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时间

来源: | 作者:刘鹏  2021-01-08 08:04



        我要说的是时间。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活到四十岁的份儿上,经历了不多不少的沧桑,然而我依旧是幼稚鬼,我眼里看到的时间,正如幼儿眼里看到的沙子。细软、滑腻是沙子的特点,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的其他现象,比如堆砌的梦幻城堡,永远做不到坚不可摧,永远呈现出摇摇欲坠的可怕景象;而另一方面,想要紧紧握在手心、牢牢占有它,似乎又绝不可能。可以说,在一堆沙子面前,我们显得孱弱、无奈。不仅如此,沙子经不起风吹雨淋,也就是说,任何外界施与的爱恨,于它而言都是沉重打击。时间,就是这一堆沙子,我很在意时间,我很畏惧沙子。走在海边沙地上,我的脚深深陷入绵长、看不到尽头的沙滩里时,我非但没能感受到时间如大海浩瀚无穷,反而担忧一粒沙、一片海滩可能就此将我咬啮住不肯再放。诚然,我只是凡人,不可能具有阿喀琉斯神的一部分血脉,但并不能据此就说我们不可能怀有阿喀琉斯之踵。那些看似沉浸在海浪声中备受催眠术困扰的沙粒,也许会在某一时刻感知到潮汐的呼唤、诱引,进而苏醒过来,就毫不留情地、瞬息之间将我们吞没。在看电影《可可西里》时,我看到刘栋陷入流沙,他越是挣扎,垂死的意味也就越发地强烈。死亡,不经意间袭击我们的脚后跟,那里并没有第三只眼睛,甚至连一只都没有,那里多么脆弱,那里多么无辜。时间就是一场意外,意外暗藏时间之流矢。
 


        时间是一种过程,这过程有时候极为缓慢,有时候则偏爱捷径,倏然而至,猝不及防。
        前段时间,我去一个村落里采访了二十多户村民,其中就遇到这样一位老人,他今年八十八岁,口齿清晰,思维敏捷,动作灵活。我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赞佩他,而他则摆摆手,说:“不行了,不行了。”我觉得很纳闷,怎么能说自己不行了呢?他的儿子在一旁解释说:“老爷子十多年前就身患两种癌症,活到今天实属不易。”
        采访之前,我是看过他们家的简单介绍的,作为抗癌成功者,我非常渴望围绕“抗癌”这一个问题,多了解、多探讨,如果能够获得一些有用的抗癌良策,那么将是利在当下的。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世俗的原因,癌症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死亡,而中国人又似乎很在乎生死,没有“由命”的豪爽气概,所以大多数人是“谈癌色变”,不仅忌讳,而且厌恶,谁要是深究,就会觉得这个人不识趣,简直是个外星人。我犹犹豫豫,兜兜绕绕,最后还是那个自己说自己“不行了”的老人爽快地笑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方法,就是积极配合医生,他要做手术我就做手术,他要吃药我就吃药,但我坚决不做放化疗。70岁时肝癌,我不放化疗,家人都不同意,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放化疗就是给自己刚做过手术的身体再放一次冷枪。