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认，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以“短平快”为主旋律的时代，是一个希望“立竿见影”出成效的时代，是一个以“多快好省”为评价准绳的时代，教育界也不能置身世外。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观点，那就是“读大学如熏腊肉”。

　　在乡下，一进入腊月，家家户户便将半干的腌肉（可作鸡、鸭、鱼、羊肉的统称）吊在火塘或社头，用烟火熏烤，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熏腊肉。读大学与熏腊肉，两者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理路上却是相通的。如果对读大学和熏腊肉之间的共同点作一总结，那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读“大学”和“熏”腊肉都有着特定的内涵
    “熏”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既不是煎炒烹炸，也不是原味生吃，而是用烟来“感染”、“淋浴”。“烟”是一种既燃不了也熄不了的火，“熏”意味着要使这种火持续保持一种“燃不了也熄不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状态。“大学”这个说法自诞生之日起，就寄托着人们的期望。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读大学是学做人的道理，而这道理在于彰显人人本有的光明德性，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进而精益求精，做到最完善的地步并且保持不变。这是当今许多高校流行的庸俗的“社会适应”论所无法理解的。

　　在我看来，任何教育，无论何种级别，何种类别，都应当有一个共同的培养目标，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的发展应当是智力的各方面和体力的各方面都得到发展，而且是人在志趣、道德、个性等方面的发展，是作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全面性”的人的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发展还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只有自由、充分的发展，才有全面发展；只有每个人的自由、充分的发展，才有一切人的自由、充分的发展。所以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说，虽然公安院校的“职业”特色十分明显，学生们就是冲着当警察而来的，然而个体的特定职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矛盾的，任何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都需要以一定的专门职业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依托；从事任何专门职业的个体，都面临着全面自由发展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他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在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所以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因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用进步和变化。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辉忠在2008年全省各市公安局长会议上提出“公安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仅要求民警有很强的政治素质，还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人文素养”。

　　读大学和熏腊肉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熏腊肉的过程也是一个变化过程，如果肉质透亮、棕红，似有油芯出，用手触摸，手感细腻，柔滑，且有香味绕鼻，只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才说明腊肉已经熏好。如果为了早日成功就加大力度，导致浓烟滚滚，熏出来的肉就会烟味太浓，其色变黑，其味变苦；也不能消极怠工，这样会火候不够，甚至薪火不传，导致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严格地说，应该是青烟袅袅，徐徐不绝。同样，读大学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读大学与熏腊肉一样，都有一个周期，一个过程。达不到必需的时间，不经过必需的阶段，腊肉就熏不好，大学也读不好。所谓“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所以朱熹在朱子读书法中提到“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这不同于追求“实效”“有用”的拔苗助长式的速成教育。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公安教育。目前我国的公安教育训练改革，总体趋势是从注重“Police Education”转向注重“Police Training”，即从偏重于系统的知识传授转向偏重技能训练。education这个词在拉丁语中的原意为“引出”，即将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引发出来，并在对付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以往人们谈论“循序渐进”原则，多是以此为理论原点，然后深发开去的。而training则更多的具有训练、锻炼的意思，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简单机械的重复动作过程，更多的是一个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没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谈不上什么循序渐进。这样的做法其实大谬不然，它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在于把人的学习（包括动作技能的学习）混同于对动物的训练。

     实际上，欧美国家的警察培训（Police Training）仍然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递进关系。从警衔上看，有初级警官、中级警官的不同培训系列；从警察业务上看，有不熟悉、熟悉和较为熟练的区别；同时，还有不同警种、不同级别的培训。主要按照不同警种的不同业务系统进行，每一次的培训对象基本上来自于相同的岗位，而不同岗位的警察则一般不会参加同一岗位的培训。正因为如此，在培训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强调制定教学大纲时要目的明确而较单一，安排具体而易于操作，配套教材的编写要根据业务系统和对象的不同提出贴近公安实际、贴近实战、贴近实际运用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编写配套教材的时候又要求注意同一业务或系列培训在内容深度和宽度上的不同把握，做到区分层次，突出重点。例如，初级警官的教材应突出法律知识和公安业务知识的内容，强化实战技能；中级警官的培训，要突出实战指挥，执法办案的内容，注意领导科学、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等内容的教学。作为一般院校来说，主要承担的是中初级警官的培训，因此要着重抓好这两种不同程度、不同要求的配套教材编写。这种环环相扣，顺次而上的培训方式，体现的正式循序渐进的原则，而非简单的“熟能生巧”所能概括得了的。

