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鱼龙潜跃水成文”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萧跃华  2020-06-16 16:00

我拜读《书摘》2020年第4期“卷首语”《读帖》,脑海中浮现逛琉璃厂时蓦见袁行霈先生对联的惊讶!原来袁先生幼时临帖,长而读帖,临池不辍,人格、学问、修养、阅历与笔墨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已融为一体了。我立即网购《愈庐夜谭》(海天出版社2018年),一口气将袁先生写于1984年至2017年的47篇大文读完。

愈庐乃袁先生斋号,散文乃袁先生余事。“君家余事足陶情。”我从袁先生发表过但“并不在乎报刊的级别以及读者的多寡”,或“没发表,只是备忘之作,有的则是为了锻炼脑筋和手指的灵活度,以免过早痴呆”的长篇短制中收获了“四见”:

一则见雅趣。袁先生乃性情、性灵中人。他随北大老师到密云县钢铁公社炼钢,晚饭后老师们时常请俄语系会唱歌的女老师来一曲,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他不合时宜地点名要求唱舒伯特的《圣母颂》;他读帖佐以欧洲古典音乐,巴赫与颜真卿的恢宏,贝多芬与苏东坡的雄放,肖邦与文徵明的俊逸,一心二用,物我两忘,如痴如醉;他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六朝诗,讲到紧要处屋顶“咚咚咚”的暴雨声盖过扩音器,索性请同学们听雨,教室针落如雷,学生表情千姿百态;他的散文常常请女儿先读,女儿挑挑刺儿、改改字句,不时用“严师”口吻说“这样不就好了嘛”,他都“谨从其诲,并以此为乐”;甚至陪伴他逾甲子的失眠症,因推敲诗句偶有所得,“那况味是难以言说的愉悦,这时的失眠带有诗意,甚至可以说失眠就是诗,不失眠就失去了诗,两相权衡,是失眠好呢,还是敲诗好,就不好回答了。”《听雨》《茶趣》《书趣》《书斋乐事》《琉璃厂忆旧》《我喜爱的三幅书画》……读来余味悠长,情趣盎然。这或许与袁先生花二十多年时间完成《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影像》不无关系吧!

二则见涵养。袁先生身处学术评议要津,难免被人“围猎”。他谨小慎微,对可能有干求意图的邀请婉言谢绝。这种自警自律或许会得罪人,但保持了心迹双清。他喜欢合作共赢,远离辩论竞争,即使被人误解也不作解释,被人冒犯也置若罔闻。北大最后一届工农兵某学员,将经袁先生修改过的课堂笔记,当成自己的文章发表了,同事、门生义愤填膺,袁先生只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葛晓音教授说她五十多年来从未听袁先生背后议论别人是非,倒是别人好处他都记得、师者形象倍加爱护。袁先生惦记着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京西白虎头大队的乡亲,回校后曾两次专程前往看望,雁翅下车后需步行三十里路程。并公开撰文呼吁:“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从农村出来的还是生长在城市的,都不应该忘记农村和农民。”香港浸会大学邀请袁先生演讲“陶渊明研究”,年近八旬的袁先生“精神矍铄”站了近三个小时,主持人讲评仍不坐下,始终谦和微笑着面向听众,回到宾馆时累得几乎下不了车。《诗的京都》《杏花的思念》《北大岁月琐记》《怀念大师兄》《悼二冬》……“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袁先生将《老子》列为《我喜爱的十二部书》之首其来有自。

三则见襟抱。袁先生有学问气象、家国情怀。他作为北大第一位赴东京大学讲学的教授,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美国两大美术馆收藏的中国画特别展,在艺术享受的同时想到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史,有多少国宝流落海外。袁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秉承分析、开放、前瞻的态度,不跟风、不炒作、不凑热闹、不赶时髦、不把传统文化商品化来赚钱。他担任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更名为国学研究院继任院长),组织包括张岱年、邓广铭、侯仁之等老先生在内的100多位老师,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150辑《中华文明之光》大型系列专题片,进一步奠定了中心的学术地位;担任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组织36位教授用六年时间撰写《中华文明史》四卷,被英、日、韩、塞尔维亚等国翻译出版,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34卷,以学术性、现实性、可读性相统一为目标,专就传统文化进行论述。他先后赴广西、甘肃、四川等地分片召开研讨会,仅《总绪论》就修改了12次。《香港卷》主编到北京请示:“怎么写?”袁先生回答:“突出两点,一是国家认同,一是文化认同。”这两点都在港澳台卷得到较好落实。《黄昏》《新罕布什尔道上》《我的生命树》《我心中的北大》《显示个性》……文化无国界,学者有国籍。袁先生焚膏继晷,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担当!

四则见师承。袁先生清癯的脸容,瘦削的身材,清逸的气质,一袭深色崭新的中山装,恍若林庚先生年轻时的形象,同学们私下称他“小林庚”。袁先生面试报考他博士生的曾祥波,觉得其言谈举止很像门生孟二冬,随口说了一句,曾祥波应声回答“我是孟老师的学生”。师生如此形似神似,可见师德师风渗透力之强。全民大炼钢铁期间,北大派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先生前往密云县钢铁公社看望老师,季先生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语境下既没讲大道理,也没给老师加油鼓劲,只是默默地跟大家一起干活,然后默默地打道回府。五年后袁先生到湖北边远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他作为资料员写不出“战果”,组长安排他夜晚到队长家听墙角,温文尔雅的袁先生大为光火:“我一个堂堂北大的老师,怎能干这种事情!”北大自有北大的传承。袁先生国学研究坚持“虚体办实事”与“龙虫并雕”并举,学术研究倡导“横通与纵通”、“守正出新”、“根柢槃深,枝叶峻茂”,与林庚先生身体力行的“少年精神”、“我们都是盛唐派”、“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王瑶先生的学问“四层次”(第一等是定论,第二等是一家之言,第三等是自圆其说,第四等是人云亦云)等一脉相承。《燕南园62号》《朴素的力量》《广师说》《唐朝诗坛上的一段佳话》《八挽录》……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奖掖后学不遗余力。如此看来,拙文《江山留与后人愁》(载2013年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似乎犯了悲观失望、以偏概全的错误。

袁先生总是物有所感、心有所动才付诸笔端,没有宏大叙事,并未预设特点,掏心窝子,讲家常话,道世态情,真实、真切、真诚、真挚。他自序说:“‘鱼龙潜跃水成文’。如把自己的心比作鱼龙,则鱼龙动了文章自然就有了。”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