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匪我思存:生活在武汉

来源:澎湃新闻 | 作者:匪我思存  2020-04-09 10:32

作家匪我思存常居武汉,她直言自己比较幸运,生活在一个物业给力、病例少、年轻人多的新社区,因此抗疫宅家的日子仍然称得上平稳安定。在武汉封城期间连载的二十几篇《武汉战纪》杂文中,她为读者描绘了鲜香四溢的武汉、湖山温柔的武汉,书写了寂静压抑的武汉人、英勇无畏的武汉人……

以下为匪我思存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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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误会我也是因为疫情被困武汉的,其实不然。我长期居住在武汉,这次疫情实际上只是延长了我在家工作的时间。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么长时间,待在家里完全不能出去。在那样的一种特殊情况下,每个人刚开始肯定都会有一点焦虑,然后就会从一种情绪的焦虑期,进入另一种情绪的疲劳期,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得先调节好家人的情绪,或许情绪对于免疫病毒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疫情还很严重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了一件特别震撼的事。当时他坐飞机从三亚返回北京,其实在三亚时,他并没有感到整个氛围有多紧张,但上了飞机后他发现整架飞机特别安静,在长达4个小时的航程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吃东西,没有一个人喝水……连特别小的孩子也不出声,戴着口罩乖乖坐着,都不需要家长哄。这其实是一种蛮违反孩子天性的状况,那一刻连孩子都敏感地觉察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即便他无法理解,也会被这种外在的情绪和氛围所影响。

心态最糟糕的时候,大概是2月初。之前我还可以看看书、刷刷剧、听听音乐,调适心情,而当疫情整体形势尚不明朗,感染人数每天都爆发式增长,上网求助的人也很多时,被太多不好的消息包围,内心的焦虑会让你基本什么事都做不了。

离我最近的一次死亡,是我一个朋友的大学室友。这个朋友跟我身处同一个行业,平时联系还比较密切。他的大学室友年龄也不大,听到死讯他非常难过,我也非常难过。因为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代入感和同情心,如果是来自跟自己近况最接近的人,那种刺激会最为强烈。骤然听说一个特别健康正常,甚至很年轻的人去世,那一刻你能够想象到是一种怎样的境况:他一定上有老下有小,在这个城市奋斗很多年,活得体体面面……他的家人会是怎样的心情,只是想象,我就感觉太糟糕了。

而事实上,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6度理论,你通过6个人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而像我这样家在武汉的,人际关系会更密切。

虽然那段时间被迫赋闲在家,但要说因此写几个番外、码几章小说,说实话不太可能。据我所知,身在武汉的作者,除了记录疫情、记录生活的内容之外,当时其实很难静下心来写东西,产能都是下降的。

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有一个职业特点,就是对外界的观察力和对信息的敏感度要比一般人高。而在疫情爆发那种特殊情况下,被铺天盖地的信息所冲击,里面还有很多负面信息,我不但“过载”还可能“中毒”了,所以也就无法正常输出了。

但作为作者,我其实习惯用文字来进行倾诉和交流,正好大家也很关注那段时间武汉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开始写《武汉战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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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连载时,我的内心是特别盲目乐观的。不是说病毒潜伏期14天吗?那我们把疑似病例都排查隔离,把确诊病人都送医治疗,事情可能就结束了吧?很快我发现自己不仅盲目乐观,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之前对自己还挺有自信的。这份自信建立在我个人在从事的行业里的确取得了一点成绩——我写出了一部好的作品,我解决了职业上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干得还算不错。但是唯独这一次,我感到特别无力。整座城市仿佛被压住了,大家都很想去做一些事情,但我们不能保证自己就不会是一个潜在的传染源,如果出去了到底是帮了忙还是添了乱呢?更何况如果没有专业的医学知识,你对抗击疫情可能根本就派不上用。

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区长在抗疫特别艰难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呼吁有医护经验的人去做志愿者。实际在当时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多,我心里很着急,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这条朋友圈搬到微博,希望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可能里面就存在有医护经验的人呢?有时候我觉得,名气也好,头衔也好,都挺虚无的,但只要能有一丁点贡献,哪怕是线上的,我也要努力去做。

我看到很多民间志愿者站了出来,他们非常厉害,做了很多特别艰苦但很有效的工作,比如对网络上新冠肺炎患者求救信息的整合、接送前线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志愿者车队等等……还有那些像螺丝钉一样维持着庞大城市运转的人,他们负责解决居民的供水、供电、网络等各种细小又实际的问题。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央视制作的纪录片,视角是跟着社区的人去买菜、送菜。我记得里面提到有11个小区,社区工作人员每周都要轮一遍,所以一天可能还要跑不止一个。片子里社区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晚上是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我特别能理解,因为白天他要处理千头万绪的突发状况,隔离在家的居民又不见得每个人都能理解,肯定会有情绪不好的、炸锅的情况。那些工作人员一定每天也在承受巨大的消耗,通过晚上的自我修复,第二天他们又要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奔走。