到了78岁时,又得了食道癌,这次家人都害怕这个年龄做不了手术,但我想的和他们不一样,既然食道癌不治是死,动手术也可能会死,那不如试试看,就当为我国的医疗事业做个实验。结果我的实验成功了,死神被医生打败了,这里面也有我一半的勋章。”他不忘补充一句,说食道癌手术后,医生让他放化疗,他还是不愿意:赖活不如好死。两次,他都成功了。在他面前,他一脚把死神踢得远远的,时间像不断堆砌成狭长状的城墙,或者挖出的一条壕沟,尽管这种没有粘性的沙粒随时都可能溃堤或坍塌,但他死而无憾,不仅如此,他还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是个传奇人物。毕竟在我们周边,能够以如此高龄扛过两次癌症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比如我的祖父,我的舅父,他们先后患上食道癌,都没能挺过一年。时间总是制造意外,意外总是时间惹的祸。
        2011年,我们老家拆迁。拿房后第一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装修,祖父就被查出食道癌,是年他八十岁。随后,一家人就是否需要手术治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子女多的弊端,在这时候暴露无遗。祖父育有三子一女,另外再加我祖母心血来潮时认下的一个干儿子,总共有五个子女。除此之外,还有庞大的家族,那些老人一听到自己的兄弟表兄弟或姑爷姨兄身患癌症,也都不安地从四面八方赶赴而来。桌子边上团团转转都是人,都争得面红耳赤,要不要治疗?治疗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有没有这么大年龄的人治疗成功的案例?这么大的人能否承受手术之苦?八十岁的人到底还有没有治疗的必要性?人性在这里备受拷问。人心在这里隔着肚皮。现实在这里僵持不下。金钱在这里忽明忽暗。时间在这里若有若无。
        一番争论下来,忘记是谁拍板的还是举手表决,总之是定下一个保守治疗的方案。从那以后,我隔段时间就回家探望祖父。祖父没有房子住,我父亲是长子,就立即把一楼的仓库简单装修暂作祖父的养病之所。我第一次回去时,祖父躺在床上,盖着被子,意识还比较清晰,和我还能简单地说几句话。一个礼拜后,我再回去,他已经骨瘦如柴,几乎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了。父亲、母亲、姑姑、堂妹时不时地围在床边,用棉球蘸了水给他抹嘴唇,他的嘴唇已经干燥如同戈壁滩,嘴唇上的皮肤大有飞扬逃离之势。看的我心寒。这种情势已经极为不妙了。母亲把我拉到一边,为我的婚事担忧。当时,我们已经给我女友家中下了聘,半年后即将结婚,而如果此时家中有人老去,婚姻就要被迫搁置。我母亲不希望这事情发生,她觉得夜长梦多,婚姻万一生变,那如何是好?另一方面,按照我们当地习俗,家中老人后,三年后方能结婚,而我当时已经三十出头,再等个三年,真有垂垂老矣的感觉。再等生个一男半女,差一步就能攀得上“老来得子”了。
        没能等到我再回家看望,祖父便已撒手而去。后来,我们计算从查出癌症到逝去的时间,仅仅两个月不到。在漫漫人生旅途上,这两个月的时间,或许连一盏茶的功夫也不及。
        而我的舅父,与食道癌的抗争,也只不过区区半年。他去世时,寿不过58岁。生命若河,大浪淘沙,他或许根本没有做好让洪水冲击生命堤坝的准备。但这并不妨碍死神的降临。
 


