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渴了》小说最突出的一点，在于相对客观地反思了法国历史上著名的雅各宾专政。在法朗士之前，传统的、主流的观点往往对雅各宾派专政多是持否定和丑化的态度的，认为雅各宾专政只是野心与权力过分膨胀下产生的“恶之花”，如歌德在《市民将军》中就把雅各宾党人描绘成一群骗子、无赖。然而，法朗士并没有囿于成见，他在小说中客观地描述了在软弱的吉伦特派执政下的法国社会状况：在内工农业濒临崩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投机盛行，民不聊生;在外强敌入侵，边患不断，战事连连失利。法朗士由此也就指出了强硬的雅各宾派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并对雅各宾派执政后的历史功绩作了客观的评价：限制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扩大选举权，广泛征兵，扭转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局面，稳定了当时岌岌可危的法国社会。那么，雅各宾派又是如何走向垮台的呢?法朗士同样在小说中有深刻的揭示：尽管雅各宾派在稳定法国社会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他们还是无法根本扭转局面。政治口号上的自由平等无法改变下层老百姓经济上穷苦的现实，而一味地维护私有财产实际上维护的是有钱人的利益，这就使得雅各宾派渐渐失去了人心。而导致雅各宾派垮台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雅各宾派所实施的恐怖专政。在节选的这一节中，这种恐怖专政及其在人民心中所产生的阴影有着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监狱里的阴谋案好像老审不完似的。”这看似随意的一句话，却有着深刻的内涵。它显然在暗示着，在雅各宾党人的眼中，到处都是阴谋叛乱者，共和国正危机四伏。于是，尽管这次审判的四十九个被告甚至很多人彼此根本不认识，但他们居然很荒唐地被看作是同谋犯。而对他们的审判则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革命法庭的有色眼镜的审视下，善良、理性的勃娄陀变成了阴谋犯的主角，他对妓女阿特纳依斯的救助变成了教唆反叛和通奸;而虔诚的巴拿巴会修士龙格玛尔被莫名地冠以叛国罪，他与阿特纳依斯偶然的共处一室变成了伤风败俗的通奸。于是，在公诉状的结论里，勃娄陀、龙格玛尔、阿特纳依斯连同投机的贵族妇女洛士莫尔和其他四十五个被告一道，被轻易地宣告了死刑。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宾派确实镇压了一些如洛士莫尔之类的贵族、投机分子，但事实上，他们更多地把像勃娄陀、龙格玛尔、阿特纳依斯这样的无辜老百姓送上断头台。当这种以爱国、爱民的名义实施的恐怖专政发展到了极致，以致可以无需辩护无需证据地宣判一个人死刑的时候，这种统治就在消灭一种危及共和国安全的恐慌之时却显然又制造了新的恐慌——个人对自身生命安全的恐慌。这样，雅各宾派专政走向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当被宣判死刑的犯人们在等待着囚车将他们送上断头台之时，看热闹的民众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狂热，除了很少的几个女人喊着“杀死他们!”之外，大多数民众保持沉默，这似乎暗示着民众对革命法庭审判公正性的怀疑，也暗示着雅各宾党人的统治已渐失人心。
《诸神渴了》除了对雅各宾专政作出历史的反思之外，在对民众的集体意识方面作了深刻的思考。群体的心理特征是冲动、易变的，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情绪容易夸张乃至转变成为偏执与专横，当个人思想受到群体心理和情绪的影响时往往导致个体意识的丧失，从而成为集体意识的俘虏。关于这一点，小说中多有反映，节选中同样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在审判勃娄陀等人的过程中，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和对共和国危机的焦虑，法庭上性情各异的审判官们个个变得出奇一致的凶暴，在高涨的群体情绪下，他们似乎被冲昏了头脑，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地将被告一个个送上断头台，即使很多人根本是无辜的。而作为同样狂热的民众，尽管这里表现得并不十分热烈，只有少数几个女人喊着：“杀死他们!”但这相对的“沉默”正是雅各宾专政鼎盛时期民众狂热的一种对照，同时也预示着雅各宾派倒台之后新的民众狂热的到来，小说结尾被煽动起来的人群狂喊着：“打倒马拉!打倒马拉!”就证实了这一点。
小说中所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甘墨兰和勃娄陀的形象特征在此也表现明显，甘墨兰既可以看作是雅各宾派命运的代表，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当时那怀着狂热与盲从心态的民众的代表。甘墨兰像信徒对待上帝一样崇拜着领袖马拉、罗伯斯庇尔，满怀无限热情地支持革命，心怀狂热却还以为自己在推行“理性教”，所以，当他把好心的邻居勃娄陀及其所谓同谋犯送上断头台之后，在他等着情人爱洛底的同时，他内心想的仍然是革命，是斗争，是如何加强力度，打击权势更大的罪人。尽管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让“自己弄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甚至使自己“永远不会再成为人类的一分子”，但他仍不回头，而是为了祖国，要“放弃爱情，放弃一切的快乐，放弃生命的乐趣，甚至放弃生命”。显然，甘墨兰已经彻底变成了狂热革命的牺牲品。与甘墨兰的沉溺狂热而不自知相对的是，勃娄陀才是一个真正按照理性行事的人，他遇事冷静，见解深刻，在批判甘墨兰的“理性教”时，他曾说：“我爱理性，不过我爱起什么东西都不会爱得发狂，理性是我们的向导和明灯，不过您把它当作神祇，它就会使您盲目，教唆您犯罪。”所以，当勃娄陀在即将走向刑场之前，他还在静静地读着鲁克莱蒂乌斯的著作，尽管他内心也极度痛苦，万分地眷恋生命，但他仍镇定自若地跟龙格玛尔神父谈论生与死的问题，即使在坐着囚车驶向刑场的路上，他“还是保持着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勃娄陀事实上成了法朗士小说中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