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关于商代晚期文化传统的证据，包括丰富的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例如建立在日相与月相观察上的天文历法、刻写在甲骨上的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古称“北蒙”，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殷墟考古的意义介绍

  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基点作用;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安阳殷墟(11张)

  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大量使用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表现了殷墟时期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

  殷墟考古学的影响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

  殷墟宫殿区、王陵区的发掘，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殷墟发掘工地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随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学证实，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有关文记载中的“夏王朝”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