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猩红》:“您好,潘先生”

来源:文汇报 | 作者:孙超  2020-03-23 21:06

原标题:您好,潘先生——夜读包天笑的《猩红》

“天气冷,别出门罢!”

这是潘太太对潘先生的嘱咐。读完包天笑192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猩红》里最末的这句话,已是午夜了。睡不着,脑袋里直蹦:“您好,潘先生”!

如果不是这场暴虐非常的新冠肺炎疫情,近百年前小说里的潘先生一定不会让我如此反复致敬。我呆呆望着窗外闪烁的街灯,思想的潮水从潘家夫妇的对话溯流而上。百年前后的上海正流行着猩红热,各家报刊报道着病例、分析着病情、探究着病因,寻找着治疗方法,那种情形和今天很像。《医药杂志》1921年第6期上说:

本病之特色在发热与固有之发疹,但病源尚未十分明了。

本病之传染经路:假定有一猩红热病人在此,与病人接近者易染此病,固不待言。即仅至病室问候,伫立少许者,亦可传染。……

本病之病毒常存于病人之血液、泪液、鼻洩、咳痰、尿屎及上皮落屑中。故以上之物,均宜注意。

本病侵入之门以扁桃腺为最多,亦有自皮肤之外伤侵入者。

本病之症候:病毒入身体后,至迟不过两星期即蔓延于全身。……

本病之预防:宜将病人严行隔离。病室衣服、病儿玩具,一切严行消毒……

本病之疗法:宜先注意于卫生。如病室宜广,空气宜良,食物宜用牛乳、鸡卵等之易消化而富于滋养者……

上述资讯也和当今媒体发布的有几分相像,只是用竖排,不用新式标点,那时还没有电视、微信、微博和短视频。可见,同与不同,百年一瞬,真是让人唏嘘感叹!不过,读了《猩红》,让我深觉应在同与不同处有辨。

《猩红》讲了一个“中等阶级”家庭在上海遭遇传染病猩红热,儿子、丈夫、妻子先后病死的故事,惹得人不由泪目。病毒的残酷仿佛样本复制,家人的相爱也如跨越时空。儿子染病去世,不仅粉碎了沈芙孙夫妇“明年仍在吴淞的时候,就把小孩子送到小学堂读书”的计划,还一下子掏空了他们的心。特别是为人母的沈夫人已被打击得全无生气,猩红热乘虚而入,不到三天,两颊通红,喉间也起了白腐。沈芙孙急得手足冰冷,带着病妻辗转求救。众所周知,传染病必须住院隔离、治疗静养,就如《医药杂志》上说的那样,小说里沈夫人后来也被送进了“中国医院”。可由于伉俪情深,沈芙孙夫妇完全忘记了务必隔离的提醒,在医院里常常相伴着。结果沈芙孙也被传染,竟早一步离开了心爱的妻子,离开了那个让他落魄的世界。

小说写沈芙孙夫妇在患难中相依相守纯用白描,感人至深,当我看至芙孙临咽气还指指女病房时,泪水便忍不住涌出来了。看着生活在同一时空中的同胞逝去,我不仅泪淋淋,而且汗涔涔。窗外的疫情还没退去啊,禁足的我涌出的岂止是同情?在平日的课堂上,我可以讲“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还可以讲“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哀情。今夜看着镜中我须发乱蓬蓬,想到的却是“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多少爱变成了永远的等待,多少情化作了无言的尘埃!

小说中的潘先生是热心的,芙孙在上海的短暂生活全靠他的“厚道”支撑着,他不过是芙孙久违的一个亲戚罢了。更何况潘先生近年也不顺利,因此他对于芙孙一家的道义担当真是难能可贵。芙孙是带着二十块钱闯上海的,潘先生在他囊尽之时慷慨地送他的也是二十块,并帮他谋到一份书记员的工作。在芙孙的儿子因患上猩红热死去时,他伸出了无私的援手,帮着丧葬。在芙孙的妻子也染上猩红热,几近走投无路时,他的举动更让人感动了。小说这样写道:

潘先生命人把一间客堂出空,索性搭了一张床起来……沈芙孙夫妇心中很觉不安,自己知道是传染病,潘先生家中也有小孩子等等。潘先生道:“不妨,我把屏门关断,不许他们出进,隔离了,不要紧。待你们去后,我再托人来消一回毒,也就无碍了。”到了明天,潘先生一早起来,绍介进中国医院,也到了午后方才送去。……

平实的语言活现出一位果敢、理智、懂防疫、有人情味的上海市民形象。自此以后,潘先生时常通过电话等方式关心着沈夫人的病情。小除夕,忙碌中的潘先生正预备送一二十块钱给沈芙孙过年,可就在这时,医院送来了芙孙病危的通知。春节前后,潘先生忙极了,忙着丧葬,又忙着丧葬。他也沮丧极了,为着因猩红热致死的一家人,为着由之损失的四百块钱。你看,潘先生多么平凡,但对于染上猩红热的沈芙孙一家而言又多么温暖。小说最后潘夫人那淡淡的答话“你也辛苦了。有人家送来的葡萄酒,你喝一杯。天气冷,别出门罢”,无疑丰富了他的平凡和温暖。与沪上只有一个朋友的沈芙孙一家相比,今天的我们可算十分幸运了。每当灾难降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深切地感到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团结。

四十多天过去了,我常常被一线忘我战“疫”的人们所感动,为疫情逐渐消退而欢欣。此次新冠疫情带来了说不尽的话题,可谓众声喧哗,有时逼得我无奈开启手机的飞行模式。“飞行”的时候,我偶尔会想:何时发出更多“文学”的声音?夜读包天笑的《猩红》,我看到了近百年前文学里真实的力量,真的事,真的人。那时候,撰社会小说重视写实,如摄影,认为无一事一语不真,方有价值;若参以理想,加以揣测,就变成画儿了。当我从《猩红》里看到近百年前的上海医院和居民如何处理传染病,我深信小说确有补史的作用,也为今天的进步感到高兴。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学不再瞩目于山林和贵族,而是更关注城市和平民。我相信,在当下这场战“疫”中有很多充满仁爱的平凡人;我期待,有一天作家们也写出属于今天的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