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尉心：

　　一部全景反映解放战争的作品《解放战争》上市之后迅速成为畅销书，深受年轻读者的欢迎，这样一部130万字的皇皇巨著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战争题材为何成为当今书坛的一个亮点呢？

　　出现一笔也必须有案可查

　　张尉心：《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先生评价你的《解放战争》是“当代以来形成的文学秩序中很难安放这样的作品”，《解放战争》在形式上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王树增：首先有一条，它肯定不是小说，它是属于非虚构类作品。我们长期以来就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这些概念。实际上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些概念，我觉得它们绝对是中国特色的说法。在世界文学上，文学就分为两大块：虚构类和非虚构类。我认为非虚构类作品至少有两个特质，第一，它是在史料占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真实，不允许虚构。这就要求我的写作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人物，哪怕这个人物只出现一笔，必须要有出处。因此这部书中对话非常少，偶尔出现对话，这些对话都能查出来，而且它不是我采访来的，就是当事人本人白纸黑字的回忆录。第二个特质，非虚构类作品必须是文学。它和军事专家写的战史不一样，它必须是文学的表述。文学的表述包括三层意思，第一点，我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必须关注人和人的命运，这个是文学基本的东西，所以我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人的生存状态的角度来解读历史。第二层意思，必须有作家鲜明的、带个性的对历史的解读，绝不能人云亦云。你的解读越独特、越带个人色彩，作品越成功。第三个特质，它必须是美文，是文学性的叙述。

　　张尉心：是不是许多人把你的作品当作小说来读了？

　　王树增：现在有的人见到我，说你的小说写得不错，实际上那是误会，万万不能当小说看的。我发表第一部非虚构战争史作品《1901年》的时候，出版社就没法把它定义，它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纪实文学，最后没办法，出版社写成了“长篇历史随笔”，我说哪有这么厚的随笔。这就说明文学界长期严重地忽视了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结果没有这样好的作品，读者也没有这样的阅读体验。

　　张尉心：既然是非虚构类作品，你怎么在作品中还原历史真实感？

　　王树增：我的写作用了两年，史料准备至少用了五六年，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和当事人的采访。一方面，我创作时利用史料给我的历史印象，再加上我自己的解读。另一方面，有一个辩证法，什么叫历史真实？我有个看法：历史没有真实可言。我所说的历史是我们能看见的历史，是笔述史，都是笔述者的历史，是笔述者的历史观。《史记》是司马迁的历史，至于原生状态下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那什么叫历史？难道没有真实了？我说有真实，真理最真实，历史发展规律是真实的。我尽可能地站在个人对历史的解读立场之上，来把握这个历史大势，我觉得已经靠近真实了，或者靠近我认为的真实，我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一点。

　　张尉心：你在创作过程中，曾经多次回访事件发生的现场，这是什么样的体验？

　　王树增：战场遗迹肯定得走，虽然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但是站在那片土地之上，感受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长征。现在的长征某些路段，还是那个原始状态。实际上在现场采访不到什么东西，战争已经音迹全无了，我到那儿主要还是心灵的体验，大量走访当事人。

　　没有人民群众支持不管用

　　张尉心：你写这本书想追寻什么主题？

　　王树增：我写《解放战争》的一个重大的主题就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打垮蒋介石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就是基本立场。再深一步，这个新政权，是人民群众给予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什么精英都不管用。

　　张尉心：写一场如此宏大的战争，你的关注点主要放在哪里？

　　王树增：我在当地特别细致地找当地的战争目击者，我不找战斗英雄，我的兴趣点在这些百姓身上。我觉得我恐怕是找到了一个答案，在1945年、1946年期间，人民是有一个选择的，人民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能获得胜利，这很明显。于是我就想，人民群众凭什么选择了共产党？这就是我想追寻历史的原因。

　　张尉心：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作家龙应台对于解放战争的描述，你怎么看她的那种叙述方式和历史观？

　　王树增：我知道有这本书，但是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不看。我想，对解放战争的理解，作者的社会经历、政治立场、历史观不一样的话，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过，对于解放战争的理解，我欢迎多元化的理解，多元化才是健康社会的形态。我自己只是一种声音，我的声音如果成了唯一的声音，就成了悲剧了。你可以赞同我的声音，也可以不赞同我的声音，但是你万不可以拿我的声音和别的声音作比较，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张尉心：有些敏感的素材怎么处理？

