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村史话(节选)

来源:奔流2020年第1期 | 作者:闫俊玲  2020-03-17 12:16

台湾村史话(节选)
                          闫俊玲
位于邓州的“台湾村”,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清康熙年间,随郑成功征战的阿里山高山族将士在此屯垦,其后裔至今有近2000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的高山族身份在历史长河中长时间湮没不闻。直到改革开放的1982年,其民族身份才浮出水面,两岸族人才恢复了往来。闫俊玲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个村子,关心着这部分高山族人的生活。她这部散文集《台湾村史话》,以乡民自述的方式,揭开了他们历经300多年的身世之谜,呈现了他们在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两岸密切交往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展示了他们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书中,一个个乡民借作者细腻而生动的文字,走到了我们读者面前,坦露着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景况,读来极具感染力。读完这本书,你既会感受到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村”发生的外在的变迁,也会感受到内地高山族人在精神领域发生的内在变化。这是一本融国事家情、民俗文化于一炉的好书,可称来自中原腹地和历史深处、沟通台海两岸的一部佳作。 
                                        ——周大新
张振邦:见证两岸交流
  张振邦,男,1963年12月出生。2002年2月3日到张村镇任党委书记,在张村镇任书记9年2个月。张书记在张村镇任职期间,亲历并组织了有关台湾村的一些事情。这里,他择要地讲出了与邓州台湾村有关联的吴天玺、汪念越、徐光春、贾崇兰等人物,并讲述了大致的活动轨迹。他的叙述,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段过往的真实年月,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我是2002年2月3日到张村镇任党委书记的,当时觉得台湾村和中国其它的任何村庄一样,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的小村庄。这里的人们勤劳、平和、安定地在这块土地上长期生存,和周边的群众友好相处,从没有任何的争执和纠纷。
1982年,由于他们的村名、生活习惯、历史传统等有所特殊,受到社会的关注,前来采访的人很多。
2005年4月30日,郑州市招商办副主任吴天玺女士,原籍在台湾,她知道台湾村的事迹后,主动到阿里山乡达邦村特富野社区联系了姓陈的女士,说300年前她们祖上确有几位小伙子随军去了大陆,族人一直在寻亲。
经多次联系,2006年8月,达邦村村长王念越带领村民到大陆认亲。当时向邓州市委汇报后,市委非常重视。时任邓州市委书记的刘朝瑞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要求一定要充分地准备,迎接台湾寻亲团。
为迎接好台湾寻亲团,乡里决定对台湾村村容村貌进行整治,我作为书记当然是政治任务,责任很大,因为寻亲日子已定,时间很紧。那年天偏偏不断下雨,镇里要投资整治村容村貌和群众家里的环境,不断下雨咋办?我很急。于是就带领有关人员顶风冒雨大干,买了塑料薄膜,搭棚子干。当时我开会鼓励,“大家要鼓足干劲,人定胜天”。这样坚持干了半月,基本完成了市委的要求,寻亲团受到重视比较高兴,第一次印象很好,各级领导也很高兴,交流很成功,镇里做了奉献。
2009年中央精神要求各省主要领导带队去台湾访问。河南省组团时,通知让台湾村派代表参加,当时省委书记是徐光春同志,为响应上级号召,南阳市委也组织100多人的访问团。当时,团长是市委副书记贾崇兰,一天,我去向贾书记汇报其他工作时,我说我们“台湾村”能不能派人去,她说原来考虑让你们派人去,因为省里已通知去,随后她说你们也派人去吧,两岸寻亲是一个主要内容。她给市委王副秘书长打了个电话让我去进行沟通。贾书记要求我必须带队去,要求邓州市委统战部长党建凯也去做总负责。同时贾书记又给原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和市长刘书华打了电话,就定了此事。
经过准备,由市政府出资,我带了4位村民随团去了台湾。这是大陆寻亲团第一次寻亲。远居河南邓州市的邹族子孙陈朝虎、陈朝杰等总算回到故乡,亲眼看到邹族故乡的同胞与鲜活的邹族村落,我们一样受到热情欢迎。
在阿里山,村民们和邓州高山族人相互拥抱,泪流满面,真正感到是失散300多年的亲人回到了家乡。按照程序举行了仪式,中午在现场进行了丰盛的午宴。两岸同胞欢快的唱着歌曲:“我们的家在阿里山,你们的家在邓州,以前我们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唱出我们的歌声,团结起来,相亲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永远都是一家人。”下午返回县城,这次去台湾寻亲促进了两岸的交流,贾书记说这是在台湾期间最兴奋的一天、最有意义的一天。随后镇长张金辉带队随河南访问团又去了阿里山乡达邦村第二次对接。
 
张振邦任职的2002年,高山族为纪念其始祖依那思罗诞辰365周年,共投资数百万元,修建了集观光旅游与农业综合开发为一体的“台湾村风情园”。“台湾村风情园”共有台湾村牌坊楼、台湾阁、妈祖庙、高山始祖塑像等20余处胜迹。随着时日的推进,台湾村在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和领导下,台湾村人民齐心协力,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和改观。在这个发展变化过程中,如同一场接力运动,一棒接一棒,一程接一程,而张书记任职期间,不能说不是相当重要的一棒,十分关键的一程。相信台湾村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更为壮丽!
