，这种矛盾在作者文字里无法处理，如果出现，一种结果是作品变成了一部带有童话色彩的浪漫主义作品，另一种结果就是田福军这个完美的共产党干部人格魅力在女儿婚事上的丧失，两种结果都不是作者所愿看到的，尤其是不愿看到田福堂身上所具有的农民的特性在自己极力刻画的一个将近完美的共产党干部身上发生。

       路遥是1988年得的茅奖，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回忆：

       “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我放下电话在田野里走了很长时间，望着头顶上的明月，我感慨万千。是啊，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因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而这个领奖的人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注：当时路遥已重病）。”

       王天乐好不容易筹到5000元，并想出了一个永无后顾之忧的办法：“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你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的文学。”

       2012年10月11日19点,喜讯传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会由衷的感到高兴,毕竟诺贝尔文学奖是几代中国作家的梦想,过去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国人一直无人问鼎。随着莫言热的一再升温，使我不由得想起历史上与诺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如鲁迅、林语堂、老舍等，还有和莫言同时代的一流作家，如苏童、余华、贾平凹、王安忆、铁凝等，莫言只是他们中的一个。难能可贵的是莫言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本性厚道，从事低调，他一再表明自己没有权力代表中国文学，得知获奖以后的第一感觉是狂喜并惶恐。

       莫言的《蛙》曾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那是在2009年6月出版的《收获》上读到的，看到标题时，我以为是写动物的，读到后面慢慢的被吸引了。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对《收获》的崇拜来源已久，有一种说法，八九十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生，只要能够在《收获》上发表作品，可以替代毕业论文。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凡是《收获》里的中篇和长篇我都会仔细的阅读。2013年初，我特意在新华书店买来了莫言的代表作《蛙》，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反复研读、思考，写出了一下几段文字。

       《蛙》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万足也就是万小跑的姑姑万心传奇坎坷的一生。万心小的时候就临危不惧，敢和日寇怒目相视，建国后凭借红色出身和过硬的医护本领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妇产科专家，和土接生婆们一番较量，使群众们接受了新法接生，挽救了数以千计的产妇和新生儿，群众敬仰她，称之为送子观音。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万心被派到公社计生办，一干就是几十年。期间，万心坚决执行计生政策，可谓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亲手流掉了包括侄子万小跑媳妇王仁美孩子在内的两千余个计划外怀孕胎儿，这一成绩将万心在群众中的威信一扫到地，她在群众心中由一名送子菩萨变成了戕害生命的魔鬼。进入晚年，国家的计生工作随着经济的开放搞活也“开放”了，大款生，官员生，就是无权无钱的小职员们不能生，看透人生的万心摇身一变又成了送子观音，一副所谓的“转龙换风”的药丸要价不菲，专门卖给那些贪污受贿发民财的“大人物”们，以这种方式来宣泄寻求心灵的安定。

       主人公万心的人生轨迹是曲折的，她的爱情轨迹也是坎坷的。一枝花的年龄时在如云的崇拜者中“众里寻他三百度”，选中了潇洒地飞行员王小倜，马上要结婚了，王小倜驾机叛逃台湾，万心受到牵连，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她决定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县委书记杨林。轰轰烈烈的文革中她和杨林一块儿受到冲击，杨林在批斗会上受不住造反派的折磨胡说八道，伤害了万心也葬送了她的第二次感情。就这样万心的终身大事耽误了，一直到临近退休，才和民间泥塑大师郝大手结合。万心和郝大师结合是完美的，万心描述被流掉胎儿的特征，大师按描述创作泥娃娃，然后供在一间屋子里，投生到来求娃娃的善男信女家。

       《蛙》是一个底层计生干部的个人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我国农村计生工作史。这段历史中有荣辱，有辛酸，有执著，有无奈，有揭露，有褒贬，作家以敏锐的眼光，捕捉社会的风云变幻，娓娓道来，给人以振聋发聩般的心灵震撼。

       《蛙》除却情节的跌宕起伏，我还喜欢她的如下风姿：

       语言诙谐。莫言的作品语言是很有风格的，流畅诙谐而且夸张，让人忍俊不禁。比如写王小倜飞行技术的高超，王驾机一个俯冲到西瓜地，探身摘下一个西瓜，一拉杆，歼击机又呼啸着冲向云霄，呵呵，这是多么夸张诙谐的文字！可以和青莲居士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相媲美了。

       节奏鲜明。小说从小伙伴们吃煤写起，如潺潺小溪，清新爽人，接下来的王小倜叛逃、文革波澜“小弦切切如私语”将读者引入故事中，王胆顺流逃跑河中分娩则是“大弦嘈嘈如急雨”的高潮，接下来美国爱婴医院的出现如河道陡然变宽，流水变缓，满眼的粼粼微波，如此“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给人以跌宕起伏的艺术享受。

