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叙述的，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对当今中国的观察。这是他用西方人的文化眼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革现状的一番打量，聚集着他在中国长达七年时日的耳闻目睹，其中不乏好奇的猜测和估摸，其感触和思索又蕴含新闻记者职业的敏锐。读这本书，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境，颇生几分感慨。因为它怂恿、鼓动着西方文化，肆无忌惮地撞击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态。从而，给予国人一个独特的视角，思考、回味我们身边变化着的生活。这本书的副题是“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章节的内容就是彼得·海斯勒驾车巡游中国大陆，从北京出发，纵横于河北、内蒙、山西、甘肃、浙江等地的一个“在路上”的别致版本。在《寻路中国》的卷首，他就从中国考驾照“应知应会”的条文和中国交通地图上标注的地貌，与中国社会、地理实际往往不相吻合的“荒诞”现象，立足于名实相符的原则，进行一连串求“真”的质疑。粗粗读来，如此颇为“斤斤计较”质疑的文字，似乎有“妖魔化”中国的嫌疑。可是读者很快就明白他这只是一番虚张声势，仿佛在玩弄欲扬先抑的手段。因为他行文有若纪实的严谨，对一路上的自然景色、村落民风，和一个个欲搭“便车”者的衣着、神态、容貌乃至手势，描摹生动又不失诙谐。人们读《寻路中国》，就是跟随作者的讲述，知晓他“在路上”陆续邂逅那些个场景组成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曾发生在国人身边的真实生活片断，所以你必然会有似曾相识的几分熟稔，可是在作者基于西方文化眼光的质疑中，那故事似乎又可圈可点，叙述中必然会发散出颇有陌生感的滑稽，乃至黑色幽默的气息。《寻路中国》的可读性就是如此地妙趣横生。作为一部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它表现得极其出色。
　　其实，《寻路中国》始终是在“质疑”，只不过彼得·海斯勒不时将中国大陆社会现状，与往日的中国进行着苛刻的对照、比较。例如，他对于万里长城遗址的寻访、成吉思汗骑兵战略的总结，是他将上溯秦汉的历史回顾作为参照，这一对照、比较，有若引经据典的悠远考证；他叙述三岔村中农民经商的经历、乡村基层党支部的改选，是他把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坐标，这一对照、比较，仿佛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写实记录。相较而言，《寻路中国》“质疑”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后者。所以，文章风格也不时发生变化，纪实的描摹，逐渐被闪烁着政论色彩的词汇所取代，甚至有枯燥数字的引用。然而，严谨仍然是一如既往的，这是作者思维的底线。可以说他不褒扬，亦非贬抑，只在客观纪录他的见闻，当然，如此纪录，必须历经他新闻记者职业思维的过滤。书中，他在“金丽温”高速公路的行脚记录，尤其生动又有思辨的光华。因为中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面貌的变化，更为激烈。金华、丽水、温州等地的变化，可以说是中国沿海地区变化的缩影。无论高速公路边竖立的广告牌，生产出口胸罩衬骨的私营工厂，还是一个生活经历曾辗转在与炸药、坦克、银行打交道的开发区官员，和一个冒用姐姐身份证应聘执意打工的十五岁女孩，还有用“简·爱系列”作商标的塑料电气开关和插座盒，以及人造革生产工厂产生的环境污染，如此等等，都在他笔下鲜活生猛，似乎颇有怪诞意味的传奇色彩。
　　《寻路中国》的文字，是用西方新闻记者的职业眼光扫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步履，无论这脚印歪斜、踉跄，还是逐渐坚实，都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行走实录。他在书里写道：“社会主义的老式户口登记制度早已变得十分宽松，人们可以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更是无所畏惧。政府的基本政策正是为了释放这种人类力量……”他认为：“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
　　《寻路中国》并非单纯中国大陆草根生态的记录，字里行间同样融入彼得·海斯勒七年的生活印记，他“质疑”中的对照、比较，不时有着他美国家乡的生活记忆的叠印，糅合了他对人性的情感思绪。例如，他叙述着用穿比基尼的女子，在打工者中招徕观众的乡村杂技艺术团，又不忽略描绘那些演出中同样有打动离乡背井者情感的节目，即便其表演水准比较拙劣；他写下自己访问一个村落，获得村民欢迎与信任后的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这部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的华彩乐章，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