认亲前的许多时间,张振邦都在思考:如今,台湾村的人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他们的另一半的亲人们呢?是否也如他们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否也如他们一样,在每一个月圆的晚上,隔着海峡,也在默默地想念着亲人呢?
 
 
周本:难忘那几场雪
今日有雪,随着老人的兴致,我陪着他在雪地里行走,置身于飞雪中,雪花一片紧跟一片,一团追着一团,直坠人间,向我飘来,落在发际,我感受到的是浪漫和惬意。
是啊,雪花永远是冬日的精灵,她的出现让沉睡的梦燃起希望。思绪随着雪花飞舞,在凛冽的寒风中,她的舞姿是如此优雅。
景同,但不同的是心境。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看着这样的雪景,老人说:看着云朵洒落的泪花,感情如万千藤条缠绕在心,纠结得让人难受。
那些记忆苍老了谁?
那些回忆眷恋了谁?
那些往事蹉跎了谁?
雪花,清晰而明亮。一转身,落入沉思里,支离破碎,少顷洒满一地;我看见老人那张笑脸;瞬间转换为冰冷的空气和失落的心情。
原来,他一直有着最深的牵挂。
原来,他有一段过往放不下。
我深深记着他侧脸笑着的模样,深深记着在冰冷的雪地上,八旬的老人蹲下身子满脸疼惜为随我一起采访的小女儿暖手的温馨情景,记得当时他那深情的叙述。
 
小孩子喜欢过年。过年带给孩子们欢乐,有新衣穿,还有好吃好玩的。大约在我6岁那年,年关将近,大雪下了几天,越下越大。一个给我家送面的(旧社会专门给别人磨面,自己留下麦麸子吃的穷人),人称张相公,他来给我家定时送面,上身穿着一件土灰色的打满补丁的旧棉袄,腿上只穿着一条短了一大截的单裤子,脚上一双补了又补的单鞋。家人正在捂着炭火的屋内取暖,我好奇地走向他,天真地仰起脸,问他冷不冷,他的腿虽然冻得瑟瑟发抖,但还是咬着牙说不冷。我家那时能吃饱穿暖,我去灶间拿了一个馒头硬塞在他手里,我看到了他眼睛里的泪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初次感受到穷富差别这样的大,初次感受到社会有着不平等。张相公生活得太可怜了。70多年间,每到年关如遇下雪,我的眼前就会依稀出现这位张相公身单衣薄的影子,他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邓县第一次解放的时间是1948年元月中旬。记得在春节前夕,下了一场大雪,我的一个姑家表兄来给我家帮忙干活,在我家住了几天。年前他要回家过年。他家在湍河北岸,当时大西门外有几条很深的大沟,雪地茫茫,深浅不一,看不见沟和路,还要过河。表兄走后我一直担心,怕他掉到沟里去,十分担心他的安全。等到过年时,我去他家拜年,见到他,我才放下心来。问他,才知他在回去时摔了不少跤,所幸无有大碍。这场雪在我的记忆里是邓县最大一次雪。
1957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习培训会,我们班的学生来自大半个中国:有广东、广西、浙江、上海、安徽、湘西等地。那年冬天第一次下雪时,两位广州来的女同学高兴得连饭都不吃,在雪地里跑来跑去看下雪,因为她们从未见过雪是啥样子。中国太大了,气候也因地域而不同,南北差别多大呀!