       构思缜密。小说后半程写王肝和秦河、郝大手默契配合，泥塑娃娃、推销娃娃，王肝忽悠顾客时巧舌如簧就进入创作状态，那创作状态中的语言细腻而有哲理，缜密中充满神秘，让顾客心甘情愿地争先恐后地买泥娃娃。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蛙》里面的姑姑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医生,经她的双手接生了几万个生命,为了计划生育，她用同样的一双手扼杀了无数生命胚胎,她逮住男人去结扎，抓住女人去流产，她强迫已经6个月的侄媳妇引产导致一尸二命。为了完成这项残酷的工作，她的内心无时无刻在挣扎中煎熬，晚年回首往事,幡然醒悟之时,她和丈夫每天供奉二千多个泥娃娃以表达内心的忏悔。整部小说结构独特，由四封长信和一个九幕话剧组成，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没有刻意的夸大也没有过多论述，掩卷后发人深省。“姑姑”到底有没有错，是那些愚昧无知，重男轻女的农村人，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六亲不认的姑姑本身？或是三者皆有之。《蛙》已经跳出了故事本身，是对那个历史时段人性的剖析和挖掘。《蛙》能够得到茅盾文学奖，就已经说明这部作品的价值。有人说莫言的作品有迎合西方人胃口之嫌，不如说中国的作家的作品或价值取向在慢慢被西方接受认同，莫言的作品能够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最终的理由是他扎根本土，关注人性，描写了普通人的命运。在《蛙》里，姑姑是一位乡村妇科医生，曾经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后来却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计划生育”的战役之中。从此，姑姑的生活被夹在了新生婴儿的哭声和流产妇女的谩骂里。

       年轻时的姑姑本有着似锦的前程，但她的飞行员未婚夫毫无征兆地叛逃后，一切急转直下。经历了特殊十年后，进入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重新激活了姑姑的热情。她再次被重用。

       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生命的毁弃变成了天平两端无比沉重的砝码，姑姑努力保持着内心的指针不被某一端的重压崩断。步入晚年后，这个国策的忠诚执行者，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往，她对自己曾经的忠诚并不怀疑，但对死去的胎儿和孕妇们开始了忏悔。姑姑与一位泥塑艺人结婚，还魂般地与丈夫一起捏出无数泥娃娃，并且开始帮助不孕的妇女生育，内心如磐石的姑姑在这样的转变中慢慢老去。

       小说以古老的书信体写成，夹杂着信件、故事叙述和剧本。写信者蝌蚪以文学爱好者的姿态向一位日本作家讲述姑姑的故事，最终以一部荒诞派的话剧剧本形成了与叙述的反衬。

       《蛙》充满了隐喻和象征，“蛙”本身就是先民生殖崇拜的图腾，小说中的泥娃娃与婴儿、养蛙厂与代孕医院都是掩体与实体的对比。

       《蛙》在结构形式上似乎是对于90年代另一部长篇《酒国》的呼应，但于文本层面，新作有着更为简洁的语法。《蛙》的故事发展时空仍对准莫言驾轻就熟、如入无人之境的高密东北乡。只有在这里，莫言才能找到上天入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自由与爽快。在这部小说里，莫言放弃了他对感觉的精致的编排的努力，而是回归到简约的叙事语言中。而正是在这种语言的删繁就简的转换中，我们惊愕地看到，在莫言脱掉华丽的语言的外套之后，他的内质的语言，已经苍老与平庸得不忍卒睹。就像一个娇艳的妇人，在人们惊讶于她螓首蛾眉的外表靓丽之余，一旦洗尽铅华，竟然发现明眸皓齿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太湖石一般的干瘪的牙齿与凹陷的腮帮。

       当然，《蛙》这种返朴归真之后裸露出的莫言的本真，反而使我们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有助于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观察平台，回过头来，了望一下曾经以炫目的迷彩撼动中国当代文坛的莫言，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莫言过去呈现出的令人难以捉摸、变幻无常的精神思想与语言盛宴，究竟是如何在中国文坛上凭空产生，它们究竟有什么样历史的渊源？

       《蛙》显然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坐标，告诉我们一个对莫言来说是下沉的海拔（尽管这部小说获得了莫言创作上国内最高等级的荣誉），然后以这个零高度为基准点，去勘察一下莫言成功的秘密，去探访一下究竟是什么制约了莫言向更高的峰巅迈进的动力。

       从《蛙》的存在，我们可以更好地将莫言的作品进行某种便于研究与解剖的分类，正像任何分类都是某种概念与理念主导的主观作用一样，我们这样的分类对于莫言的作品来说，并不具备绝对的真理普适性，但是，我们所抱的态度与动机，只是想使我们这样的分类，可以更好地切开莫言作品的秘密，接近莫言作品感染力以及软肋的核心所在。

