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小奔  2020-11-30 09:03

摘要: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当时被称为“红色文学史”,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史研究多有提及。作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红色文学史”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表达的政治、学术诉求,文学史编写依据的理念,作为群众性集体学术研究的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它如何引发当代文学史编纂的某些争论(如以论带史、民间文学主流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中间性作品”等),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及社会政治潮流之间的关系。

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这本书中,我谈到当代文学“经典”评定与政治潮流的关系的时候,举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教材的例子[1]。“大跃进”的热潮中,他们响应号召,只用三十几天就集体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55级文学史”),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事件。因为初版本的红色封面,更由于其“颠覆性”的激进内容和首创的集体编写的工作方式,当时被称为“红色文学史”(图1)。但第二年的扩展修订版,删改了若干激进的评述,封面装帧也变为黄色(图2)。到了60年代初,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版《中国文学史》则是深蓝色封面(图3),科研体制也由集体协作变为专家的主编负责制。这种封面本非预设的色彩变化,在“文革”期间被解读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博弈斗争的政治象征意义[2]。

图1 “红皮本”《中国文学史》

图2 “黄皮本”《中国文学史》

图3 “蓝皮本”《中国文学史》

关于“55级文学史”,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史研究论著多有提及[3]。下面的评述,主要是将它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进行回顾:追溯它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表达的政治/学术目标,编写依据的理念和作为群众性集体学术研究的组织、运行方式,以加深对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政治、人事脉络的了解。

一、 “拔白旗,插红旗”

“55级文学史”的编写,是1958年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运动在高校,主要是批判代表性学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集体教材编写。对于这一运动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情况,该校当年有这样的描述:

自8月初到9月下旬,在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校共完成科学研究项目四千余个,其中人文科学方面有一千余个……中文系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批判了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高名凯、刘大杰、朱光潜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对右派分子陆侃如、钟敬文在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反动谬论进行了批驳,前后共写论文将近一百篇。历史系对陈寅恪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与钱穆、李济等人的反动史学思想以及对外国资产阶级所谓“汉学家”如伯希和、梅园末直等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捏造也进行了批判和驳斥。哲学系对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共写了将近六十篇论文,对马寅初、贺麟、洪谦、朱谦之与郑昕等人也进行了批判……在经济科学方面,对南共纲领、马寅初的经济思想和徐毓枬的《经济学说史》进行了批判。法律系批判了龚祥瑞、芮沐和赵理海的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图书馆学系对刘国钧、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观点进行了批判。在批判过程中,齐思和、洪谦、刘国钧等根据自觉革命的精神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也进行了初步检查和批判。[4]

在五六十年代,物理系和中文系是北大的两个大系,取分分别在文理科最高,不管什么样的“运动”(如“鸣放”“反右”“大跃进”等),也往往走在前列。中文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师生撰写的批判文章就有近一百篇,批判对象既有在本系任教的文学史家、语言学家,也有系、校外的专家。这些论文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了四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和两辑《语言学研究与批判》[5]。

被批判的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等先生,是当时有影响力、在50年代也非常活跃的学者。游国恩那本收入《屈赋考源》《楚辞女性中心说》等论文的《楚辞论文集》,1957年刚刚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林庚的《诗人李白》1956年版权转到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不到两年时间印数就达八万余册;1957年初,他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也印行面世并受到关注。就在批判展开的前几个月,《北京大学学报》还刊登了林庚的论文《盛唐气象》,《文艺报》也发表了王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胡风、冯雪峰的长文[6]。没有想到转眼之间,他们就成了批判对象,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对王瑶的批判,导致他自1955年开始担任的《文艺报》编委职衔,从1958年10月的第19期起被撤销。

在运动中,北大中文系的这些先生的学问,被批判为“伪科学”: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大量的繁琐考证和材料堆砌外,就是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对于古典作家和作品进行歪曲的解释”。在时势的激荡下,学生们确立了超越他们的勇气,并将这一关系定性为对立阶级之间的取代,“决心跟历代的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研究的错误观点彻底决裂”,用集体的智慧撰写“内容全新,体制全新”[7]的论著:

一月之内,在党的领导下,四年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则写出了资产阶级学者没有写过的《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两部讲义;写出了《中国六十年来语言学的介绍和批判》一书,达20万字;教师们原计划在1959年才写出这部书,但是,在年青人的手中……短短两个星期就写出来了……四年级学生还写出了一部比较详细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三年级学生写出了一部《中国文学史》,长达75万字。几位老教授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文学史》,写了两年没有完成,三年级学生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个年级的学生还为工农编写了一部成语词典;研究生和一部分青年教师合写一部《马列主义语言学基础》……[8]

这里说的三年级学生一个月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下面要讨论的“55级文学史”。

二、 “大协作的机器”

1958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9]的年头,但几十人在短时间内完成几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编写,还是会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怀疑,这包括编写者的学术资历、拟定的编写完成时间以及编写的方式。这种写作方式挑战了传统有关人文研究工作的一般想象。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写作,可否采用集体大协作方式的质疑,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认为“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一个新的方向”:

知识分子从事精神财富的生产,长久以来,他们都是个体劳动者,沿袭下来,人们也总是认为这样是正常情况,无法改变。这种观念一直到1958年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后才破除。[10]

集体协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分散的个人组成一个思想、步调统一的整体,如何处理统一思想和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未来主义者有着机器崇拜的情结,“55级文学史”编写者显然从现代工业生产的理念和组织方式上获得灵感:不仅使用“大协作”“机器”等字眼来描述这一科研活动,也把他们的工作直接与1958年工业生产“蚂蚁啃骨头”的典型相提并论[11]。当时在高校开展的批判个人主义和“红专辩论”,常将大工业生产与小生产的手工劳作加以对比,来论证存在决定意识:前者形成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而小生产和脑力劳动的个体劳动方式,为个人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因而,在“55级文学史”编写者那里,探索从个人思考、写作变为集体写作的方式,就不只是具体方法上的意义。如何建造一个“像一部机器紧张而和谐地转动”的组织,而“每个人就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12]?在文学史出版后,编写者总结了下面几条经验。

首先是标准、指导思想。编写者说,他们通过组织理论学习和贯穿全过程的“务虚会”,实现标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一开始,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论著,以之作为指导思想,并“就一些根本问题展开辩论”,达到“认识的统一”,“进行了五天的理论学习和鸣放”[13]。理论学习和“务虚会”针对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参加者的思想、工作态度,确立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的原则;二是历史叙述和作家作品评价、分析的理论根据和标准;三是发现、建构中国文学史的“规律”,作为统御整部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框架。这里体现的理念和方法,在当时的史学界被概括为“以论带史”的方法。有编写者在回忆中讲到这一方法应用的具体细节(也许这是较极端的例子):

记得全年级同学在编写文学史前,曾经先“解剖麻雀”,聚集在宿舍楼道里,讨论社会上争论的关于《琵琶记》是否宣扬封建道德的问题。其中有的发言者,其实并没有读过《琵琶记》,连作品人物名字都叫不出来,在长篇的发言中,称的是“男主人公”怎样、“女主人公”怎样的,却可以大谈一番批判性的高深道理,一二三四讲得头头是道。[14]

其次是“严密的机构、制度”:

成立了以党的支委会为核心的编委会,党支部书记挂帅当主编。四个副主编分工负责协助主编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业务工作、对外联系、秘书事务工作……建立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到五四等六个业务小组。每组都配备了坚强的党员领导骨干……每个组又根据业务的方面,划分了小小组,作了明确的具体分工……还建立了一整套的会议、汇报制度和规定了工作时间、工作纪律。这样,一部脑力劳动大协作的机器就最后“安装”完毕,开始有节奏地转动起来了。[15]

第三是生产过程、产品检验:

“机器”进入了正式生产。党领导编委会把整个“生产过程”,规划为几个阶段:个人和小小组阅读材料,写出详细的有论点、有论据的提纲、小组讨论、修改提纲、编委会审查提纲、个人写初稿、小组讨论、修改初稿(或二稿)、编委会审查、修改、定稿……业务工作的每一步骤,都必须紧紧地加以掌握。尤其是提纲的讨论、修改、审查…… [16]

编写过程出现的矛盾,包括学术观点的分歧上,规定了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意见的原则:

小组对个人所拟的提纲,往往作出很多正确的补充、修改,乃至全盘推翻。大多数同志对这一点,都能本着坚持真理、勇于辩论、修正错误、服从集体的原则加以接受……但也有少数同志……过分重视自己的意见而忽视集体的正确意见……甚至有个别的人甩袖子不干。这时可以由别人本着小组讨论的集体意见来进行修改或重写工作。但对这种思想,却不能放过,我们就在务虚会上,从原则出发,展开尖锐的批评。[17]