        对于时间的思考,我在十几岁时就有过初步思考。那时候,我刚进入初中二年级,有一天中午回家吃饭,我父亲跟我说我的小学同学毛国华没得了。在我们那里,“没得了”的意思就是死掉了。我很是吃惊,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说:“他在船厂上班的时候,被一块钢板砸死了。”父亲一脸凄然。而我那时候,对死亡还处于无知状态,感觉距离自己很远,因而听了父亲的讲述后,我反而心底平静,并未起什么波澜。我以为这就是正常的现象。但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我被一种不祥的阴影笼罩住了,挥之不去。先是耳畔常有轰鸣,仿佛是巨大的钢板倒塌时造成的回声。随后,在我身上,表现得有一种轻度的神经质,我睡不着,我翻来覆去想到死亡,想到时间。死亡非常具体。从有到无,按理说应当虚无缥缈,抽象而且琢磨不透,在我却十分清晰,就是一个明明能够看见的,抓得住他手膀子的,能够听得到说话的人,忽然消失了。他去了哪里,我知道,但我无法找到他一路上留下的踪迹,我也无法尾随而去。因为我要活着。因为他的时间已经被阳光清零,而我还在阳光下像个植物不断进行着光合作用。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上帝给我的时间和给他的时间不对等?为什么同样是人,命运却千差万别。要知道,我和他曾经仅仅隔着一条五米宽的河流,站在门口喊一声对方的名字,就能听到彼此的应答,这么近的两个生命体,怎么可以出现如此不相称的时间尺度?
        显然,我的阅历,我的学识,我的智力都不足以给我作出合理、深刻的解答。我陷入了魔幻的、流动的沙之漩涡,我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自拔。后来,我想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试图用他物理上的理论来解开现实生活中的谜团。然而时间这种东西又岂是相对论能解决的?玄之又玄的,可说也不可说的,时间有时候简直就是一门宗教。宗教之门未曾向我打开,我无路可走。我不仅有些神经质,还患有轻度抑郁症,生、死、病、灾,在我脑海里,犹如四条蛇相互决斗。我最畏惧的蛇,困扰我脆弱的心灵。神经质必须有所表现,它在膨胀、渗透,我开始无缘无故的笑,也无缘无故的悲哀。我笑的时候就用针刺自己的手腕、手指、大腿,提醒自己不要笑。我悲哀的时候,就会想到血肉模糊的毛国华,想起更早之前见到的死亡。我的曾祖母九十五岁去世,那些个淫雨霏霏的日子里,我一个人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这条路将我送往她的家中,而我对这位曾祖母竟然毫无印象,我也不知道为何我才七岁却没有走丢。我想到寒冬腊月,我一个人去河边洗手,洗完手准备上岸时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从身后拖拽着坠入河心,我在河心飘荡着,竟然丝毫没有感觉害怕,我在看风景,我看到的不是那个一尘不变的村庄,而是一个更为遥远的、我从未见过的世界。现在再回过头看,那里仿佛是天堂。也许,我在水中处于悬浮两级张力相互较量的同心圆区,我的灵魂确已脱壳,我的意识确已飘忽,我已经不再是我,我去了另一个世界。要不然,我何以没有畏惧之心反生向往之情呢?要不然在村民们把我救上岸之后,我怎会突然失去了后面的记忆呢?这多么像影视剧、小说里提到的“死生一瞬”啊。
        多年后,我病了,肝胃不和。母亲和祖母去隔壁村庄请一个叫做金针瞎子的人帮忙算一卦。金针瞎子在十里八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实在是能掐会算。在他的授意下,我被过继给桥神。于是从那时候起,我每过一座桥,都会受到桥神的庇佑。而在我们家还没有拆迁搬进小区时,每年我都要跟着父母去祭拜桥神。尤其是结婚前那次祭拜,格外的庄严郑重。
        天还没有亮,大概是黎明前最为黑暗的那一刻。我们准备好牲牢、果品、香烛、炮仗、凳子等,打着手电筒去下桥。寒冬凌晨的风气,刮扫着我们的脸庞,像父亲刮胡子用的刀片那么锋利、冰冷。来到下桥桥口,将牲牢、果品、香烛等在条凳上一一摆放齐整,然后依次跪拜,向桥神祷告,同时请求桥神的宽恕,大意是:我们搬迁了,以后可能就要离开下桥了,一贯在这里祭拜的,但今后我们可能就再难回到这里了,但是我们心里永远会虔诚的默祷,请求桥神保佑我们家,保佑我。祷告完毕,放炮仗,一通通炮仗震彻了黑漆漆的黎明,也震在了我五味杂陈的内心。我看见过村庄被夷为平地,也看见过博物馆里恐龙、猛犸象的化石,我看见过古老城墙成为残垣断壁,也看见过黄河故道如今化作里下河平原。我。在那一刻,读懂了“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我的膝盖带着酸痛站立起来了,而我的血液、意志却沉重地匍匐下来,匍匐在抽象的告别之中。
        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就会完成一次次的告别仪式。此后,我陆陆续续告别了青春、故乡、亲人,以及那些我在乎过和未曾在乎的许许多多人与物,事与情。我渐渐地低于尘埃、轻于尘埃,我知道我原来就从尘埃中涅槃重生,再如何光鲜亮丽,也终归是尘埃混合了水汽,把我捏造成一个能走能跳,能欢能哀的人。
        在漫长的药物的修复和神灵的保佑下,我逐渐恢复了健康。但一个梦境却不期而遇,没有直接明示我,却也暗示了我,这让我有了长达十数年的狐疑和惶惑。在梦里,我梦见我和母亲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田埂走近一座圆形墓地,这硕大的墓地,从形制、色彩等方面无不告诉我们:年代久远。而石碑上的字令我吃惊不已,与我们刘家恐怕颇有渊源。我醒来后,一直思考为什么梦境中没有我的父亲。六年前,在我父亲的葬礼上,我和我的小叔蹲在东山墙角,我父亲这位最小的弟弟抽烟,而我哽咽着把这个十多年前的梦境简要的叙述给他听,他还是“吧嗒吧嗒”抽烟,我还是默默闻着烟味,我们一时间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给这个奇怪的梦境下个定论。一切看似荒唐,一切又都仿佛被毫无差池的应验。
 