       莫言的小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类是以空间断面为描述对象。而莫言出道时的最出彩的作品都集中在这一类范畴。它以一个事件为核心，截取一个生活断面，进行左右前后的宽幅纵深的描写。他的出道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长篇小说中，主要有：《檀香刑》、《酒国》、《天堂蒜苔之歌》、《四十一炮》、《十三步》。

       另一类是以时间纵线为描述对象。在这样的小说里，它拉长了历史的发展线索，描写的是在一个时间轴上众多纷纭丛杂的事件。这类作品有《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应该算是这样一种类型。

       但值得注意的是，《蛙》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就是小说部分与话剧部分，而这两个部分是完全不同的部分。虽然两个部分的人物都是相同的，但是这些人物在各个部分中的核心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蛙》的话剧部分里的一个核心人物是在小说里并没有进行正面描写的陈眉，而小说里的核心人物是姑姑。话剧部分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一个代孕母亲通过对母爱的强烈的发泄，表达了“代孕”这种丧失人性的一职带给人物的心理伤害。这样的主题，在小说里是不存在的。因此，《蛙》中，实际上已经包括了莫言小说的两种类型。《蛙》的小说部分是莫言小说中的时间纵线类型，而话剧部分则是莫言小说中的空间横断面的类型。

       莫言是幸运的，是勤奋和才华造就了莫言，相信随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脚步会越来越快，诺贝尔文学奖还会向中国作家招手！

       《红高粱》中的人物原型,在莫言的生活经历中总能找出一二。据管谟贤介绍,《红高粱》女主人公“九儿”和自己奶奶有共同点,他们的奶奶也姓戴。“记忆里,奶奶非常勇敢能干,庄稼活家务活都会干,还会接生、剪窗花、搞红白喜事的礼仪,做饭做菜很好吃。”被迫嫁给麻风病人,则是真实发生在莫言堂姑母身上的事情。“据说,结婚前,堂姑母的未婚夫本是个英俊小伙；要结婚了忽然口眼歪斜。当时堂姑母不想出嫁,但过去在农村悔婚是大忌,就逼着她出嫁,后来还生了一个男孩。结婚一两年后,丈夫发病溃烂,堂姑母跑回来哭,婆家来人叫,反反复复。”

       管谟贤称,罗汉大叔的原型,也是本家人,祖上有个老老爷爷,小名罗汉,和罗汉大叔的性格一样,敢说敢做。而“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不是土匪,而是一名游击队队长。抗战时期,高密三支游击队中有一支是高云生率领的游击队,当时就在距离莫言家六里路左右的范围活动。传说高云生长得很英俊,能在铁轨上骑自行车,一枪能打断电线。

       都说兄弟相惜,和莫言一样,大哥管谟贤言谈中也透着黑色幽默。管谟贤说,小时候的莫言在家里是“多余的”,并不很讨人喜欢,因为“他很调皮,鼻涕挂着很长,经常用棉袄袖子擦鼻涕,走路经过的地方会碰掉所有的东西,妈妈骂他身上长了刺啊”！

       莫言上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务农,帮家里挣工分。大哥管谟贤则是整个公社唯一的大学生,而且就读于重点大学华东师大。七八岁的莫言虽然对大哥很是敬畏,但经常趁大哥睡着,偷走大哥的校徽,别在自己衣服上,出去“招摇”。

       1981年5月,保定文学刊物《莲池》发表了莫言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全家都很高兴。那时候,管谟贤还负责为莫言誊写和修改错别字。管谟贤透着些许责备地说:“莫言到现在也不会写‘老鼠’的‘鼠’,不是加个宝盖头,就是下面多个点……”

       上个世纪60年代，莫言在老家高密读小学。那时读书的孩子少，乡里其他村的孩子都去“中心村”读书。莫言家所在的村子离中心村有八九里路，土路颠簸，一下雨地面泥泞不堪，就像是踩在沥青上。

       回家不容易，莫言一星期才回一趟家，都是爷爷赶着牛车去接他。后来一家人合计，农忙时节用车接孩子太耽误农活，便托关系倒腾来一辆二手自行车。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家里能有辆自行车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就这样，莫言和小伙伴开始了“拼车”回家。

       莫言的个头小，人也瘦，骑自行车腿从车大梁下面伸过去，歪着身子骑，根本不可能坐在车座子上。这么“拉风”的骑车姿势很难受，后面还得带着小伙伴，别提多费劲了。后来，小伙伴也学会了骑自行车，就说两人轮流着骑车。可莫言却说，自己大一岁，是个大哥哥，必须当“司机”。后来，莫言累得实在不行了，就同意两人轮流当司机。