在这个“脑力劳动大协作的机器”中,组装进“机器”的个体可能因此获得超越一己的智慧、力量,但个人也可能被集体孤立、碎片化,灵感和想象力在“集体的正确意见”的压力下被磨损,被抑制。然而,排除了差异性经验,排除个体的奇想、偶然性的集体,它的“正确”有时候也难免走向空洞、僵硬和公式化。

“55级文学史”的制度和科研方式,后来虽然不再有完整的复现,但其中某些理念和工作方法,在当代中国学术生产中有深远影响。

三、 “红色文学史”

1958年,全国各地高校学生的科研活动遍地开花,编写的教材、文学史自然也不止北大中文系编写的这一部。较知名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8],华中师范学院(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学生为主体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在这些文学史中,“55级文学史”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成为产生影响的学术、文化事件。

“55级文学史”面世就获得“红色文学史”的称号。“红色”主要不是指封面颜色,而是它的“插红旗”的“阶级品格”,它的激进的立论和分析方法,还有集体编写的方式。“红色文学史”《前言》有这样的自我评价:

我们不会去粗暴的否认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学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做出的一些贡献,但是不能不指出,由于他们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并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科学的文学史……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学术的新兵,决不能无视目前的状况,更不能安于这种现状,我们再不能沉默了,我们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谈出我们的看法,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并在这场严重的斗争里,把自己锻炼成插红旗、拔白旗的社会主义科学大军中坚强的战士。[19]

书出版的当月,《光明日报》社论称它是“一部真正的红色文学史”[20]。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编委会文章《一本插红旗的中国文学史的诞生》中,谈到该书出版后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其中有文艺界的前辈,有工人,公社社员,解放军战士和少先队员的来信,他们称赞我们的文学史是‘红色文学史’,是他们自己的书”[21]。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等人的相关文章标题也用了“红色”字眼[22]。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报刊的赞扬这部书(包括修订本)或介绍编写经验的文章多达二十余篇。费振刚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党支部书记,他作为这个集体代表参加195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作为特邀代表参加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理事(扩大)会。陈素琰作为编写组的代表先后出席北京市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会、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他们在会上都做了介绍经验的发言。1959年11月,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那时他尚未进入中央权力核心,要到60年代初批判“苏修”的战役中有出色表现后,他才得遂此愿——给1955级同学的信,对“红色”的含义有联系“反右倾”问题的发挥:

学生可以写书,而且可以写像《中国文学史》这样大部头的书,这在两年以前,是不可设想的。对学生可不可以写书,可不可以参加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去年不少人是有怀疑的。他们以为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我们也不应当有;前人所不敢做的事,我们也不应当做。特别是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和反对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他们在新生事物面前,评头论足,百般刁难,大泼冷水。当去年你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议论,说你们写的书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但是,你们在党的支持和鼓舞下,没有被这股右倾歪风邪气所吓倒,今天又重写了这部120万字的新著。书摆在人们面前,事实打破了人们的怀疑,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你们的各种仇言也不攻自破。[23]

四、 何其芳的批评

1958年“大跃进”轰轰烈烈,但年底热度开始减弱,国家对出现的偏差、错误颁布调整、纠正的各种措施,这也包括教育领域。1959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在肯定1958年教育革命、学术批判“成绩很大”的同时,指出存在“批判得过多,打击面太广,比较粗暴”[24]的倾向。会议提出,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纠正宁“左”毋右的思想倾向。5月,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编写讲义问题的意见》,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规定的课程,不要为编讲义而编讲义,更不要为了赶国庆献礼而仓促编写,粗制滥造[25]。

这就出现了不同意见得以发表的气候。1959年上半年,京沪两地的学者围绕北大、复旦学生编写的两部文学史展开讨论。从3月到6月,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两家报纸刊登的讨论文章有四十多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26]更是重要的讨论平台。文章之外,两地还举行多次讨论会。中国作协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讨论集》[27]。在北京,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宣部指定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四次中国文学史问题讨论会,“55级文学史”和北师大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是主要讨论对象和问题来源。讨论会由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邵荃麟轮流主持,讨论会地点在当时王府大街中国文联礼堂[28]。京沪两地的讨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是否是中国文学史的规律,民间文学是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