　　王树增：有啊，很多很难处理的。举个例子，《长征》，写《长征》实际上是写党史的过程，最接近党史的就是长征，从军事上来讲，长征算不上什么规模，但是你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党内的斗争，这些非常敏感。我的原则是，我自己心里能想通的，我就写；我想不通的，或者有分歧的，我宁可不写。

　　成大事业者无不是“一根筋”

　　张尉心：现在大众对于历史重新产生了兴趣，《百家讲坛》上开讲各种各样的历史，你也在《百家讲坛》上讲过《长征》，观众反应非常好，你怎么看待当下各种各样的解读历史？

　　王树增：我常常和这些人碰面，在百家讲坛一起做节目。我说咱们两条路，你要是调侃的话，我也比你能侃，但是我不大想侃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认真想点什么事情。任何一个出息的民族，都必须在本民族的历史中去找一些精神的支撑点，把他们的英雄情结、英雄闪光点，作为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不管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信仰是什么样的，这一点是一样的。我去过一些国家，到处都是纪念碑，到处都是塑像，长明灯永远燃烧着，鲜花永远在这个地方。直到现在莫斯科的青年结婚，穿上婚纱、穿上西装，出门必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烈士纪念碑献花。而我们这片国土上有多少纪念碑？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忙不迭地，或者很时髦地，拿我们心目中的那些英雄去调侃。

　　张尉心：你正在构思的新作《抗日战争》还是会坚持非虚构的风格吗？

　　王树增：我最近还在准备，目前史料上还是有些欠缺，但是《抗日战争》恐怕是我最后一部非虚构类的作品了。这种写作是体力活儿。我想传达给读者的是，这类写作不是剪刀浆糊能完成的。这本书50万字、60万字，我的笔记至少200万字以上，每本书至少都用四到五年，《长征》写了六年，试问现在哪一个作家能六年写一本书？我觉得我有一个人生观，我觉得人生非常的短暂，人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儿，你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其他都不要考虑，什么都想得到，你什么都得不到。我喜欢“一根筋”的人，世界上成大事业者，无不是“一根筋”。那么既然写了，我就要写好，不管花多大的心血。

　　少说点儿企图一鸣惊人的话

　　张尉心：你觉得和平年代该怎么理解写战争作品？

　　王树增：我写战争，绝不是歌颂战争。战争是人类生活当中破坏力最大的行为，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没有战争，我们一代一代的孩子们，永远远离战火。这是我的一个中心原则。但是我写战争不是想让我的读者了解解放战争是怎么打的，常规攻势是怎么走的，这个很次要。前两天，我在一所大学讲课，碰到一个男孩子，讲完课还不走，坐在第一排，非常可爱。后来我就问，同学你有事儿吗？他说，王老师，前一段时间我遇上危机了，论文做得不好，家里又出了事故，万念俱灰，觉得活着也没啥意思，后来偶尔的机会，同学借给我看你写的《长征》，我看了三天看完了。我就问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的危机过去了。我就问你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读完了这段历史以后，我才知道，人到什么时候都得往前走，停下来没有希望，往后看更没有希望。我说，你是个好孩子，我这个书能给你这个想法，就达到了我的最高理想，我并不希望我们的青年人读我的书去了解军事，就是能知道我们的父辈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心灵经历，我送给他四个字：永不言败。

　　张尉心：你觉得青年人该怎么学历史？

　　王树增：人读史一定要开阔地读史，而且一定是包容地读史。不要总是非常尖锐地提出异议，非常激进，实际上暴露了你的孤陋寡闻。实际上我们也在批判，我觉得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批判。我的书当中也有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是在我充分的阅读和思考之后的批判，这种批判是理性批判，我赞赏理性批判。要能丰富你自己，也丰富别人，少说点企图一鸣惊人的话，实际上你惊不了人的，你的阅读太有限了。我多次声明，我写这些东西，就是给年轻人写的。这几部书，从销量上看，应该就是畅销书了。

　　张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