       为了公平，莫言出了个主意，每人骑车骑100个数。小伙伴骑车时，莫言就在后座上数：“1、2、3……”数到100，变换成莫言骑车，一边骑一边再数数，数到100，再换成小伙伴骑车。

       小伙伴的腿有些毛病，骑车很是费力，莫言觉得自己是大哥哥，得多骑车，他心里想了个“鬼”主意，在小伙伴骑车的时候，他在后面数数速度很快，一会儿就数完了，等到他骑车时，数数速度明显减慢。这样的结果就是莫言骑车的时间特别长，有时候他变本加厉，替小伙伴数数时，经常故意蹦字，数到“57”，一下变成68、69，小伙伴鼓着腮帮子蹬车，常常不会注意他的小“伎俩”。

       有年春节，莫言和小伙伴骑车回家过年，来之前，莫言在中心村商店买了“嘎啦油”，算是送给爷爷春节礼物。老人是个朴实的农村汉子，脸上满是褶子，一到冬天脸上就会裂出很多血口子，嘎啦油可以滋润皮肤，让爷爷不那么痛苦。

       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大雨，莫言和小伙伴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泞的路上前行。快到村口时，莫言一摸兜，发现嘎啦油不见了。他推着自行车又返回去，在走过的路上边走边找，雨下得很大，路上坑坑洼洼，积满了污水，莫言就这样“浑水摸鱼”，不找到嘎啦油誓不罢休。直到快黑时，他才找到了嘎啦油，狼狈地回到了家。见孙子为找嘎啦油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爷爷眼圈一红，抱着孙子哭了起来。

       莫言曾直言不讳地说，他之所以选择写作之路只是为了“吃饱饭”，小时候骨瘦如柴，常填不饱肚皮，很显然他是个“弱势群体”，但他却知道照顾比自己还要不幸的伙伴。他骨子里对底层人民深深的怜悯，或许是他成为文学大师的根本原因。

       李佩甫获矛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生命册》描写的“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

       “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骆驼”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而自己也在对欲望的追逐中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

       生“我”养“我”的无梁村，有“我”极力摆脱却终挥之不去的记忆。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漩涡里；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似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生命册》虽然以两个中原大地之子——在剧变时世中彷徨无地、漂泊无系的吴志鹏和在生活湍流中弄潮纵浪、终归殒灭的骆国栋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但它写得最好，最有冲击力的，却是那些在主人公的生活中穿插出现，形成小说主要叙事者吴志鹏的社会背景的那些草根人物：梁五方、虫嫂、吴春才，这是一些各具异秉，遭逢酷烈的草野“畸人”。作家各以专章，完整地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命运史和性格发展史。在这些人物的绘状、捏塑上，最能见出作家写实求真的艺术功力。

       梁五方，曾是1960年代中原大地上的能人，无梁村的“名片”。作为一个敢于创新的土木匠人，他在建造镇政府大礼堂的工程中，大胆捏塑麒麟脊，创造了具有不对称美的“龙麒麟”厔脊造型，一举成名。那时，他是何等聪明，何等自信。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超行越师，犯了大忌。尔后他又做成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独绝之事：一个人在水塘上盖起了一座房屋，一个人举办了最简朴的婚礼，成家立业。那时，他又是何等坚毅，何等心旺。但他的太“独”太“各色”的立世行事，已使他成了无梁村人群中的异类。一旦“运动”到来，他便为自己的傲慢和伤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那被村人推搡暗殴的“过箩”场面，真是惊心骇目，写尽一代草根能人陷入中原草野上的“无物之阵”的惨酷、冤抑。虽然有“老姑父”蔡国寅(村支书)暗中伸出的援手，梁五方还是没能避免家破人散，一蹶不振的命运。生命淋漓的元气，劳动创造的绝技，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湮灭净尽。天生异秉的生活执着者，被异化成为平反后仍然纠缠不休的偏执狂，几乎成了四处流窜诈骗的社会祸害。直到最后被安置到村福利院后，他的灵明的天性才又闪出幽光，照出一条邪僻难言的路：他终成“正果”，成了远近闻名，信众广有的命相师。在这个草根畸人的命运和性格里，记录着多少历史地层深处传出的地震波，遗留着多少时代颠倒翻复留下的折迭痕！

