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徐志摩配眼镜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小奔  2020-12-29 09:03

徐志摩是近视眼,一目了然。关于他第一次配眼镜的时间地点,韩石山《徐志摩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这样说的:

也是在开智学堂上学期间,他的眼睛近视了,家里给配了眼镜。第一次戴上眼镜,天已昏黑,在硖石泥城桥附近和一个朋友去走走路。把眼镜试戴上去,仰头一望,异哉,好一个伟大蓝净不相熟的天,张着几千百支银光闪烁的神眼,一直穿过他的眼镜眼睛直贯他灵府的深处,不禁大叫道:“好天,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志摩读小学时,家里给他在硖石配了眼镜,志摩第一次戴上眼镜,走在硖石的泥城桥上,整个场景都发生在徐志摩的家乡硖石。可惜,这番话实在是师心自用,不符合事实。

这段文字见于徐志摩《雨后虹》,原话是:

我记得我十三岁那年初次发现我的眼是近视,第一副眼镜配好的时候,天已昏黑,那时我在泥城桥附近和一个朋友走路。把眼镜试带上去,仰头一望,异哉!好一个伟大蓝净不相熟的天,张着几千百只指光闪烁的神眼,一直穿过我眼镜眼睛直贯我灵府的深处,我不禁大声叫道,好天,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雨后虹》,1922年8月6日作,载1923年7月21、23、24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徐志摩说自己13岁,应为虚岁,所以是1908年之事,当时,志摩确实在硖石的开智学堂上学,这一点没说错。但是韩石山平添了两个元素,是徐志摩原文中没有的,即“家里给配了眼镜”和“硖石泥城桥”,这两个因素是息息相关的,既然是家里配的,也就是在家乡配的,所以就走在了硖石的桥上。但是志摩的眼镜不可能在硖石配,硖石也没有“泥城桥”的地名,这仅仅是想当然耳。

先看看泥城桥的问题,泥城桥其实在上海,目前,这座桥的正式名字叫“西藏路桥”,在上海的闹市区西藏中路上,横跨苏州河。因此有人认为,徐志摩当年走的是这座桥,也就是走在西藏中路上,走上西藏路桥,即泥城桥,跨过了苏州河,那也是错解。当年,徐志摩不是走在如今的西藏中路上,因为那时的西藏中路还是一条河,叫做“泥城浜”,徐志摩是走在南京路上,走上泥城桥,跨过了泥城浜。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河与桥,苏州河是东西向的,泥城桥位于西藏中路,是南北走向的;但那时的泥城浜是南北走向的,泥城桥在南京路上,是东西走向的。

那么,上海人为什么把西藏路桥称为泥城桥呢?说来话长。

泥城桥因泥城浜而得名。泥城浜原是条“护界渠”性质的人工河,由英租界开挖,始建于清咸丰三年(1853),到1863年完工,成为连接洋泾浜(即今延安东路)和苏州河的“泥城浜”。1863年10月起,公共租界工部局着手在泥城浜进行丈量和设计,先后建起四座桥,因横跨泥城浜而都被称为“泥城桥”:北泥城桥(位于今西藏中路苏州河南堍)、中泥城桥(大致在今凤阳路西藏中路口)、泥城桥(大致在今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口)、南泥城桥(大致在今广东路西藏中路口)。南京路上的一座就叫“泥城桥”,徐志摩当时走的,应该是这座桥。(参见马学强《上海城市之心》第二章《从边缘到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

1912年泥城浜被填没,当年泥城浜东侧沿河浜有条小路叫西藏路,河道填没后,成了大道,就是现在的西藏中路。20世纪20年代,建造了新的泥城桥,成为上海南北主干道西藏路上横跨苏州河的一座桥梁,正式的名字叫“西藏路桥”,但上海人由于历史上的泥城桥名气响亮,习惯仍然叫“泥城桥”。

徐志摩第一次配眼镜理应在上海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硖石甚至海宁都没有眼镜店,即使上海的眼镜店也不多。20世纪初,英国人约翰·高德(John Goddard)在上海开设了“高德洋行”,专营机磨验光眼镜,据称是上海首家西式眼镜店。后来其他洋人也效仿此举,如托拔丝(Tobias)开设了“明晶洋行”,英籍犹太人雷茂顿(Riaiton)开设了“雷茂顿洋行”。1911年曾在高德洋行工作过的中国员工筹资开设了“中国精益眼镜公司”,才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的机磨验光眼镜店。

但据笔者查找,1903年8月27日的《新闻报》第七版,有明晶洋行配眼镜的广告,这是目前能查到的上海报刊上最早的眼镜广告。简言之,1908年的徐志摩要配眼镜,只能到上海,在那几家洋行配。

据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记载,当时上海也只有13家眼镜店,著名的如精益、精华、高德、明晶等9家全都集中在南京路。因此当年徐志摩应该是在南京路配了眼镜,沿着南京路往西走,走上了泥城桥戴上新配的眼镜,喜出望外。

当时徐志摩才十三虚岁,一个孩子跑到上海配眼镜,似乎不太可能,应该是父亲徐申如带他去的。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也是近视眼,早早地配了眼镜,随着机磨验光眼镜的出现,趋时务的徐申如替儿子配一副机磨验光眼镜,是极其自然的事。加上徐申如屡次到上海,对上海十分熟悉,所以帮志摩配眼镜也是轻车熟道。

徐申如第一次到上海坐的是轮船,1882年,上海招商局“骅利号”开辟了申硖客运专线,两年后,即1884年的暑假,徐申如随父亲一同坐“骅利号”前往上海,这一年,徐申如十三虚岁。(见刘培良《徐申如:诗人徐志摩之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23页)

以后,徐申如兴办新型产业,结交各方名流,加上硖石到上海的铁路开通,他到上海更是熟门熟路,就在徐志摩配眼镜前不久,徐申如流连上海多日。

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1907年12月)初八日(12月12日):“午刻,汤蛰先邀饮九华楼,座间晤缪小山、徐申如。”蛰先是汤寿潜的字,汤寿潜是位风云人物,当时与郑孝胥、张謇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担任副会长。缪小山(亦作筱珊),即曾为张之洞幕友的缪荃孙,海内知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

晚清上海的九华楼有两个,一家是著名的徽菜馆,在清末民初的上海风头一时,是上海徽菜馆的大牌。另据晚清朱文炳《海上竹枝词》云:“扬州馆子九华楼,楼上房间各自由。只有锅巴汤最好,侵晨饺面也兼优。”这个“九华楼”则为扬州馆子。他们到底在哪家“九华楼”聚餐,难以确考,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在徽菜馆。

两天后,郑孝胥日记又说:“午后,诣日辉(晖)港,与蒋抑之、沈新三、徐申如、刘厚生、熊棠村共观呢厂工程。”晚上,徐申如还和郑孝胥等一起吃花酒。(以上均见《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版)

所以,徐志摩的眼镜是父亲陪同下在上海配的,当无问题,这大概也是徐志摩第一次到上海。只是徐申如没有继续陪儿子玩,却让志摩的“一个朋友”陪着走走路,可见徐父对儿子并非娇生惯养,志摩也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孩子。凑巧的是,徐申如和徐志摩第一次到上海的时间,都是虚岁十三,想想这一对都属猴子的父子,真是“猴子称大王”。

三年后,郁达夫和徐志摩成为同班同学,达夫称志摩是:“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这副眼镜对郁达夫印象太深刻了,想当然,这是徐志摩的原配眼镜,于是我们知道了,“神眼闪烁”的那晚,志摩配的是“金边眼镜”。

从此,“金边近视眼镜”成了徐志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徐志摩形象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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