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小说家汪曾祺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小奔  2020-12-21 09:09

因一篇《受戒》,天下尽知汪曾祺。其时汪氏已年届花甲,时人盛赞“大器晚成”。近日有编辑赠我一套她责编的《汪曾祺小说全编》,今年付梓的增订本,上中下三册,迄今收汪氏小说最为齐全。上册作品四十余篇,近三十万言,呈现了民国时期汪曾祺小说创作全貌。原来,数十年前年轻小说家,短短几年,小说数量已经达到他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出水粉荷并非只是尖尖一个小角,早香气四溢,怕要动摇流行的“晚成”说法。

汪曾祺“晚成”以后出的第一本小说集,特意编入少作《复仇》,又冠于篇首,《自序》称,《复仇》“可作为那一时期的一个代表”。一位与汪曾祺颇多过从的评论家言之凿凿,“汪曾祺是从现代派小说而进入士大夫文本里”;著名文学史家吴福辉先生记述,汪曾祺“刚开始写小说,他不是立即就进入老师(指沈从文)的风格,而是在当时的风气影响下做了现代主义的尝试” (见吴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所证也是现代派色彩甚浓的《复仇》。学界便接受了这印象,汪曾祺由现代派登上文坛,今日大家熟悉的汪的小说风格,俨然“衰年变法”所致。此说或是误会,以讹传讹。

为数可观的这本早年作品集,确有部分属《复仇》一类,意识流、心理分析,几乎应有尽有,汪氏特有的文字魅力为起步不久的中国意识流小说添了几分光彩。只是,它们一味地意识流动,淋漓有余,节制略欠,如《绿猫》。爱听故事的中国读者,对之未免审美隔膜了。唯《复仇》,尚存故事框架,意识在框架里流动,比较成功,所以成了 “一个代表”。不过,通览汪那一时期的数十篇小说,更多而且更早的作品,实非现代派之类。《复仇》前一年的几篇,最早的《钓》,接踵而至的 《翠子》 《悒郁》,和翌年初的《寒夜》《春天》,及至后来的《灯下》《河上》,皆中国味极浓的文字,可谓京派中废名、沈从文一流的余脉。汪曾祺认 《复仇》为 “一个代表”,是指曾经尝试现代派创作这一个方面的代表。其实同时尝试的还有其他方面,非现代派的。晚年第一本集子还选入另外三篇少作, 《老鲁》 《落魄》 《鸡鸭名家》,均中国作风,大概作另一方面代表的。他出版于四十年代末的《邂逅集》,共选八篇,除《复仇》,余皆与现代派无甚关系。做书名的 《邂逅》篇,乡土韵味十足。与其说汪曾祺由现代派转入传统写法,不如说年轻作家赶过一回时髦。或因年轻,于现代派艺术消化不良,日后放弃了《复仇》路子,确认并坚持此前已经开始的传统文风的小说创作,再经晚年大大发扬,铸就了广受读者喜爱的汪曾祺作家形象。

汪曾祺自述 “我是个旧式的人”,年轻时便以 “名士派”自居。旧式、名士云云,归根是个传统文人,突出表现就是,强烈地眷恋家乡,终生如故。负笈昆明时,才离乡土几个年头,小说取材,全都关乎故乡记忆和昆明现实,以故乡为多。至于后来定居北京、下放张家口,写农科所写京剧团,比较起来,还是以家乡题材最见特色、最具成就。顺便插一句,不只个别评论家称道汪曾祺擅写“江南水乡”,其实他笔下的水乡,地不处江南。高邮属苏北,那里一马平川,河荡密布。与苏南以至浙江的崇山峻岭,潺潺溪流,秀丽大致相仿,细品起来到底不太一样。大淖风光和水渚土庙,江南见不到的。自离家起始,汪曾祺乡土情结萦怀不去,故乡风土和那里的芸芸众生,他写了一辈子。八十年代小说里的英子、李三、陈相公、侉奶奶、薛大娘……都在四十年代作品里登过场。有些篇章,虽是时过半个世纪的再度创作,前后渊源却不难察觉,如《庙与僧》之于《受戒》,《最响的炮仗》之于《岁寒三友》,《灯下》之于《异秉》,不必说原题重写的《异秉》《职业》《戴车匠》了。恋土情结注定他弃《复仇》趋《受戒》。

年轻的汪曾祺宣称“放浪不理政事”,而政事必定理上中年汪曾祺,他无辜当了右派。纵然所处逆境不算惨烈,“另册”滋味终究很不好受,下放农科所改造的那份“思想汇报”,字里行间处处惶恐。然而,汪曾祺并未像知交从维熙那样,撕心裂肺倾诸小说,他涉及罹难题材唯 《寂寞与温暖》一篇。在汪曾祺看来, “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这么写,在他不是绝无仅有。昆明那几年,国难,内战,社会负面素材比比皆是,单说个人,他一度困顿,营养不良,饥饿由昼至夜, “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可种种不如意,他未肯形诸笔伐,作品仍浸润着温暖。《除岁》描述隆隆炮声中商人们年关窘境,笔墨淡淡,小说收尾一行依旧落到了温暖:“父亲和我的眼睛全飘在墨渖未干的春联上,春联非常的鲜艳。一片希望的颜色。”温暖是汪曾祺一生创作的主题,也是藉以表现人性总主题的艺术途径。写在一九四一年的 《春天》,自然如题目不乏暖意。更早,题目就背离暖意的《悒郁》,内容竟是怀春少女于悒郁中的甜蜜。汪曾祺早期小说,矛盾、斗争,一概摒弃,宁愿从冷酷中寻取温暖。暖意本为生活原来所有,哪怕多么黑暗的岁月,总存在星星点点的亮处,不然如何活得下来。汪曾祺刻意表现温暖,决非强颜欢笑,算不上粉饰太平。汪曾祺只注视生活中的暖意,作家当然有这个选择的自由,也正凸显了他的创作个性。可说来说去,他的“社会责任感”无涉政治,依旧说到了:“关心人,感到希望,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并特别提到,不赞同有作家关于文学要和生活“同步”的主张。他最后几年,写了几个造反人物,也都不着眼政治,就人论人罢了,用墨在他们的人性扭曲。人性是汪曾祺小说的总主题,不论善的恶的,或褒或贬。