       “小虫儿窝蛋”是生长在无梁村草野上的一种生命力极其强韧的小花，被无梁村人用作了残腿人老拐娶来的超矮小女人的外号。虫嫂和老拐组成的“一不全活、一小人国”的家庭，是家徒四壁，举炊无隔夜之粮的超贫困户，从一开始就面临异于常人的生存压力。尽管虫嫂是除了不会编席之外其他农活都是一把好手，又机灵又活泼，能苦受也会过的女人，但在接连生下两儿一女之后，这种生存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了。为了把大国、二国、国花(这些往大里起的名字里，寄托着她的心愿)养大，让他们长高、上进、成才，虫嫂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挣扎和拼搏，以一种极度扭曲的方式，展开在无梁村的草野里，漫衍在中原大地的夜气中。她从在生产队场院里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渐渐变成了夜间游荡在集体庄稼地里的“惯犯”。(请注意，她只偷生产队里的，从不偷一家一户个人的！)村支书蔡国寅睁只眼闭只眼的有意宽纵，村人开始时並未含有太多民愤的取笑捉弄，生存环境的日趋严峻，使虫嫂从一个童话中的开心果，人们日子里的“盐”，终于变成了一个魔，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她的活泼的，旺盛的生命能量，尽情地挥洒在她那“神偷”的种种匪夷所思的技艺之中。不幸的是，这个以偷瓜摸枣顺芝蔴为习性、为生活方式的草根神偷，又是一个身手灵活，健旺皮实的女人。她有“短”在不怀好意的男人手中，时间长了，终于被人突破了一个女人的心理防线，破罐破摔地沦为男人们约“谈话“的对象，同时也就成了村里女人们嫉恨的公敌。烟炕房里女人们对她群体性的发恨宣泄，回到家里恼羞成怒的老拐的家暴摧残，三个渐已长大，觉得失了面子的儿女的咒骂冷漠，使虫嫂的生活从童话彻底变成了噩梦。这个遭到命运重创的女人，默默忍从了乡土生活不成文规则和习俗的野蛮凌虐。她独自继续着为自己、为家人的生存的挣扎。支撑她坚持下去，並开辟新的生路的，仍然是她憋屈而韧长，无私而温厚的妻性和母爱。当她发现自己的儿女被村里顽劣的孩子谩骂，欺负时，她找到村支书举着农药瓶以死相争。这一幕，让我们看到了她母性的尊严，甚至是威严。被欺辱践踏到这步田地了，虫嫂仍能发出这种护犊的怒吼，还能有生命火花的爆发，这真是最形象地阐释了母性的伟大。一切的冷骂和毒笑不能不于此辟易。

       虫嫂在结束了她那草根神偷的生涯之后，她从偷偷给上学的儿女送口粮，送钱开始，在县城里发现了新的谋生之道。她搬到城里，以拾破烂、卖废品为生，有时甚至卖血换钱，为得恶疾的老拐送了终，把三个儿女都供上了大学，创造了让无梁人啧啧称羡的奇迹。进城搞“商品经济”后这一段生活，是虫嫂生命中最快乐，最有光彩的时光。到邮电所去给孩子寄钱，是她生命中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当她老了病了，不得不让三个儿女接去轮流养活时，却阴差阳错地在三九寒冬被晾在了门外，于是便孤独地又回村了。她到临终也不愿连累儿女，连累村人。在缠扇柄的破布条里，留下了三万元的存单料理后事。虫嫂的一生，让我想起了鲁迅的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那是一个凝炼的冷隽的短章，而李佩甫这里写出的，却是一部深厚有力的生命的变奏曲。

       我和著名作家张宇同为豫西人，当年同在《豫西文艺》、《洛神》发表作品，张宇也多次应邀到临汝县作文学创作辅导报告，那时的张宇年轻，长得帅，和我一起听他作报告的几位美女作者在私下里老是议论纷纷：“咦！张宇咋长得恁好看唻！”我们经常参加洛阳地区组织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和改稿会，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1985年我借调到洛阳地委《豫西报》编《伏牛》文学副刊，一连推出了几个小小说专版，时任洛阳地区文联主席的张宇一次见了我，我让他为这几组小小说写篇评论，他说：“我说《豫西报》这几版小小说不一般，原来是你小子编的。”第二天，张宇果然写了篇评论，对小小说专版大加赞扬了一番。1985年底，临汝县召开首次文代会前夕，张宇见了我说：“要赶快归队啊！”当即给时任临汝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举荐信，列举了我创办全国第一家乡级报纸《乡音》报，编辑《豫西报》文学副刊，多篇作品被国家级报刊选载的一系列“功绩”，终于引起领导重视，为我后来到临汝县文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6年，我们临汝县文联与《河南日报》联合举办“汝河笔会”，张宇应邀参加笔会，我们在一起交流了半个月，受益匪浅。后来张宇调到了省文联，一次我到他当时住的省文联招待所去看他，他写作累得腰疼，要我往他背上贴膏药，我没贴准，他说“你真是老白脖！”1996年，我们又在河南省第四次文代会相见，老友重逢，我开玩笑说：“疼痛与抚摸，越抚摸越疼痛！”张宇说：“你这家伙！”在这次会议上，张宇当选为河南省文联委员，我说：“祝贺你进入班子！”张宇腼腆地对我笑了笑，散会后，我们在他家里彻夜长谈。后来我们又多次在一起共论文与人，我对他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然而，成名前的张宇，人们能知道多少呢？