读大学和熏腊肉都体现出很强的专业性   
    熏腊肉，作为成品的腊肉是“专业”的（区别与一般的肉），熏腊肉的人更需要是专业素质。作为专业的肉，熏好的腊肉表里一致，晶黄剔透。煮熟切成片，透明发亮，色泽鲜艳，黄里透红，味道醇香，不仅味道独特，而且营养丰富。作为专业的人，在熏腊肉的时候，你得适时地将腊肉进行拨动、颠翻，使得肉食的各个部位都均匀地受到“熏陶”。你得细心观察、揣摩、体验，专注地守在旁边，不断地补充谷壳锯末，保证既不要明火生也不要暗火灭。在熏腊肉的过程中，“熏陶”的不仅是“肉”，还有熏肉的“人”。在读大学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既是腊肉，同时也都是熏腊肉的人。大学中教与学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与熏腊肉过程中的“人与肉”的关系相比，互动更为明显。教学相长，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教育教学所遵循的共同规律。因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现代教育观将教师看作“平等中的首席”，以此取代传统的“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说，这也是后喻社会的应有之义。就我目前所从事的道德教育而言，我更相信“儿童是天生的道德哲学家”，《圣经》中耶稣如此告诫世人：“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 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因此，我始终坚信：灌输是无效的。
    在这样的关系中，一方面，教师应当是职业化的教师。所谓职业化的教师，从知识的角度看，就是具备一定的专业学科知识、教育科学知识以及文化基础知识。除此之外，还应当有一定的见识、常识、胆识。这样的教师是有权威的教师，但是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传统的师道尊严，也不仅仅来自法律制度的授权，更多的是来自他个人的德性、才华、素质、魅力。就像熏腊肉一样，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他慌乱不得，急躁不得，更不能偷工减料，贪图简便。这需要一定的技术，更需要耐心、细心和信心。具备了这些素质，在学生看来就会“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就一定能“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样的教师正是目前公安教育所急需的。
    另一方面，学生应该成为职业化的警察。20世纪70年代，欧美社区警务改革时，在“匠人化”与“职业化”的辩论中，职业化逐渐占据上风。“匠人化”与“职业化”是欧美警察科学中的基本命题。“匠人化”认为，警察工作是匠人型、技能型的，因此，警察培训应以技能为主，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主。“职业化”认为，警察工作是专业型的，知识与技能并重，需要正规的学历教育与警察技能培训相结合，警察培训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树立终身教育的思想。今天，越来越多的欧美警界有识之士对“匠人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再认识，呼吁“匠人化”与“职业化”并重，并预言未来社会的警察，必然是“职业化”的警察。在这样的背景下，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公民，把学生培养成为优秀的人民警察，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仅仅强调警察教育对公安工作的被动适应、机械顺从所达不到的。

　　读大学和熏腊肉究其实质都是一门艺术 
    熏腊肉，既是一种菜名，又是一门艺术。它应该有情感、心智的投入，就像人们常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间。其间的奥妙，全在一个“熏”字。熏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是一个追求纯美的过程。读大学也是一门艺术，是一门“从游”的艺术。在熏陶的过程中，人们体验到的是一种物我皆忘、自由洒脱的境界。关于这种境界，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出的“从游论”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其实，用“熏陶”来谈教育教学，这样的做法早已有之。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回忆他的恩师王瑶先生时，说过这样的故事：王瑶从来不给学生正儿八经上课，他只是叫他们去他家，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教育的最高境界必定是艺术，从游就是达到教育艺术的不二法门。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任何学习（包括学问、技艺等），都包含着这样的真理。而要达到“乐之”的境界，非艺术而不能为之。而这种教育的艺术，是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工艺教育”所不具备的。工艺教育虽然注重效率，但是它的效率只限于眼前的工作，并未扩大到认识工作的社会意义，只是一种执行别人计划的效率，并不是拟定自己计划的效率。所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坚决主张将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融合起来，取消两者的界限，但是，他也同样坚定地反对将职业教育变为工艺教育。如果警察院校“在甘堕落”成为一种“工艺教育”，违背高等教育和公安工作发展的潮流，就必定会遭受失败。——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所有的警察院校都要走高级警察学术教育之路，这只是为了打破“警察院校不是大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警察就是大老粗”、“警察不需要学文化”、“警察教育培训就是工艺化的教育”的错误观念。

　　当然，如同腊肉有好有坏，熏腊肉的水平有高有低，“读大学如熏腊肉”这样的命题代表的也许体现的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一种美好的憧憬。一旦遇到现实，它必定会大打折扣。我们有一千种借口、一万条理由来反驳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作为一名坚守在社会象牙塔之中的乌托邦主义者，我相信歌德的话：“十全十美是上帝的尺度，追求十全十美是人的尺度。”（文：陈卓 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