1969年元月,在极左潮流影响下,中小学要下放农村大队来办,事情起于“侯王建议”(196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侯庆林、王振余的一封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所有在外地的教师回原籍教学),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全家回邓县。刚开始没有多余的房子。我们一家七口人只好住在一间草房炕烟炉内,房顶四角露着天。年关将近,下起雪来,雪花飘到屋内把我愁得生了病,心慌、咳嗽、反胃不止,一天吃不下东西。同样忧愁的妻子心疼我,晚上把两个鸡蛋打在面里给我做葱花稀面条吃。那时没有轧面机,她也不知道鸡蛋用多了面会硬邦邦的,我吃不下又厚又硬的面条,勉强吃了两口。当时心里像放座山一样,压得很不好受,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儿女。我们暂时又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将来的日子怎么过?怎不让人愁断肝肠!
大年初六,我到县革委谈工作问题,负责人说只能到厚坡(当时还未划给淅川县)、彭桥、构林、林扒四个公社,那里缺教师。我的几个亲戚都在林扒公社工作,同时那里比起其他三个公社交通方便些,离城也近,我就选定去林扒公社。当天我就用架子车拉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去林扒,天将黑时下起雪来,白雪纷纷扬扬,越下越大,风雪交加行走艰难,好在已离林扒不远。到林扒后我表兄安排我们暂时住下。第二天捎信给我爱人的哥哥,让她哥哥来接他们回娘家暂时居住。我送他们走,出了林扒公社,四野一片白雪茫茫,雪有半尺来深,分不清哪里是田,哪里是路。妻子的哥哥摸索着艰难的在前边拉着,我在后边推着,送他们走了几里路。我还要回林扒等候分配工作,等待这个过程让人焦急。我经常出村看村外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心里冷飕飕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办法。心想,天地之大,人生存就这么难。那段时间,我是在病中度过的,可见情绪对人的健康有多重要。公社想叫我们到林扒西边的一个大队落户。但那里没有房子可居住,要等天晴了把牛屋收拾出来,叫我们住。就在此时县里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知我去参加学习,结业后分配了工作。参加工作的欣喜可想而知。我的病一下子好了。
古今诗人咏雪的诗句很多,可是我记住的不多,只记得唐代诗圣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两句:“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每当下雪天,我就会想起那几场不愉快的大雪。
而今,住在城市临街的高楼里,雪花飞舞的时日,我爱坐在敞亮的落地窗下,开着电暖器,品着儿女购买的上好的金骏眉红茶,看街上有序往来的行人。眼前的雪景雅致而充满情趣。那些艰难的过往,在这个时代已鲜有人知了,但确实存在过。 
 
谁不想快乐地活着?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几次下雪发生的事件,让聪明深思的周本远离世俗淡定从容,经常读书看报,手不释卷,一心一意做学问研究。 
 
 
清喜:庙沟街过往
庙沟街的北邻就是台湾村。台湾村人爱去庙沟街赶集。台湾村人记忆中的庙沟街,或者说清喜在庙沟小学上学时的庙沟街,在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他看来,质朴而温馨,平淡而非凡。原因是它逢集及背集所容汇的都是附近方圆几里甚至是十几里地的乡里乡亲,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这些乡民,带着泥土的亲昵、庄禾的芳香、生活的希望,或买卖,或交际,或散心,或者什么也不为,就为逛一下庙沟街,看一看稀奇,图一图新鲜。来庙沟街的人总归要为一点什么而来着。