       是1970年，18岁的张宇招工进了洛阳，到原洛阳地区柴油机厂当了一名学徒工。

       据张宇回忆，当时厂里的青工多，风气也好，有几个工友特别有追求。他和陈韧，还有个叫高土木的老工人，比较喜欢文学，“当时写作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张宇这样解释当初的创作动机，“纯粹是一种爱好，觉得好玩。”他在厂里比较活跃，爱好也多，打球、下棋、打扑克等等，“但是，总觉得没有一样东西能拿住你”。张宇说的“拿住”，是指没有一种爱好能真正触及心灵，让他死心塌地地去投入、去追求，直到遇上“写作”。

       被文学“拿住”了的张宇开始了辛勤的跋涉，“3个人住一个房间，没有桌子，就搬凳子坐在床边，把床当桌子写东西”。

       就这样，写完一篇，弄个大信封，将稿子小心地装进去，鼓鼓囊囊地，带着希望和梦想寄了出去。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大信封又会被鼓鼓囊囊地退回来，希望一次次地破灭着。

       张宇原名张憨子，他现在的名字张宇，是洛阳的老作者刘建权老师给起的。

       作为一个初学写作的文学青年，免不了向别人请教。年轻的张憨子拿着自己的作品，忐忑不安地拜访洛阳当时的名家。画家朋友周彦生介绍他认识了刘建权，刘建权当时在《河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小说，很有名气。

       刘建权指导憨子：“你不能在发表作品时署个‘张憨子’的名字啊，叫着太土！”刘建权建议他改名“张宇”，憨子接受了，沿用至今。

       刘老师谈起对张宇的最初印象，“别看叫憨子，其实精着呢！”这精，指的是张宇的文学天赋，他对文学的悟性。

       刘建权当时是洛阳广播站的记者，住在周公庙里。“那时候，张宇和陈韧每星期都要去我家几次，都是晚上来，我们三人坐在那里，一谈就谈到深夜”。

       刘建权还保存着张宇1979年写给他的一封报喜信：是年11月的《长江文艺》上，发表了张宇的小说《土地的主人》，头题，还加了编者按。20多年后回忆自己发表的第一篇习作，张宇仍抑制不住喜悦：“当时《红旗》杂志给予的评价是‘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了农民对土地愿望的第一篇小说’。”

       自此以后，张宇一发不可收，小说一篇接一篇地发，奖项一个接一个地拿。这匹跃入文坛的黑马，开始在文学的草原上自由潇洒地驰骋。

       “我自己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张宇总结改革开放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将其归纳为“思想上的开放和教育，生活和文化上的营养”。“没有改革开放，像我这样的农民的孩子怎能当上作家呢？”张宇进一步阐释，“在中国文艺史上，改革开放是一次大的思想运动，波澜壮阔地颠覆了传统思想观念，全方位地与世界文化接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像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可能就进不了城，就是进了，到了工厂也是死死板板地干活，产生不了精神方面的追求，也就无所谓搞创作写小说了。”

       如果说改革开放给了张宇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那么，生他养他的豫西大地则给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无尽素材。“我的作品，80%都是写洛阳生活的。”张宇说。

       翻一翻张宇的小说，无不打上了豫西生活的深深烙印。一山一水，一村一屋，一草一木，一猫一狗，一言一行，都是那样亲切，仿佛在刹那间，你就成了他小说里的人，在他的小说里说话做事了。

       张宇的作品，处处摇曳着浓郁的豫西风情：“山里人，干活没有时间，死做死做。吃饭没重点，夜黑饭能吃到星星出齐。通常是，女人们在院里，而男人们都端着饭碗来到街上，在街道两旁屋檐下的坐石上落下，一边吃，一边议论些春种秋收。谁肯坐哪块石头也养成了习惯，来了就往那儿奔，像对号入座。吃过饭，自然由女人们洗锅涮碗，然后又去点灯纺花。男人们则三三两两又走出来，掂着小旱烟袋，指缝间夹着火镰，或摇着用艾蒿拧成的火绳，又在坐石上落下。这便要说古，或三皇五帝，或诸葛亮吊孝。自然也论今，村里的婚丧嫁娶，世道的长长短短，夹杂些男女的风流韵事。夜，渐渐就会深下去。”这些豫西山区庸常的生活图景，在张宇的描述下，竟有了如此令人痴醉的意境。