比之题材,比之题旨,读者更加容易感知汪曾祺的艺术追求。他晚年若干小说观念,年轻时差不多均已见端倪,而且付诸创作实践。那时他就对友人说:“向日虽写小说,但大半只是一种诗。”他也写诗,新体旧体都写,旧体尤富于韵味、意境。当代小说家鲜有吟咏旧体诗的,少数附庸风雅,往往五、七言,四、八句,平平仄仄,徒具外壳。汪曾祺本质乃诗人,他的小说皆“抒情的现实主义”,以后又常说 “抒情的人道主义”,都强调“抒情”,抒情是诗人天职。写小说头一年,《钓》《翠子》《悒郁》,哪篇都不妨读作一首小诗,这样的“小诗”每年源源不断。二十四岁的汪曾祺宣布:“我的小说里没有人物,因为我的人物只是工具,他们只是风景画里的人物,而不是人物画里的人物。如果我的人物也有性格,那是偶然的事。而这些性格也多半是从我自己身上抄去的。”他甚至不喜欢小说家大谈“性格”这个词,刻画性格会妨碍他抒情。他的小说,真正的人物该是作家本人,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最后一个士大夫” (鄙意“士大夫”说似可斟酌)。

汪曾祺的创作谈不少,谈语言最多,最细,多予人启悟。他有个自己的概念——“语态”,追求语态。不仅摹写人物对话如此,作家的叙述语言亦是如此。领悟了“语态”,方能深入鉴赏他的语言魅力。看他早期小说的叙述:初生情愫的少女银子,那点隐蔽心绪不敢自己点破,“说怕人知道,也怕自己知道” (《悒郁》)。微不足道的盲人,“我们似乎忘了他是个瞎子,像他自己已经忘了不瞎的时候一样”(《猎猎》)。整天捆在药店的店员到晚钟敲过八下,才 “把自己还给自己了”。“离第二天还远,也不挂在第一天后头” (《异秉》)。本来平平常常的叙述,叙述得一点不平常,烙上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看似寻常最奇崛”,亦即李渔说的“浅处见才”。这样的语言,堪称人人笔下所无,这样出才,愈发不易!

当年沈从文认汪曾祺为高足,汪曾祺竟毫不谦让,说:“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不说沈从文慧眼,汪这般才华,明摆台面上的,容不得你视若不见。沈从文高足,第一数他,不数他轮得上谁?二十岁那年汪曾祺写出了《翠子》,他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年,第二篇。清新,俊逸,蕴藉,有诗有画,已然一派汪氏风格,置于他晚年作品中亦无愧上乘。同等水准的作品还有《最响的炮仗》,淡雅纯正中融入少许沉郁。《翠子》近《受戒》,它近《异秉》。

个人时运不济,社会天翻地覆,汪曾祺失去适宜他创作个性的土壤。蛰伏了半生,“复出”时许多读者以为冒出个年老的新秀。复出的汪曾祺其实就是原来的汪曾祺,当然较当初成熟、老到。当年曾经位占一方的京派小说,到《受戒》《异秉》问世,竟被视作绽放异彩的奇葩。说新奇,更应说复旧。汪曾祺小说很美,很独特,是永远的,随时代前行,他的读者将越来越多。他自信会上文学史的,果然上了史册。

着眼历史评价的话,要为汪曾祺惋惜。他酷爱唐诗,尤爱绝句,小说写成一首首绝句。美则美矣,气象毕竟有限。单凭“轻舟已过万重山”,若没有“直挂云帆济沧海”;单凭“两个黄鹂鸣翠柳”,若没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哪里成就得了光焰万丈的李白杜甫。汪曾祺自报,“我的小说受了明代散文作家归有光颇深的影响”。另一处进而说: “我的某些作品和归有光是颇为相似的。”汪曾祺小说,成,在此;未能大成,亦在此。归有光不能比肩韩柳、比肩欧苏。汪曾祺的追求突破自我的话,怀抱兼济天下鸿志,那么文学史上的汪曾祺,有望出乃师之右。汪曾祺很强调他幼时是个 “惯宝宝”,晚年何尝不还是个“惯”顽童。沈与汪,成长环境、人生阅历太不同,又气质迥异,如何能缘木求鱼于汪。话再说回来,归有光自有其特色,且不可或缺。一部文学史,全是李杜、韩柳欧苏,岂不单调、逊色了些。有个归有光,有个汪曾祺,值得庆幸。

喜爱汪曾祺的读者不妨读读他年轻时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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