我太钦佩这些人了,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可能以前唱国歌时唱到这句,还不会有那么切身的体会,但当我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一个不太常规的、接近战时的状态,看到那么多平凡人挺身而出,去做了那么多只能用伟大形容的事情,内心的触动从此会更加深刻。

因此即使是在境况最艰难、内心最焦虑的时候,我也希望自己向外传达的信息是积极、向上、乐观的。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很拼命,志愿者都竭尽所能地付出,其他人也必须要有信心、有士气存在,那样才有生的希望。

在这次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我很高兴女性工作者的力量再次被认可了。作为一位女性,我一直觉得,受几千年来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外界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通过这次事件,很多女性的形象被看到,女性的声音被听到,一线女性医护人员英勇无畏的表现,在改变很多人心目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包括女性对卫生巾、安心裤的需求,也被大家强烈地意识到。

其实我们是比较早注意到前线医护缺安心裤的,当时形势还很严峻,官方正在拼命建方舱医院,对这样的细节可能还没有顾及到。于是我的一个朋友牵头张罗,我也跟着出了一点钱,给黄冈疫区捐助了一些女性用品。很快民间有姐妹也意识到了这个缺口,更多的人组织捐款、采购并送到医院给前线医护、给来支援的医疗队。到后来我看到,有的医疗队都带着官方采买发放的安心裤来帮助我们了,心里真的还蛮高兴的。这不是什么奢侈品,也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东西,我们必须正视并照顾到女性独有的需求,也要认可并牢记女性在抗疫中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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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武汉的情况越来越好,但实话说作为一个武汉人,即使解禁了,我也是有心理阴影的。我可能今年都没有办法再进电影院,对于那种人多的、不太通风的密闭场合,我会有点敏感。这大概类似于应激障碍,它会在心里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本身今年春节档的电影就全部撤档,武汉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票仓城市,疫情对整个电影行业的影响真的很大。相比之下,电视剧行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对于开机、复工,大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谨慎的状态。

我们公司本来有项目计划在三四月开机,现在也被迫推迟。于是居家办公期间,我们会开线上会议,夯实一下剧本,因为一个扎实的剧本,肯定会为整个项目奠定最好的状态,同时,项目的开机筹备工作,也依然正常在做。现在也有新规要求先有全部剧本才能立项,这其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之前行业内的确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情况,比如剧本只出一集就开机、边拍边写剧本,这明显对行业健康是很不利的。而且我发现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基本都被困在家里,整个生活状态刹车之后,对于精神娱乐的需求更加旺盛,所以电视剧的播放量、点击量,我个人觉得它反而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经过这次事件,我跟同在武汉的朋友交流之后,发现我们对人生都比之前要想得开了。举个例子,如果这会儿你让我花50块钱超前点播一个喜欢的剧,我肯定是干的,哈哈。以前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可能会认为娱乐还是一种比较奢侈的消费,但现在我们更愿意早点享受、及时行乐,说不定这种心理,会给行业带来正向的影响呢?

我也意识到,过去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还远远不够。之前不管是小说也好,剧本也好,我都在展现自己的艺术观点、审美和表达,但经过这次事件,我想要展现更多的温暖和希望,这些东西在特殊情况下实在是太宝贵了。过去大家看我的作品,悲剧会更多一点,经过这次事情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希望多些喜剧,少些悲剧,让大家看到这个世界温暖阳光的一面,给人以希望。

不过今年这个计划可能不太好实现,等做完手头的两个剧本,我还有一些别的工作,时间排得比较满。而且写小说跟做剧本的状态不一样,写剧本需要学习,而写小说需要心里有特别强烈的倾诉欲望,不去考虑任何技巧性的东西,它纯粹是一种情绪冲动,所以今年写喜剧估计够呛。

总体来讲,大家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乐观地度过这段特殊时期。很感谢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来帮助我们,我们武汉所有人也一直在努力。我以前有点傻乐观,中间又曾经很焦虑,现在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武汉是一个从码头发展而来的城市,在我心里,武汉也很好地传承了码头文化、码头精神。武汉天生有一种很江湖的气质,我所认识的老武汉人,或多或少都带点那样的劲,他们可能大大咧咧的、心思不够细腻,但遇事都还挺能扛的。相信无论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度过。

武汉,一定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