6月17日的讨论会上,刚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不久的何其芳,做了题为“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发言[29]。这个发言具有讨论总结的性质。在开头和结尾,何其芳肯定“55级文学史”的优点、成就是“主导”的,称赞“年轻同志”宝贵的革命精神,说“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写出一部文学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他还表扬这部文学史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贯穿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精神”[30]。在这些偏于笼统的赞扬之后,批评、质询就具体、尖锐且全面:不仅指向具体的论述,也涉及所依据的理论和论述方式。

何其芳首先批评了轻易发现“规律”的冲动。说“北大的文学史”提出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和“民间文学主流”的“规律”,“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是讲不通的”。在引用了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话——“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实例上的发展,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这很明显,在这里仅仅用一些词句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大量经过批判的选择和完全掌握的历史材料才能使人完成这一任务”[31]后,他强调,“何况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32]。

“55级文学史”的民间文学主流论,来自高尔基的论述——“人民不但是创造一切物质财富的力量,同时也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唯一无穷的泉源”[33],但也和1958年新民歌和搜集民间文学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虽说这部文学史的《前言》称“我国民间文学以铁的事实和内在的真实力量”证明它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中国文学的“主流”[34],但在全书的具体章节中,却可以见到叙述上的煞费苦心、漏洞百出。这部文学史“发现”的另一规律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后来的研究者一般认为这个提法来自茅盾的《夜读偶记》。茅盾1958年连载于《文艺报》的长文在当年的影响确实很大,包括文艺史的编写[35]。但这一观点并非茅盾新创,在古典文学研究界也不是1958年才开始流行[36]。苏联文艺理论家涅陀希文(也译作聂托希文或涅多希文)在1953年出版的《艺术概论》中说:“现实主义在艺术史上是在与各种脱离现实或至少是片面地、歪曲地反映现实的倾向和流派的斗争中发展的,所以,艺术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派别与各种反现实主义流派的斗争史。”[37]《艺术概论》虽然1958年才有中译本,但雅·艾尔斯布克质疑涅陀希文这一看法的文章《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译文就刊于《学习译丛》1956年第7期。刘大杰1956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史与现实主义问题》一文的开头,就谈到他认同艾尔斯布克文章的观点,批评“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流行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38]的观点。当时就这一问题引起的讨论,先后有姚雪垠、李长之、蔡仪等人的文章发表。但必须指出,由于茅盾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地位,《夜读偶记》按照这一“公式”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系统性归类(文章的第二部分标题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个说法的影响力在1958年得到提升。

“55级文学史”对这一“规律”的运用,极大简单化了阐释视野不说,大批作家、作品被归入“反现实主义”阵营受到不同程度的否定,如谢朓 、王维、孟浩然、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唐五代词、欧阳修、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即使是被分配在“现实主义”(或作为“同盟军”的“积极浪漫主义”)阵营里的作家,虽然得到肯定,但在“人民性”、阶级论的标尺下,阶级“局限性”也被揭发。如批评《古诗十九首》的有些作者“实在最没出息,因为他们不会起来反抗”[39];责备李白“当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时,并没有完全去接近人民,汲取力量,加强斗志,相反,仍然过着奢华的上层生活”[40];也不满意苏轼“只是从‘清官’的立场来观察人民生活而已,没有真正与人民站在一起”[41];说罗贯中“还留恋和尊崇正统,不打算根本推翻那个皇朝和改变那个制度”[42]。针对“55级文学史”说李清照词是“贵妇人生活的写照”,是“卖弄风骚,故作娇态”,写离别的词是“堕入不能自拔的颓废情绪的深渊”这样的批评,曾沉迷晚唐风格的何其芳怎能不发出这样忧郁的感慨:

这些批评都是过分的。好像只因她出身于当时的统治阶级,无论是快乐或悲哀,无论是为了什么而快乐或悲哀,就都应当受责备了。[43]

其实,“55级文学史”编写者与何其芳也非道分两途,泾渭分明。年轻学生也同样有柔软的怜香惜玉和恻隐之心。例子之一是,“红皮本”写到《长恨歌》的时候,对“统治阶级”的爱情也有办法网开一面:

她(指杨贵妃——引者注)并立下了多么真挚的誓言:“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可是悲剧并没有转为喜剧,作者在无比的同情与感慨中结束了长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诗后半部中的明皇和杨妃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他们已经成为体现人民坚贞专一的爱情的形象了。[44]

何其芳的看法相信会得到众多学者的首肯,但在当时,这样的批评却不是谁都可以做的,眼界、才情等不说,更需要相应的身份和资格[45]。

五、 “中间性”概念

在强调对立、极端,将一切思想、事物一分为二的时代,如何让检查古代作家、作品对人民的态度这一标尺不致过度侵害人们心爱的作家、作品,是那些在遗产中浸染过的学者的焦虑。为此,何其芳在发言中提出“中间性”概念,来构筑一个保护的屏障。他说:

在文学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和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带有中间性的作品。它们并没有表现出反对人民,但其中也找不到同情人民的内容。它们并不反动,但进步意义也不明显。像王维、孟浩然的许多山水诗和田园诗,李贺、李商隐和杜牧的许多诗,李煜、李清照和姜夔的许多词,马致远的有些杂剧,大致就是这样的作品。[46]

“中间性”提法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5—1956年的李煜词讨论。这个讨论参加的学者人数之众、规模之大实属罕见,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来占领文学遗产研究界的大型操练[47]。何其芳在1956年6月13日、6月20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李煜词讨论会上的发言,毛星撰写的论文《关于李煜的词》《评关于李煜的词的讨论》[48],都提出古代文学存在既没有人民性,但也不是反人民的作品。毛星文章的主旨、倾向,是批评当时学界“过高赞扬”李煜,但他指出,“李煜的词没有什么人民性的内容,但也不能说是反人民的。那些写一般相思、伤春等小小哀愁的词和那些写一般离愁别恨的词,自然不能说是反人民的,就是那些分明以帝王身份出现的词,也不能归入反人民之列”[49]。这个没有人民性也不是反人民的说法,1959年由何其芳提炼为“中间性”的概念,并引发了1959—1960年间有关“中间作品”的争论;这个争论也关联到“无害文艺”、文学欣赏的“共鸣”等问题[50]。“中间性作品”的概念,后来也被“55级文学史”编写者接纳,运用到修订本的作品分析之中。

“中间性”概念的提出,是企图释放被挤压在两端的作家、作品,拉伸分析的光谱,扩大灰色的地带。关于这一“当代”难题,钱谷融此前在他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中提出的方案是,对王维、李煜、李清照等作家,从他们那里寻找“爱国主义”“人民性”是徒劳的,应该用“人道主义”的原则来解释这一现象;“人民性”是最高标准,而“人道主义”是最低标准。由于这样的策略性背景,“中间性”以及“人道主义”都包含暧昧、脆弱的成分。在当代中国,“中间”(中间作品、中间人物、中间立场)多数时间处于可疑、尴尬的处境:既没有独立的位置,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尊严,因为据说“中间状态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不确定的状态”——这是1964年对“写中间人物”的批判语[51]。

六、 “黄皮本”和流产的再修订

“红皮本”文学史其实也有很多优点,如何其芳说的,正在学习文学史的学生用很短时间写出这样的著作是个“奇迹”,而全书语言的流畅、一致,在多人合作的情况下也实属不易。另外,鸦片战争到“五四”一段的“近代文学”论述,在学术界也首先由“55级文学史”奠定基础——在这方面,阿英、季镇淮等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形势的变化,学术界开展的讨论和批评,使“55级文学史”编写者在1959年意识到他们“还是处在学习与摸索的过程中”,承认“正确处理”丰富的文学遗产,“是一件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检讨他们曾有的教条主义观念和工作方法:“不能期望以几个简单的原则来解决一切问题。对待祖国文学遗产的盲目的无批判的歌颂,和一律粗暴的否定,都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不应“轻易给对方扣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52]。于是,这部出版不足半年的文学史,就启动了大范围的修订。