        人不到一定的年龄,是无法理解死亡的。无法理解死亡,也就无法理解时间。蒙田说:“死亡在哪里等着我们是很不确定的。”我不能确定死亡与时间之间到底成什么样的比例。是正比吗?是反比吗?这似乎要看死神的心情。但我们活着的时候,似乎很容易把死神抛之脑后,而我们一旦面对死神时,又没法断定他会否网开一面。
        我的书桌上,一直摆放着一只沙漏。细密的紫色沙粒从上到下走过那道狭窄的关卡,需要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是学生们一堂课的时间,是农妇一顿饭的时间,是工人一段路的距离,也可能是漂泊者迁徙的若干时间里的一部分,是开头或结尾,是插曲也是停顿。
        我有二十多年的漂泊履历了。写出来,如同一张漫长而颠沛的旅途:
        无锡——上海——无锡——青岛——苏州——广州——宁波——南京(雨花台区)——南京(浦口区)——南京(鼓楼区)——南京(浦口区)
        终于如一粒种子入土发芽、开花结果。现在,恍恍惚惚,好像人生也不过如此之长短,回旋往复。
        和许多写作者一样,一年将尽时,我也会给自己来一次总结,再做一趟展望。但从前年开始,我的展望总感觉有些惴惴不安。或许我骨子里有种警惕的因子,我需得警惕自己,不容许虚度光阴,要尽可能多的照顾家庭,要抓住有限时间写出可以拿的出手的力作,要担当起一个写作者所必需担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夜深人静,我常常用心与自己对话。这有点儿“话疗”,用自我对话来认识自己、梳理自己、调理身体。在这些程式走过几遍之后,我逐渐弄清楚自己的现状。现在,大的毛病没有,但又总有些地方有关痛痒,它们时不时从脚底蔓延,或从肩膀下沉,或者盘踞脑壳,或者萦绕腹部。如此种种的症状,我不得不引起重视。毕竟,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只有一次,而我不希望自己回忆到自己一生时,长吁短叹。
        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说:好时光即将消逝,消逝后再不回来。
这样的时间,令人咬牙切齿,恨不得像祖逖和刘琨那样鸡鸣则起。但是好时光也是应当用来享受的,毕竟人活着总归要找些乐子写写务虚笔记。时间之轮,让我们两难。我们一方面按部就班的享受着时间带来的氧气,而另一方面则不经意间感知到时间的意外袭击。无论是陌路人的疾病与          死亡,还是自己人的疾病与死亡,足以敲山震虎,刺激我们敏感的神经。
        哲学范畴里有一个理论叫做异化论,由德国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首先提出。他认为自然界、人类和社会意识形态都是观念的客观化即外在的表现。而所谓异化,就是客观化的过程。如果说时间是运动、变化的表现形式,是世界和万物的内在规定和组成部分,是具有客观实在性同世界和万物的其它组成部分处在对立统一关系中的“物”或物质,那么不妨试着想一下,当这个以生命著称的星球上的生命成为坚硬的化石时,时间异化为一种痕迹和硬度,它在挤压中保留下最后的形态。它并不显现为宏大、旷古、遥远,甚至虚无,而是显现为沉寂。在时间面前,我们或许只是骨骼上的蚂蚁,匆匆忙忙。
        我们时时刻刻被时间割裂、肢解、摧残和挥霍,甚至抛弃。终极的抛弃,让我们无路可逃,正如那一群鱼贯涌入的蚂蚁被一场暴雨冲垮阵线。而在此之前,我们忍受、挣扎、疼痛、无助,意义与无意义将我们囚困在一根头发丝上,压缩在一粒受风吹日晒的沙粒里面。
        或许,这就是我们毕其一生所要面对的罪与罚,在我们反复质问怎么办的时候,冥冥之中又自有因果。这也许正是宿命论、轮回论、因果论立足与存在的一个基础。我们没有予以时间足够的认识和尊重,我们只知道向它索取,或者向它泄愤,我们贪图享乐(占有时间,即是一种欲望),这也最终导致我们在最紧要的关头(比如面临意外、疾病),很难力挽狂澜,陷入尴尬境地。而那些从高楼上像一只鸟儿落下来的身影,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他们活的并不容易,他们在获取时间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他们处于三角地带,生、死、欲,撕扯、搅拌,灵魂已千疮百孔,不复愈合。时间已经抽离了他们的肉体与精神,他们成了一个相对的真空玻璃管。一摔即碎。
        有太多事情,我们含混不清。包括爱情、死亡、时间。我们贪婪的爱着时间,我们无条件拒绝接受死亡,然而我们就像抓不住沙子、夯实不了一座沙漠之城那样,我们越是奢望时间无限制的青睐、厚爱自己,它却反复用疾病、疼痛、离别教训我们、恐吓我们。我们对时间越是痴迷,越是执着的寻觅,我们仿佛越加困惑。这让我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有这样一段文字,它是那么短小,但又是那么意味深远: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追踪它们。我对许多旅客描述它们的情况、踪迹以及它们会响应怎样的叫唤。我曾遇到过一二人,他们曾听见猎犬吠声,奔马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隐入云中。他们也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像是他们自己遗失了它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遗失了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找,有的人无动于衷。”
        这段文字被无数人解读,有人觉得“三样”(犬、马、斑鸠)是梭罗儿时对于大自然的感触(狩猎,骑马,观察自然事物)所催生的产物。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是换做时间,换做生命,也未尝不可。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存在,也不是单一形象的,时间那么神秘,它善于异化,我们也可以把犬、马、斑鸠想像成时间的不同维度与不同意义,正如斯芬克斯给路人设置的那道迷局,俄狄浦斯猜中了正确答案,但究其本质,我想也还是时间问题,而非单纯的“人”的问题。而梭罗笔下的“我”所寻觅,因寻觅而不断失去的,很符合时间与生命有限度的协调一致的本质。我们不断寻觅,不断失去。我们寻找的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未能看见,我们失聪、失明,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判断力,我们的审美能力出现了短路。郑板桥渴望的“难得糊涂”,转嫁到我们身上,同样成立。而遗憾的是,我们往往一直糊涂:生命由虚无的时间构成,我们尽管给自己假设了一百年,但谁也不确定一百年到底能否成立。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真是一笔糊涂账。
 


