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的一位初三学生给人教版语文教材编辑来信，说他们平时酷爱文学，最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在阅读课文时，“发现错字连篇，影响阅读”，举的例子有：

1?冬天冷得利害（厉害）

2?大概是物以希为贵吧（稀）

3?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模糊）

4?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其实）

    这位同学读书很细心，对语言文字有一定的敏感，尽管是面对名家名作也敢于怀疑，列举的“错误”除第四个是误读外，其余三个都值得探讨。当然，“错字”“别字”在鲁迅文章里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所以我们探讨的范围可以更加广泛一些。

《风筝》：

我现在在那里呢？（哪里）

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它）

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发现）

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蝴蝶）

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偶尔）

《社戏》：

又漂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缥缈、飘缈）

《藤野先生》：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吗）

“你悔改罢！”（吧）

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喝彩）

《雪》：

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葫芦）

《故乡》：

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捡）

人都叫伊“豆腐西施”（她）

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辗转）

《孔乙己》：

便替人家钞钞书（抄）

《记念刘和珍君》：

记念（纪念）

《为了忘却的记念》：

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介绍）

力气固然白化（花）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页）

《灯下漫笔》：

但措辞太绕湾子了（绕弯子）

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直截了当）

《祝福》：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预备）

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盯）

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支吾）

什么踌蹰，什么计画（踌躇、计划）

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厉害）

全不见有怜悧起来的希望（伶俐）

《药》

搭赸着走开了（搭讪）

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悚）

《阿Ｑ正传》：

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褡裢）

    统观这些语句中的“错别字”，可以发现从构词长度上看，一、二、三、四个音节的字词都有，而以双音节词为多。它们主要是异形词。所谓异形词，是普通话书面语中并存并用的同音、同义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其中的一些字形按今天的规范来说“不规范”了。“不规范”就是错讹，难道是鲁迅写错别字了？

    鲁迅是文章大家，怎么会写错别字呢？这是“时代的误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用字用词规范，语言随着社会生活而发展变化，导致新旧规范龃龉，给新时代的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大家知道，在当时是允许写异体字、异形词的，那时的人们用字用词不像今天这样讲究规范，而且书法家们还通过写这类字词显示自己的创造才能。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白话文用字用词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和建立一些规范的，从许多字词的选汰中可以看出演进的过程，例如写于1921年的《故乡》中有第三人称的“伊”，而写于1926年的《记念刘和珍君》改为“她”（“她就正告我”）；又如，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中，“底”字作为结构助词的用例并不少见，而今天的读者读来甚觉别扭。试举一例：

我把我底心留给你底头发，

你底头发是我灵魂底住家；

我把我底心留给你底眼睛，

你底眼睛是我灵魂底坟茔……

（节选自王独清《但丁墓前》）

    四句诗有八个“底”字，相当于今天的“的”。如果这首诗被选进当代的出版物，要不要将“底”改为“的”是会引发争议的。

    在当今的语言环境和阅读环境中，要将这些异体字、异形词全部“改正”过来吗？这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不同字词和不同读者对象来确定，例如，上面的“底”字，给低龄读者群阅读时可以改为“的”，给研究专家阅读就不必改了。那么，中学课本鲁迅文章中的异体字、异形词应该改正吗？

    假定应该改正，就从个别“非改不可”的用字开始改吧。以上面列举的鲁迅用字用词为例，根据当前的现代汉语规范性文件，有些字词的“不规范”是一目了然的，当然得改，如，“那里”改为“哪里”，“发见”改为“发现”，“胡蝶”改为“蝴蝶”；有些字词似乎应用正字为宜，如，“么”改为“吗”，“罢”改为“吧”，“吗”“吧”为正字，“么”“罢”为异体字；再进一步推理，异形词也得改，“壶卢”改为“葫芦”，“展转”改为“辗转”，“预备”改为“预备”，“怜悧”改为“伶俐”……这还只是举例，如果照此标准真正操作起来，改动范围将更大，“检贝壳”的“检”改为“捡”，“钞钞书”的“钞”改为“抄”，“记念”改为“纪念”“绍介”改为“介绍”，“直捷了当”改为“直截了当”，“竦然”改为“悚然”……似乎都是非改不可的，这样一来，差不多是对鲁迅文章的语言文字进行大幅度的“二度创作”，完成了鲁迅文章的“规范化”“现代化”。而这样的“二度创作”也就毁了鲁迅文章语言文字的原貌！恐怕绝大多数读者是不会答应的。

    所以，改和不改的界限很难确定，只要改一个，就顺带着要改一大批；如果不改，可以通过注释提示现代汉语中字词运用的规范，省去许多麻烦。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字词都不改。这是建国后几十年来中学语文教材编写一贯的做法，但也只有鲁迅享有这样的“特权”，其他文学家、文章家不能分享这一“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