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大学后第一次来北京，是大一的五一。来北京自然是串同学。从西直门坐上汽车，一路沿学院路开来，便开始兴奋地向两侧张望，看，这是北邮，这是电影学院，这是政法大学，这是北航，那是钢院，那是地大，那是石油...哇塞，好多的大学啊，都躲在丛丛的绿树后神秘地忽隐忽现。住在了北航同学的宿舍里，第二天一路走着去了清华、北大。还记得那时成府路就是一条不宽的柏油路，两侧有挺深的排水沟，长满了青草，路两旁两排高大的杨树把道路装点得像露天的长廊。一路走来，人车很少，只有我们兴奋的谈笑。清华东门很小，远远地在树木间隐现，走到近前才能看清那块素朴的白底红字的校牌“清华大学”，在阳光下闪闪的耀眼，也闪动着我们的心。校门内，更是一眼的绿色，那时主楼到东门间没有其他建筑，就是绿树啊，只有主楼雄伟骄傲地俯瞰着脚下排排的树木和娇小的校门。

    二十年，真是翻天覆地啊。

    每天下班开车走学院路，道路宽阔，两旁高楼林立。如今不再需要在树影婆娑中寻找那些大学了，它们几乎都有了拔地而起的标志性大楼，从北邮开始，一直到北航、地大、科大、矿院、农大...更不用说清华、北大了，如今的大学就都淹没在这座座高楼的后面了。这些都是大学的校产，写字楼出租挣现钱、坐地升值挣大钱，市场经济催涨了大学盖大楼的高昂热情。时代不同了，这些也无可厚非，只愿大学的教育发展能和盖大楼一样“又快又好”，只愿大楼后面大学里能多出一些真材实料的学子、学富五车的大师。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想以钱老的睿智他是清楚答案的，但他也是体制中人，面对总理只能一问。他曾经是体制的收益者，在举国之力搞两弹一星的时候，他和国家一起享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也应该看到了这些年官本位体制与市场化冲击下中国教育的畸变。

    体制的力量是惊人的。官文化是体制的粘合剂，人情文化是体制的润滑剂，看看如今大学里与各类衙门一样热络的杯筹交错、礼尚往来，人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即便有几个朱清时这样的改革者，有几个陈丹青这样的批评者，就能撼动体制中人的“麻木”吗？

    大楼盖起来了，还有人真的在意大师吗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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