修订仍然采取集体大协作的方式进行,与写作“红皮本”相比,发生的重要变化是师生关系。在修订进行的1959年,部分教师和学生原先设定的对立的阶级关系已被淡化。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冯钟芸、彭兰、吴同宝(小如)、陈贻焮、沈天佑、吕乃岩、周强等都参加了编写工作,新的编委会也有六位教师加入,其中包括在1958年作为“资产阶级学术”代表的游国恩和林庚[53]。游国恩、林庚、王瑶诸先生在当代中国身份的浮沉起伏难以预测。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备受尊敬,许多学生报考北大中文系,既慕其历史形成的名声,也为传道授业的诸多著名学者所吸引。但在1958年,他们的学问就成为批判的对象。而到了编写修订本时,学生们在时势的引导下收回了咄咄逼人的言辞,写下这样诚恳、温暖的文字:

老师们和我们一起战斗,使我们非常兴奋,过去我们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他们不少的帮助,在这次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更加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更多地争取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他们比我们先走了十多年乃至数十年,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有用的知识。[54]

……当同学们写成初稿后,老师们又在酷热的天气里,放弃了假期的休息,仔细审阅了初稿,并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润色。为着探求真理,师生们也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和互相批评。师生之间开始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55]

游国恩、林庚等先生地位、身份的这种变化,并非他们个人所能选择,大体反映了当代政治运动的走向,由政治运动的诉求和策略所支配、推动。因而,这里的师生关系就不是一种“自然人性”的关系。在60年代初,林庚等恢复了学术权威的地位。但“文革”前夕,原先背诵着林庚“马路宽得就像一条河/……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56]诗句的学生,又开始重演1958年的一幕,在课堂上批评他赞扬的布衣精神、他的“尊李抑杜”,而林庚则在黑板上写下“真理超过一步就等于谬误”,一言不发拂袖而去[57]。他的怒气自然无法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修订后的“黄皮本”扩展到四卷共120万字的规模,资料性、学术性等方面确实大大增强。民间文学主流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等“规律”被放弃,“修改了原书中一些简单粗暴和论证不全面不妥当的地方,并且尽我们最大努力补充了原书中一些薄弱部分,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章节都经过重写和改动”[58]。

不过,编写者没有想到的是,修订本出版前一个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形势开始从纠正“左”的倾向转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展开对修正主义、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55级文学史”编写者在这种无法预判的情势下,对他们的修订开始反悔,转而检讨修订本的问题:

这种观点(“存在着既不反动又没有什么人民性的中间作品”——引者注),对于分析作家作品,造成了一些混乱和错误……例如对王维的山水诗和田园诗,批判其没落阶级的闲情逸致不够,反而说:“这里诗人并不是去写农村生活的本质,我们自然不能拿这个标尺去衡量。”

用了一些抽象的、不明确的词句去评价作家、作品……如说高适的诗“抒发了人们普通的细致的思想感情”,贺知章《回乡偶书》“有浓郁的人情味”……说王维的《忆山东诸兄弟》等小诗是“表现了对真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追求”……至于分析一些爱情题材作品,也有一些无原则地歌颂的词句。

对某些战争题材的作品的分析也是有毛病。有些地方对战争的性质未作认真的分析……修订本中关于民族矛盾和爱国主义的某些问题的具体分析上,有些地方也缺乏鲜明的阶级观点……

本书对于社会历史的叙述,还受了尚钺历史观的若干影响。主要是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忽视了封建社会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真理。[59]

于是,1960年春天,他们打算利用毕业前的半年时间,启动对修订本的再修订。计划在1961年“七一”出版第三版,“务其在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60]。他们将部分再修订的稿子集合,印制了“仅供有关同志提意见时参考”的《中国文学史第二次修改初稿的一部分》[61]。因为是白色封面,有时被称为“白皮本”(图4)。

图4 “白皮本”《中国文学史第二次修改初稿的一部分》

再修订的第三版并没有完成,原因有多个方面。如毕竟已经毕业,许多同学已离校(虽然1955级有不少人留校任教),又如有人会为不断反复感到厌倦(这点纯属推测,没有材料证明),还有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已经启动。而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受到劝阻。毕业后留在中文系任教的一位编写者回忆说:

1960年冬,周扬等来北大中文系听课,要找55级同学谈话。我已留校任教,又恰在系里备课,听到了周扬的意见:“你们那四卷本先不要急着改。不要这股潮流来了,这么改,那股潮流来了,又那么改。书还是先用,用一段时间再说。当初《文学研究》不是很好么,为什么一定要改为《文学评论》?我反对这样改来改去。”[62]

回忆讲述的这一情况,在周扬后来的讲话中得到证实:

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史》受我们某些报告(指周扬1960年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我国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道路》——引者注)的影响,用反人道主义、反和平主义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古代文学。第一版本来是比较“左”的,第二版肯定了一点古人。文代会后,又想改得比第一版还“左”。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的报告是针对目前的国际政治斗争而言,怎么能以此去套历史呢?[63]

北大的文学史曾想用文代会的精神进行修改,反对人道主义、和平主义,这怎么得了?按照这个标准,古人哪一个也过不了关。马克思主义之前,没有阶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还是好东西。后来,有的地方讨论杜甫有无和平主义,批判杜甫的《兵车行》和《三吏》《三别》。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紧张的政治斗争的气氛,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水平太低。[64]

当然,批评年轻学生没有稳定性,批评他们在汹涌的潮流激荡下欠缺“定力”的反复,那是不近情理的苛责。即使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知识以及政治经验的积淀者,如周扬,如反复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他们也是或被迫或自愿地选择趋时的转向。

七、 作为文科教材的“蓝皮本”

从1960年冬天开始,政治经济开始进行全面调整,高等教育领域也试行在调整方针下制定的“高校六十条”。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教小组的策划、领导下,包括文科教材在内的高校教材编写工作启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教小组成员的周扬,承担了文科教材编写的领导工作。1961年4月11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共同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教材编选工作全面开展[65]。在文科教材中,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和现代)显然是重要的项目之一。

在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的编写上,曾有人提出以“55级文学史”为基础修改提高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没有被接纳[66],确定的是由著名专家领衔的主编负责制。整体的编选方针,建立在检讨1958年“大跃进”集体科研错误、偏差的基础上。1962年5月5日,周扬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指出:

一九五八年以后,教育革命,解放思想,青年人集体编了许多教材,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这一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的。我们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文科各专业的教学方案,集合新老力量,重新编选教材。[67]

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由集体编写改为专家主编负责制。由周扬提议,《中国文学史》由游国恩担任主编,游国恩提出王起、萧涤非、季镇淮等也一起担任,而费振刚任主编则是周扬直接提出的:“费振刚是1955级的,参加过编写的全过程,他可以作为青年代表参加做主编。”[68]后来,“蓝皮本”《中国文学史》在“说明”中指出:“按历史顺序分别由游国恩主要负责先秦两汉部分、萧涤非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王起和季镇淮主要负责宋元明清近代部分。”[69]

另一重要变化是检讨1958年历史编纂中盛行的“以论带史”的研究方式。周扬说,“这个口号(以论带史——引者注)是有毛病的……其结果就会引导人专门讲原则,不讲史料。研究历史就是向史料作调查,向文字的,地下的史料作调查……‘以论带史’,就是叫青年拿历史作为公式去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一个人如果想成为有知识的人,还要伸两手,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70]。因此,周扬重视作品选的编选。他说:“我觉得选教材,不但是正面反面要选,对一个人的作品也要选全面。这样使得青年学生对历史的发展有个全貌,不致于把古人想得太好,或者想得太坏,尤其是不要把古人想得太现代化。”[71]

最后完成的四卷本教材,1963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是蓝色的,被称为“蓝皮本”。虽说是重编,但也可以看出,“黄皮本”为“蓝皮本”的叙述框架提供了基础,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承接的关系,包括文学史分期的方法等。而作为配套教材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则由林庚、冯沅君主编[72]。“蓝皮本”在“文革”后又做了三次较大幅度的修订,主编之一费振刚在2002年最后一次修订的《再修订后记》中说:

这部中国文学史编写于1961—1963年,正是“阶级斗争”高潮之间相对平静的时期,当时强调实事求是,注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力求公允稳妥,再加上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四位老一辈学者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坦诚无间的合作态度以及对我们这些当时还是年轻学人的细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使得它虽然不能不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它仍以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例适当、便于教学,既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又符合教学规律的要求,而受到高等院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至今出版已近四十年,发行量已接近二百万套,有不少高等院校仍用作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材。[73]

八、 余波

1960年8月,北大中文系1955级毕业时,编辑了《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自印,未正式出版)的纪念册(图5)。该书辑录了陈毅、康生等人的来信,以及1958—1960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55级文学史”的社论、文章,还包括编写者介绍、总结经验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纪念册前面有谢冕执笔的题词:“革命斗争中成长/群众运动里开花/我们五五级/走的是红专道/骑的是跃进马/听的是党和毛主席的话/此去扬鞭万里/一生为祖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图5 《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