去庙沟街赶集,就是消解乡民心愿和心绪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是乡民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也是很经常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是比较轻松和惬意的一件事情。可庙沟街毕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的集市,既有原生态生活的原汁原味,又有人类社会底层那种韧性和张力。逢集时,由街头看去,黑压压的一街筒人聚在那里,熙来攘往,一眼望不到头;背集时,又空洞洞的一街筒的空茫,寂寥稀声,一眼几乎能看到边。尤其是冬春时节。清喜那时虽属少年,可以说也是乡民的一员。只是在庙沟街上小学的乡民而已。他用自己一个小学生的视角,融入庙沟街,看待庙沟街。他对庙沟街有着一种异样而深厚的感情。
 
庙沟街,与台湾村只隔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叫扒鱼河。顾名思义,在生态环境好的年代,人站在河沿上,用一种称作扒子的劳动工具,将其伸进河里,就能扒上鱼来。不难想见,扒鱼河,在没有被污染的岁月,水质是多么的天然,多么的清汪。而庙沟街和台湾村互为依傍,互为邻里。当然,庙沟街曾经作过人民公社,是方圆十几里乡村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我的小学时段,是在庙沟街度过的。这所学校,叫庙沟小学。庙沟街属筒子街,大约千余米的样子。旧时的邓内(邓州至内乡)公路拦腰冲过,人们叫它十字街口。在这条街上,一街两行间布着各种各样的店铺。店面大都用的是铺板。门框的四周是凹槽,一块块长条形活动的铺板,被店主人按上摘下,很是灵便。这些店铺,在20世纪的计划经济时期,有公有,有私作,而大多是公有,也就是公家经营。
庙沟街上的铺面,有百货铺,那时乡间普遍唤作代销点,经营一些农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即盐、醋、烟、酒、布之类的东西,村里的长辈女人,常常用鸡蛋到庙沟街换钱,再去买食盐和煤油拿回家用。街上的生产门市部,出售一些与乡间生产劳动相关的桑杈、扫帚、木掀、犁铧、绳索、煤油之类的物件。街上还有食堂、茶馆、药铺、剃头铺、轧面铺、染坊、铁匠铺、缝纫铺,另外,还有杀猪宰牛羊的铺面。逢集日,在寨墙根、寨河沟的空旷地方,设有牛行、羊行、猪行。集体生产,需要这种大牲畜。猪羊是农家唯一饲养的畜物,农家靠它们作为经济的支撑。集体劳动挣得的工分,年终分利寥寥无几。而鸡呢,是农家换得油盐的依靠。而在庙沟街东头小学偏向东南三百米,赫然布设着烟仓和粮仓。分别用来收储烟叶与小麦。当然是国营。这代表着庙沟及周围这个地方主产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就我所知,种烟叶的程序烦琐,费时又费力,收益却不多,但地方的基层生产单位无法自行选择,计划经济,统一指配。而何况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就沿袭着这种农事活动。庙沟街经台湾村到冠军寨,烟质优良,名副其实。小麦呢,称作细粮,而庙沟街的粮仓,那时只收购小麦,秋粮的苞谷红薯豆类则全留给生产队,除集体留够种子,其余基本分给农户。这秋粮,一般都是粗粮,俗称五谷杂粮。而红薯玉米又是杂粮里面的主粮。在台湾村、庙沟街这一带,“红薯半年粮”没有瞎说。由红薯衍生出的产品许许多多,如红薯干、红薯面、红薯面馍、红薯粉、红薯粉条、红薯粉皮等。而农家的一天三顿饭,几乎与红薯相关联,早红薯稀饭,晚红薯稀饭,甚至中午的那顿咸饭,为了省一点细粮面,也要剁进一些红薯块佐进锅里。由于红薯属于酸性食物,乡间的很多人由于长期食用,都落有胃酸的腹疾。那时,青黄不接的春上,庙沟街附近的农人,都要到庙沟街去买卖红薯干之类的产品,以度春荒。
在庙沟小学上学时期,人们的生活普遍寒苦,而我却不感到苦,这也许与年龄劲长有关,与心力蓬勃向上有关,还与不谙世事有关。初生的牛犊连虎都不怕,还怕苦吗!即如生活苦辛,而庙沟街这处“乡村大世界”,却让我大饱眼福,常获其乐。常常流连于街市,街面上那种有别于乡间的热闹和物事的新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有着见所未见的神秘,我忘情地观看着庙沟街这个大地方,它是有着无穷魅力的一个看场。在庙沟街,在我心里,无处不新奇,无处不是景。好奇,新奇,异趣,深深地左右着我,让我无法摆脱,使我不愿离去。