       “生活像土壤，作品像庄稼，作家就是个种庄稼的人。”张宇就像一个勤劳的庄稼人，深耕细作，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丰收。

       我与阎连科同为豫西人，过去曾读过他的《情感狱》、《坚硬如水》、《受活》等长篇小说，印象很深。199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就读的我，专程到他当时供职的解放军二炮创作室看望了他，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阎连科和他夫人、儿子当晚与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豫西老乡共进晚餐，他鼓励我多读一些外国小说，开始写小说，可以借鉴、模仿外国小说的技巧和方法，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我们一直谈到夜深人静，我对这位老乡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后来，阎连科也多次回河南，到我们汝州体验生活，为汝州作家举办文学讲座，我们也经常互打电话，互通信息，相互问候，亲如兄弟。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入围2013年度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20多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住校作家。

       作为一部“个异化”的志史，《炸裂志》在具体的叙事中呈现为许多不同的维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炸裂志》就是一部个人的野心史与奋斗史。在读者的眼中，那个亦正亦邪的孔明亮永远在朝前奔跑着：村长、镇长、县长、市长、超级大都市的市长……。孔明亮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行政级别上的一场跳板游戏、一出纵向版的“超级玛丽”：跳一级阶梯吃一只蘑菇，规则就是越跳越高、越吃越大；若不是突如其来的死亡将一切终结，我们很难想象故事还会把他推到什么样的高位。还有那个投身行伍的孔明耀，从无名列兵到被将军接见，从无功无绩到特等功加身，从体制内的郁郁不得志到回乡后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其人生轨迹令人讶异。即使那个志向不大的大哥孔明光，也莫名其妙地就从小学教师升到了大学校长。这也是一部家族的爱恨纠葛史。个人的奋斗、村落的兴衰，与炸裂孔、朱两大姓的世代情仇紧密相连。孔家的四个儿子试图让炸裂姓孔；朱家女儿的打算，则是通过控制孔家的儿子们，把炸裂握在自己手中。世代对抗的两个家族，以联姻的方式把彼此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爱与恨、情与愁扯不断也理不清。同时，正如书名的本意，这是一个城市的崛起史、创业史。炸裂，从一个贫穷的村落，一步步地发展、膨胀，由村改镇、由镇设县，最终竟然发展至地级市乃至超级大都市。

       个人奋斗也好，家族的纠葛也罢，村镇县市的流变崛起也是一样，所有这些看得见的“志史”，织成了小说叙事的大网；而所有这些精心的编织，其意图都在“鱼”而不在“网”自身。《炸裂志》故事中这些多维度的“史”，最终都指向情节背后那个真正的捕捉对象：我们的时代。阎连科试图在本书中缔造一部时代的崛起史、繁荣史，同时也是它的罪恶史、创伤史、荒诞史。这部“史志”中繁花似锦，这部“史志”中充满血脓。在这部历史中，我们能够找到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历史中种种的辉煌与苦痛：城市化过程中荒芜的土地、因发展而不再熟悉的家园、富裕和富裕背后的欺骗与屈辱、权力对个体的诱惑与异化……。在这里，最初的发家致富靠的是扒火车这种赤裸裸的偷盗行径。在这里，“民选”的掌声淹没在威吓与贿赂的喧嚣之中。在这里，电死人的劣质电线因高额回扣而依然畅销。在这里，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使官员与人民都不惮于在最夸张的程度上卑躬屈膝。毫无疑问，《炸裂志》是弄虚作假的“志”，也是荒诞不经的“史”；但这部虚假的历史，却让我们每个人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它直通一个时代繁华背后最隐秘、最不堪的秘密。因此，小说中的“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寓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着物质崇拜的“炸裂”的寓言。

       在《炸裂志》中，阎连科是这样做的：他以写史的姿态面对当下经验，同时又把整个叙事通过“虚构”与“暴露虚构”的方式悬置起来。通过这种方式，阎连科人为地将经验对象疏离开去，从而以“非现实”的方式，对现实经验进行了某种抽象而生动的把握。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从正面强攻到侧面迂回”。阎连科是如何完成这种“虚构”和“暴露虚构”的呢？首先是通过全书的基本结构创意。翻开目录我们发现，《炸裂志》一书还真的是以“地方志”的形式作为自己的结构：开篇第一章赫然分为“主笔者说”、“编纂委员会名单”、“编纂大事记”三节，往后的章节也呈现为“人物篇”、“自然生态”、“政权”、“防卫事宜”等等的命名。然而，在方志传统体例的结构之下，阎连科铺展开的，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长篇小说故事。在这样的错位之中，文本完成了其对自身的逻辑颠覆。