四十年后的2000年夏天,该年级的部分同学重聚学校,也出版了毕业四十周年纪念册。纪念册原拟用林庚为1955级毕业三十周年题写的诗句“难忘的岁月”(“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命名,最后题目确定为“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谢冕、费振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群众运动里开花”到“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这里蕴含着“回望逝去的那些时日”时的“难以言说的思绪:欢乐和痛苦、纯真和复杂、获得和失落、自责和醒悟”[74]。

当年这个年级的文学史编写者,多人后来成为知名的批评家、作家、学者,如谢冕、费振刚、张炯、杨天石、孙玉石、孙绍振、黄修己、孙幼军、陈铁民、陈丹晨、吴泰昌、温小钰、王水照、孙静、张少康、谭家健、李汉秋、张毓茂等。回顾这段经历,他们的感受和看法有同有异。“历史”可能有一个主题,但也有众多侧面和细节,何况亲历者位置、立场、感受的不同,差别是自然的。下面试举几例:

我觉得我们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1949年后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研究文学的意义……还是应该继承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集体写作有集体写作的好处,不能一概否定……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人提出集体科研扼杀个性,甚至认为游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道“没有特色的汤”,但在我看来,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科学研究,可以有多种方式,既可以以个人为主,也可以进行集体研究,不能说就一定要集体研究,也不能说一定不能集体研究……具体到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编写的1958年、1959年这两套《中国文学史》的集体方式,我现在认为不值得提倡。因为,几十年后回过头去看,我们当时是一群没有经过很严格的学术训练,没有多少学术素养的在校大学生,仅凭一腔热忱,我们当时的做法只能是一种比较莽撞的行动。[75]

——费振刚(北京大学中文系)

那时我们是多么的鲁莽,用现在流行的话来形容当日的我们,可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可未曾想到的是,一次幼稚的行动(指“拔白旗”,批判老师——引者注),却意外地造就了一个成熟的集体。那时我们并未有意识到,我们是在用一种精神补偿我们的过失。在一个充盈着破坏性思想和行动的年代里,我们不自觉地采用了当时通行的方式,实现了一个有悖于世的建设性目标。这个集体编写的行动,逼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而且由于充分的讨论和交流,使个人的思考和众人的智慧得到融合,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果。[76]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在看起来,这部书“左”得很,其名声完全是适应形势需要,哄抬起来的……“红色文学史”出版后,我们奉命继续革命。我选择了“虫鱼之学”,编注《近代诗选》。这样,我便大量阅读了鸦片战争以后的诗文别集和近代报刊的文艺栏目,总共看过几百种。做注释……好在那时,师生关系已经有所改善,季镇淮教授直接参加编选组,和我们一起工作。此外,我还常去请教游国恩、吴小如两位先生,在他们指导下,加上自己摸索、钻研,我逐渐学会了使用《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骈字类编》等工具书、类书,懂得了搞注释的门道。编选诗选期间,我们对“红色文学史”作了一次重大修改,比较地可读了。这就是黄皮本的《中国文学史》。这次,我撰写的是近代文学。[77]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这“红色文学史”是应该否定的,事实上在我们的心中也早就将它否定了。那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的产物,是为学术领域“拔白旗,插红旗”效力的,是对教育秩序和学术规范的破坏。当然,也是我们幼稚、盲从等缺点的集中表现……我参加“黄皮”书的编写,执笔陶渊明等章节,现在已不敢去看当年写的东西。我对陶渊明毫无研究,手上只有一本王瑶先生主编的《陶渊明集》……仅读此书就敢大发议论,想起来就感到脸红……只有用了大篇幅,完整地记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文学史,做了前人没做的工作,是不应该否定的……这也要感谢阿英先生的帮助。[78]

——黄修己(中山大学中文系)

我常想,参加红皮《中国文学史》编写者,特别是一些主要关联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有时还在夸耀地谈论、享用那时获得的“战斗里成长”的“成绩”和“荣耀”,而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更深层次的自赎和反思,很少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与忏悔,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曾经很深地伤害过包括林庚先生在内的自己的一些老师们,今天我们是有愧于林庚先生的。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在历史过失面前集体无记忆,集体失语。[79]

——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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