在背集空旷的街筒上,离很远就能听见叮叮当当而富于节奏的敲打的声音,这使我自然而然地在打铁铺前停下脚步,痴痴地关注。铺内,只见偌大的风箱,一人面朝里站立其前,有力的双手握住风箱的拉杆,沉静而稳重地朝前一送朝后一拉,那人的身躯也一俯一仰地前后晃动。就这样循返往复着,不急不躁着,不紧不慢着。那人这种十分规律地发力节奏,引起了那风箱两头的箱“舌”,也一开一合,扑嗒扑嗒地响着。像是人一呼一吸的样子。而风箱鼓出的所有风,像是铁炉的“食物”,使得炉火熊熊。随着鼓出风的呼与吸,那火势也时大时小,一高一低。而炉火旁前的另一个人,则手握铁钳,铁钳夹着一个锻件,在火炉的旺火处烧转着。这被锻之件,或镰,或锨,或锄,或什么。当烧至一定成色,掌钳的主人便示意拉风箱的伙计停下来,伙计麻利地拿起一把大铁锤,主人则拿着一把小铁锤,相互配合,在一浑如方型鼓面的铁砧上,一前一后,一来一往地敲打开了。只见那师傅面庞黑红凝重,右手使钳夹着被烧得通红的锻物,左手拿一把短把小铁锤,不时地变换敲打着锻件的一些部位,徒弟呢,就心领神会地跟进敲打,不,是夯打,从发力的力度来看,徒弟的用力要大出师傅若干倍。师傅的敲击,只是象征性的,带有引导的指向意味,而锻造成型,全靠徒弟那副大锤。大锤被徒弟高高地举起,又重重地落下,感到那大锤的千钧之力,夯一下是一下,力不虚发,准确无误。师傅根据锻面锻造程度,不时地转换受力面,动作灵活自如,娴熟悠然,看去一点不费力气。也许这就是炉火纯青,也许这就是熟能生巧。那徒弟年轻力大,虽年幼,却配合自如,十分黙契,这无言的默契,透着和谐的大美。看那徒弟,无论师傅如何变换,无论什么时候变换,徒弟从没有断逗,没有瑕间,也可以说全然不顾师傅的变换花样,那副大锤该抡多高还是多高,该用多大力气还是多大力气,该是什么节奏始终如一。那师傅就在徒弟扬起大锤未落之前,动作利落地转换着钳夹的锻件,看去十分机巧,天衣无缝。看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则和打铁毫不相干的古代寓言故事《庖丁解牛》,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敲打锻件时,那锻件被师徒二人敲打得火星迸射,火花四溅。尤其那大锤小锤配合击打发出的声音,一高一低,大锤叮叮,小锤当当,叮叮当当,十分中听,这悦耳的声音,飞出铺面,传到街面,半条街都能听得到这种人做的“天籁”之音。而这个徒弟,不是别人,而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姓王,名字记不起了。他长得胖胖实实,宽宽大大,那身型体态,在班里本身就是“重量级”的。在我得知他会打铁的技能后,再见他,虽说无言,这无言里深埋着一种敬佩的情愫。统观铁铺这二人,显然一主一次,一上手一下手,相互配合,互相协作,师傅在先导引,徒弟于后跟进。就这样,丁丁当当,当当丁丁,仿佛开台的锣鼓,又似郑重的游艺。就在这样的通力协作、默契配合的过程中,锻造好了一件又一件用于农事的作品。
庙沟街上的轧面铺,我也时常观它的稀奇。乡间的农家,通常中午的那顿咸饭,都是手擀的面条。清楚地记得,母亲下地回到家,首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下灶伙做饭。面缸里挖面,面盆里和面,案板上擀面,往复叠面,用刀切面,切好了抖面,这一切下来,全靠人工的体力揉捏了一个全过程。而一条庙沟街就一家轧面铺,这轧出的面条就掺和有“机械”的味道在里面。但和面这道活还得人工去做,省却的是人工擀面出大力的这个环节,再说轧面机出的面条量也大。这是解放人力劳动的一大进步。这家轧面铺的主人姓汤,夫妻开店。男人黑红肤色,中等偏上身材,体型匀称,早晚看去,透着一股精神,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明朗和仁厚。而女人呢,啥时看去,都有着一种慈祥和蔼的神情洋溢在面庞,由于置身这种特定环境,她的眉毛,头发,衣服上都罩着一眼就能看辩出的一层面尘。我站在铺子门前观看,他们也看看我,和颜悦色的样子,也不吭,也不撵我,这使我生出这家铺面的好,铺面主人的好,庙沟街的好。在人间,有时一丝温暖,会使人留存温馨一辈子。有时节,活量大,就雇用街上的老胡帮忙。