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加强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共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发展起着基础作用。大量儒学经典宣扬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学习和传承的精神财富。

  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加快自身发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积极借鉴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学习儒学典籍，修习中原王朝史书。很多少数民族虽然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因此直接使用汉文学习和传播儒家经典、推行儒学。很多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大力推行儒学，用民族文字翻译儒学经典和中原王朝史书，将民族文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桥梁、向各民族输送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

  唐朝公主入藏，传播儒学经典

  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自古就有密切联系。唐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加强与唐朝的友好往来，先后两次派遣使臣请婚，迎娶了唐朝皇室宗亲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时，唐太宗赐予很多物品，其中有儒家经书、佛经、营造与工技书、医书等。这些典籍对西藏地方吸收中原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纸、墨等生产技术，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文人到西藏代写表疏。现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就是用汉文、藏文合璧书写的，反映了汉藏十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

  8世纪初，赤德祖赞即赞普位后，也多次派遣官员到长安请婚，唐朝以金城公主赐婚。金城公主入藏时，携带了多种书籍，后来又向唐朝求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传入吐蕃。近代敦煌石室出土的《尚书》《礼记》《战国策》等古藏文译本，证实了当时用藏文翻译儒学经书和史书，反映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西藏地方的传播和影响。

  辽金传承儒学，翻译经史书籍

  以契丹人为主建立的辽朝，注重学习中原文化，用汉文刊印了儒学典籍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后又印行《史记》《汉书》等。辽朝承唐仿宋，成立国史院、设国史监修官，所修国史包括起居注、日历、实录等。

  辽朝还用契丹文翻译了很多汉文书籍。据《辽史》记载，有“大儒之称”的著名学者萧韩家奴曾译《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等。甚至辽朝皇帝也参与翻译中原流行的典籍，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

  以女真人为主建立的金朝，对中原典籍也十分重视。金朝设国子监，不仅培养士子，还刊印教学用的儒学九经、十四史以及《老子》《荀子》《扬子》等书。

  金朝用女真文翻译了多种中原经典，并特地设立译经所。当时，女真文译本有《易经》《尚书》《论语》《孟子》《孝经》《老子》《刘子》《扬子》《列子》《文中子》等，此外，还翻译有《史记》《汉书》《盘古书》《孔子家语》《太公书》《伍子胥书》《孙膑书》《黄氏女书》《贞观政要》《新唐书》等。有的发行量较大，如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翻译的《孝经》，一次就印刷了上千部，分赐给护卫亲军。这些典籍以女真文为中介，在边疆地区拓展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西夏崇儒译经，封孔子为文宣帝

  以党项人为主建立的西夏，善于吸收中原文化充实自己。西夏统治者为推动文化发展，积极翻译中原地区的儒学著作。据《宋史》记载，西夏景宗李元昊下令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字后，“教国人记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西夏毅宗李谅祚向宋朝求赐九经（宋代以《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为九经）以及《唐史》《册府元龟》，宋朝赐予九经。

  西夏还翻译了多种儒学经典。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有刻本《论语》、写本《孟子》《孝经》等。其中，《孝经》是中原已失传的吕惠卿注本，西夏文本可补儒学典籍的缺失。

  此外，有许多西夏人为中原地区有影响的儒学著作注释。西夏仁宗时的国相斡道冲是西夏儒学宗师，他以西夏文注释的汉文经书《论语小义》，是以中原文本为基础撰著的西夏文儒学书籍，可见当时西夏儒学之盛。

  中原地区大量的史书、类书，也被翻译为西夏文本。《贞观政要》被节译为西夏文本，名为《德事要文》，刻印出版。叙述春秋时期历史的《十二国》，被编译成西夏文刻印流行。《类林》是唐代一部宣扬忠孝精神的类书，被译成西夏文刻印出版。后来，中原汉文原书失传，留存下来的西夏文本《类林》被转译回汉文本，《类林》因此得以赓续传承。西夏以军事兴国，特别重视用兵，中原地区的兵书，如《孙子兵法》等，也被译为西夏文刻印出版。

  西夏仁宗于人庆三年（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在封建社会，孔子的地位不断提升，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元、明、清诸朝代也有封谥，尊号为文宣王或至圣先师，唯有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这是对孔子最崇高的尊号。这一尊号的封谥发生在党项人当政的西夏王朝，证明西夏崇儒之盛。

  元朝尊儒兴学，广译儒学典籍

  蒙古兴起后建立的元朝，也接受了中原文化。元世祖忽必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积极推行中原地区较先进的封建制度。

  忽必烈推行中原文化的核心是尊儒兴学，1233年在燕京设国子学，让蒙古子弟学习儒家经典，接受中原文化教育。忽必烈在登位之前，便开设幕府，延揽中原文人作为幕僚，为其出谋划策，讲述儒家经典。忽必烈召金末状元王鹗为其讲解《易经》《孝经》等儒家典籍，并论治国之道。王鹗后著《论语集义》。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政权的统治者就在燕京设有专门学校，教授汉人和色目人学习蒙古语文，培养翻译中原经典的人才。译者开始多为汉人，后多为蒙古人或蒙古人、汉人合译。深受忽必烈赏识的汉族名士赵璧精通蒙古文，他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译为蒙古文，并将《大学衍义》译成蒙古文为忽必烈讲解。忽必烈还选派青年向赵璧学习。

  当时还有许多翻译人才把其他儒家经典译为蒙古文，如《孟子》《论语》和《通鉴》等，此外还翻译了汉文典籍《百家姓》《千字文》《忠经》《尚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等。

  元朝创制八思巴文，并用其翻译、刻印了诸多汉文典籍，如《孝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这些译著滋养了一批蒙古族文士，广泛传播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元朝统治者拥有深厚的儒学根底，在社会上也是汉文和蒙古文书写的儒学典籍并盛。

  清朝设翻书房，普及儒学经典史籍

  清朝十分重视儒学，不仅大量刊印汉文本经史书，还专设翻书房，将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刻印流传。清朝持续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如康熙、雍正时期翻译了四书以及《易经》《尚书》《孝经》等，或以“日讲解义”的形式刊布。康熙年间编印满文《日讲书经解义》《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等书。乾隆即位后，又下令对一批儒家经典重新翻译，其中难能可贵的是将经典做成满文、汉文合璧本。顺治年间刻印的《诗经》，每页上半部是满文，下半部是汉文。康熙年间刻印的满汉合璧四书，成为最畅销的坊刻书。

  清朝还翻译了很多史书，如《辽史》《金史》《元史》《洪武宝训》等。清朝翻译的儒学和史学典籍种类繁多，刊印数量庞大，影响更为广泛。

  总之，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大量经书、史书，有力促进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伸到各民族中，加速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既提升了影响力，深植中华文明基因，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发展和各民族更深层次交往交流交融，加深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