       在这之后，作者有意对故事自身的虚假性进行了揭破，从而在文本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拉开距离。空间上，小说对“炸裂”之外的地理坐标，有意识地作了模糊化的处理（如将国家另外的超级都市虚化成“北都”、“南都”），而炸裂又显然是一个想象的所在，这就使得整部小说的故事被搁置在一个鲜活却源自想象的空间之内——如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那样。时间上，《炸裂志》的故事时间本来是具有真实性的（明显设置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之中），但在正文之后，作者却对小说的基本叙事进行了颠覆：正文中，升级为超级都市的炸裂在一次集体性的癫狂中走向毁灭，孔明亮、孔明耀、朱颖等人也已经死亡，然而《炸裂志》的尾声部分中，孔明亮竟然又坐在市长的座位上焚烧掉了《炸裂志》的手稿。这种颠覆，是对文本时间线索的彻底否定，它相当于在小说最后明白地告诉读者：先前的叙事是出了错的！然而读者不可能知道那些线性行进的叙事究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出错的，也不可能就此将整个故事抛弃，因此只能将小说时间作为与现实时间平行的另一段时间来接受。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有意加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信息：作者本人的真实信息兀然跳出（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甚至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里还提到了北京的7·21暴雨。故事之外的极端真实，在实际效果上，起到了对主干故事的推离作用：它把虚构的叙事向真实世界之外更远地推开。如同一副三角支架，把虚构撑离地面，使之能够折射现实、呼应现实，又不必被现实所束缚。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也算不得是阎连科的原创。“元小说”式的技巧来源于西方。我们这里的先锋小说家们早期的创作中，也早已进行过相关的实验。阎连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本意不在于实验，也无意于挑战文体的边界，而是要以“虚构”为跳板，去到更高、更抽象、更自由的维度上表现时代生活的精神实质。通过此种方式，《炸裂志》以结构疏离了逻辑，以逻辑疏离了空间时间，从而将故事整个隔离到了一个作家在稿纸上开辟并主宰的异次元世界之中，在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的同时，又没有失掉现实生存的鲜活质感。

       当我读完《咋裂志》，打电话与阎连科交流时，他自嘲说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家，没想到作品却一直被认为是“负能量”的代表。他说，当下中国写作的丰富，犹如泥沙中混合着无数的黄金，“可以迎光写作，写正能量的作品而淘金；也可以‘借光’写作，以审美的名誉逃避一些现实的纠缠。而同时，也还有一种写作则是要穿过光明走向黑暗的写作——这种写作，要告诉读者的正是读者看不到的东西，是那扇光明的窗户后面的内在、本质和人心最复杂的一部分”。

       阎连科说今天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已经到了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能力把握的程度。“中国现实的复杂、荒诞、丰富和深刻，已经远远把作家的想象甩到了后面。生活中的故事，远比文学中的故事传奇、好看得多，也深刻得多，但作家没有能力把握这些，也没有能力想象和虚构这些。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的复杂性进入到同一跑道进行赛跑，跑赢的是中国现实，输掉的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即便作家有天大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阎连科把《炸裂志》的写作看做是他与中国现实变幻的一次思想赛跑，“输的可能是《炸裂志》，但赢的也可能是《炸裂志》，而读者是这场比赛最好的裁判。”但阎连科以为，他都从来没有像这样真切地面对现实，面对着三十几年的历史，从来没有这么明确地在文学中和现实构成如此直接的对话。就凭这一点，无论输赢，他相信读者都一定会对他和《炸裂志》表示宽容和理解。

       不过，他也说，输掉归输掉，赛跑归赛跑，坚持走过没有光的胡同，终会有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就是来自读者的认同。“也许你的写作充满争议，也许你作品所表达的艺术性会让有些人怀疑，但你所表达的那种最质朴的良知和正直，读者是会认同的。我想一个作家写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最后的同一平台上，更见功夫的不仅是艺术和技术，可能更是正直、良知和最独立的人格”。我在写《四书》之前，家里经常会放些地方志。某一天我就想过要用方志的方式写一部小说，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念头。问题是哪个故事适合地方志形式。在我看来，寻找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比寻找一个故事要难得多！这部小说构思非常早，七八年前甚至更早，有人就曾经以笑话方式说过，四川、湖南小姑娘都到南方打工去了。这里打工是另外一种意思。当时我就想，这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当时我还想过写部小说就叫《姐姐妹妹》，写她们如何在南方工作，她们的村庄如何因此繁荣。现在，当时的那些想法都写进了这部小说。《姐姐妹妹》这样的故事，对有些作家来说已经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是小说中的一片信息而已，还要无限发展。

       好了！今天就东拉西扯地先讲到这里。现在我已成了咱们学校的客座教授，今后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同学们共同交流文学创作问题。

       谢谢大家！！（郭进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