这个老胡,我也不知道他的大名,反正人们都习惯地这样叫他。老胡平时职业是干啥的?老胡是要饭的。没人用的时候,到吃饭的时候,老胡就冬揣一个黄瓷铁碗,手拉一根打狗棍,走出庙沟街,走村串营地要饭。他要到扒鱼河北岸的下营村、上营村。有几次到我们家门前,父亲或母亲都会盛饭或拿馍给他。老胡虽说要饭,却不讨人嫌,关键是他有唱戏的长处,在向人要饭之前,或吃饱之后,就会高喉咙大嗓地唱上一二段,或曲剧或豫剧。由于老胡会唱戏,我就打心眼里欢悦他这个要饭的。他有一个儿子,老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儿子,儿子受不了老子的逼打,就跑了。只身一人的老胡,有人就讥讽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有人说,要饭三年,给个县官都不干。果真如此,不知道。我观轧面铺的稀奇,其中还有对会唱戏的老胡的好奇。那时,年龄小不理解,只是朦胧地感到莫名的好奇。现在想想,也许是要饭这种物质极端匮乏的营生,与会唱戏这种精神富足之间有一种反差的残缺美蕴含其中的缘故。你猜这家轧面铺的主人是谁?他们是台湾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后考上公务员,现就职于张村镇政府的汤清义的爷爷和奶奶。这两位贤能长辈的形象,将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世界里。
庙沟街的中段坐北朝南有一家药铺,也使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这个药铺,门脸三间,后墙开有一门洞,这个门与迎街那个门成一条直线,由前门就可看见后面那座小巧的院落,那院落青砖铺地,中间一条甬路。晴好天气,那院里的笸箩、簸箕,以及包药用的糙纸上,都摊凉着切好的中草药。一种白生生的中药切片,到现在还闪耀在脑海里。记忆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造物主的特惠赐予。这个药铺里有两个人,让我一生不忘。一个是看病的,有叫谢大夫的,也有叫谢所长的。看来,这个药铺,也有诊所的功能。谢大夫枣红脸膛,身型肥胖,有点大腹便便的意味,四十岁左右的样子,脸庞上始终如一地洋溢着一种和善的神色。他这种神形,在那个年代,在那种环境,在庙沟街上是罕见的。也许是他的过人之处,才有所长一职。我时有头疼脑热,母亲便领我到这家诊所里看大夫,中医里的望闻问切少不了,有时母亲替我回答医生的问诊,有时大夫让我张口啊啊几声,或开点药,或打一针,立即见效,马上就好。打针时,谢所长拿来一支小玻璃药瓶,身侧门后,用针管一端“啪”的一声,敲掉了药瓶前端细脖的一截,干练利落。心里便敬出其动作的娴熟干练。然后,将抽吸到针管里的药水向上肘着,命我爬到那条与这个温馨环境不相协调的干呆枯冷的长板凳上,母亲帮我将裤子褪下一些,谢所长就用一个药棉球在皮股蛋上擦揉一下,顿感一丝凉意,瞬时,针头利落地扎入皮肤,缓缓地将针管里药水注入身体,运化到血液里,起到药效与疗效的作用。拔出针头后,大夫说“好啦”。母亲接过大夫手里的那个药棉球,又轻按了一会儿,让我提起裤子,表示着感激,便领我走出药铺。另一个人,就是那位慢条斯理的抓药人,他看上去要比谢所长的年龄大一些,而且给我一种面黄肌瘦的印象。正好与谢所长是一个反衬。照那时时兴的一句话,两人有一点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样子。这属主观臆想,不可当真,调侃而已。其实。两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一样地好善,只是好善的方面不一样罢了。那时乡村叫抓药人,现今就是药剂师吧。这位抓药人姓林,家住台湾村的下营村。他吃饭时节,就走出庙沟街,走过扒鱼河上的那座便桥,回到下营村,吃过饭再步行来到药铺。他和下营村同出一门的在庙沟学校教学的林承祥、林雪萍父女俩一样,也回到村中的家里吃饭。一来距离近,二来活动一下筋骨,三来关键为的是节省用度。再说这个药铺的门脸房的东侧,一间房大小,设了柜台,柜台里靠墙立竖着药屉柜,一个药斗,一种中药,一行行,一排排,林林总总,整齐划一,是那时眼中的一道景致。到现在看到这种情景,还有一种敬意的亲切感。什么悬壶济世,什么药到病除,这药柜即包含着应有之意。这位擅长抓药的林大夫,瘦高,微驼,肤白,好像还留有山羊胡。不管谁人去抓药,他平和地接过处方,一看,一清二楚,就不慌不忙地由柜台里拿出一沓包药用的纸,一张一张地摊开在柜台上,然后,拎起那杆精致的铜盘小称,转身拉开一个抽屉,抓出一种药放进称盘里,称量够数,便又转身小心地倒在了摊着的草纸上。如此反复,几张纸里就是几服药,包好药,熟练地用纸绳拴好,并交代所用何种药引。买药人付了钱,拎起药包,心存感念,便满怀祈愿地离开了药铺。