        还有什么比时间更美好么?那是我们赖以见证世界的时间啊!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有一首诗《天真的预示》:“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中国的神话故事里有位夸父,曾经试图阻止过太阳周而复始的运转,他渴望恒久的挽留住太阳,然而他失败了。西方世界里给太阳安排了一位神祗,称之为阿波罗,但是作为有灵性的人类,我们却并不情愿成为绑在太阳神战车上的囚徒。于是乎,太阳照常东升西落,而我们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走完一生。好在,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颗沙粒看出一个世界——威廉·布莱克这么说的,很认真、很自负的这么说。
        他善意的如是这般地说,这也给了我们解脱时间的理由。无论是活的更长久,还是过的蹇促短暂,我们都是平等的活过了。这让我想起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照亮你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赞美它带来的恩惠与意外的时间。”我在这里无意中选择了诗中“意外的时间”作为文章题目,难免有断章取义的嫌疑。然而,我却发现“意外的时间”也有其意犹未尽的玄妙之处。在我们长短不一的生命里,每一分每一秒甚至都可以称之为“意外的时间”。意外蕴含积极与消极两面,如同一枚硬币之两面,硬币没有记忆,也没有情绪,而意外是一种无意中的成全。成全简直就是一首诗。
        这也是一段意外的时间。

访谈

20世纪50年代中日书籍交往管窥

笔者日前在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史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中国学巨擘吉川幸次郎(1904-1980)在1957年与南京大学方正...

有趣的类书《岁时广记》

最近读了一部经过著名学者许逸民先生整理的关于时节民俗的专题类书《岁时广记》,感觉很有趣味,不仅增加了许多知识,...

作品

新文学发生期旧体诗的历史考察
新文学发生期旧体诗的历史考察

摘要: 新文化运动中树立的以新为贵的价值标准,使得新文学发生以来的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