庙沟街与台湾村地际相接,一水相连。我在这里读完的是小学课业。庙沟街,是我启蒙的所在,是我进取的起始。那时的庙沟街,虽说正东正西只千余米,却是我心目中的大世界。它于我有诱惑力,我对它有向心力。时常流连在它的腹地,作闲情的逛看,汲世面的见识。镶嵌在庙沟街上那几处像模像样、豪然矗立的宅院,它们在众多低矮的房屋中间突兀着、非凡着。现在的庙沟街,改革开放后的庙沟街,也是与时俱进着,月新年异着。 庙沟街是我人生之初的启蒙地,教化所。学校学知识,街面长见识,这是怎样也不能忘怀的地方。这里的许多老师、同学、街铺、街景,如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可亲,历历在目。
                            
清喜是台湾村走出去的一个正科级干部,是一个作家。他对庙沟街的记忆、怀想、感念,以及希望,都融入在他描述的庙沟街的文字里面。就是这个庙沟街,清喜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启蒙地、开化所,是自己走向更高更远的起始和开端。没有这个人生之初的地方,其生命轨迹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而庙沟街与台湾村(上营村)只隔一条自然形成的扒鱼河,上营大队曾一度还在庙沟人民公社的行政区划之列。所以说,台湾村和庙沟街属“一衣带水”的近邻。一直到现在,也还是互邻、互融、互为映照和互为映衬。仿佛是浩渺大海里的两船竞发,又仿佛是世居着而又相互照应的近邻。他最先写庙沟街的文字,发表在2005年第5期的南阳《躬耕》文学杂志上,题目是《家乡的文明碎片》。这篇文章分别写了庙沟街、台湾村和冠军寨三个地方。这篇文章,后来于2011年第3期邓州市文联的《穰原》文学杂志,作了倾情刊发。同时,《焦作文学》《焦作日报》也都有了刊用。关于清喜《看街》的文字,首先刊发在2014年第4期的《焦作文学》,2014年第4期的《穰原》也给予登载,随后的2015年第5期的《海外文摘·文学版》予以原文刊发。《穰原》的副主编张家本还在这篇文字的篇首作了编者按:“这篇散文读后使人难以释怀。作者用平实稳重老到细腻的文字,把少时故乡的一条小街还原成一幅所有读者都能读懂的风景画,并使读者不自觉地融入街市风景之中。作者俨然是一个导游带着读者听书踅戏,在缝纫铺前驻足,在剃头匠那儿愣神……读完《看街》,心里既沉静又起伏。因为这些文字,是以一份浓郁怀乡情愁为酵母的游子情怀陈酿之后流淌出来的琼浆玉液。喝了,能醉人的!”清喜认为文章能得到编辑老师的如此褒奖,分明是对自己的一种莫大鼓励。清喜还说,他自到冠军大队学校上初中后,偶有光顾庙沟街,后考上张村五中上高中,及至走出家乡到开封上大学,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每每回到家乡,经过庙沟街回到台湾村,也就是说,回台湾村,庙沟街是必经之地,也一直想腾出一块悠闲的时间,再度闲情地光顾这个让清喜梦牵魂绕的地方,在庙沟街上作闲情的逛走与逗留。可几乎每每又被时间所拘、世务所束,没有一次款款侃侃地落实。虽然,清喜走出家乡,漂泊在外,去过不少比庙沟街大得多又阔得多的城市街镇,甚至行迹于欧洲,但没有那一处地方那一处城街,能让他觉得有庙沟街那样的感情底气、底色、底力、底蕴。这就是根基、根底、根脉所在啊!正如清喜所说,兴许,也一定是现在的庙沟街与全国各地一样与时俱进着、日新月异着,但它的根须却是一直扎在过去庙沟街那深厚的土壤里。历史难以割舍,感情难以忘怀。清喜的心灵世界里,起初、原始的庙沟街的情结一直如斯!永远如斯!只有用一篇篇有关庙沟街、台湾村的文字去释怀、去化融,这也算作是在外的游子对家乡一种方式的表达、抒怀和感恩!
清喜的生活是静好的,他的精神生活很富庶,清喜是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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