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彬:一辈子爱书的百岁老人

来源:藏书报 | 作者:韦泱  2020-04-10 12:50

出生于1920年4月的文化老人欧阳文彬,今年步入了期颐之年。她曾说:“我一生都与书为伴,没有离开过出版事业。”小时在湖南乡间,没有书看时,她就到大祠堂,听革命老人徐特立的演讲,那些演讲让她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在苦难年代,她渴望有书的日子。1939年,19岁的欧阳文彬进入新知书店工作,自此,她的一生都没有与书须臾分离过。

因一则招聘广告加入新知

1938年,欧阳文彬加入了党组织,第二年,经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她参加了九战区政治部抗日流动宣传队。长沙沦陷后,她与九战区宣传队的地下党员按上级指示暂时离队,自谋职业,日后再找机会接上组织关系。回到家乡的欧阳文彬心里一片惘然:今后路在何方?突然,《救亡日报》上的一则招聘广告吸引了她——桂林新知书店在招聘店员。她心头一热,决定去应聘。当天,她就兴冲冲地离开了零陵老家。

那时,欧阳文彬没钱买火车票,凭一身军装和一张“差假证”免费搭乘了火车,到了桂林没钱投宿,就先把包裹寄放在一家汤圆店,然后直奔桂西路新知书店。面试那天,总经理徐雪寒热情接待了她,一番问询后,请她留下地址,说考试前会通知她。她回答说在桂林人生地不熟,没有地址。徐雪寒就让她把包裹拿到书店来,晚上打烊后暂时睡在放书的桌子上。这样,欧阳文彬才算在桂林有了一个栖身之处。

那段时间,欧阳文彬帮店员理书上架,接待顾客,干店里的各种杂活儿,一日三餐也跟着大伙一起吃,书店俨然成了她的家。到招聘考试那天,徐雪寒交给她两项任务:出几道考题和接待考生。欧阳文彬出的考题经徐雪寒过目后,徐雪寒便决定吸纳她入店。这样,欧阳文彬未经正式考试,通过徐雪寒对她的“面试加出题”考核后,就顺利过关,留在了书店。书店的老店员把欧阳文彬当作自家人,新进店员却把她当作老店员。

危难之际走进开明

当年,桂林新知书店因销售进步书刊,面临被查封、停业的危险,新知书店为应对危险,将门市部转让给文化供应社。那时,邵荃麟、傅彬然、宋云彬都在文化供应社工作,傅彬然还兼职做《中学生》杂志编辑。见到欧阳文彬在自学英语,傅彬然就把《莫斯科新闻》上的文章交给她翻译。欧阳文彬译好的文章请人校阅后,便在《中学生》上刊出。这样,欧阳文彬从《中学生》的读者变为了作者。

1944年,欧阳文彬按党的指示,从桂林去重庆接受新任务。原来,根据周恩来要求,新知书店要在重庆市中心开辟新门店,让在那里工作的人能买到进步书刊。为了不引起注意,重庆新知书店门市部以亚美图书社名义对外开业。时值冬天,特务找上门来,突然将书店查封,将其他店员遣散,只留下当经理的欧阳文彬看管店面、等候处置,其实就是软禁了她。幸得冯雪峰帮助,他带着文友韩侍桁赶来解围,欧阳文彬才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但“躲过一劫”的欧阳文彬又一次失业了,为了不暴露身份,她想悄悄另谋出路。

一天,叶圣陶从成都到重庆开明分店商谈业务,商谈间隙与《中学生》杂志的青年作者见面。当时,经由傅彬然介绍,欧阳文彬第一次见到叶老,她给叶老留下了良好印象。不久,傅彬然告诉欧阳文彬,叶老请她进开明书店工作。在欧阳文彬走投无路之际,是叶圣陶的关心,让她顿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此,欧阳文彬从《中学生》的作者,又变成它的编辑。

抗战胜利后,欧阳文彬与叶老等开明书店同仁一起回到上海,在虹口四川路开明新村迎接上海解放。

晚报十年与赵老同甘苦

1953年,《新民晚报》改为公私合营前,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工作的欧阳文彬,受组织委派到该报任公方代表。《新民晚报》完成公私合营后,赵超构任社长兼总编辑,欧阳文彬任副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那时没有党委建制),分管副刊。欧阳文彬敬重赵超构这位老报人,也认同他的办报理念,尤其是他以林放为笔名写的杂文,欧阳文彬每次阅读小样后,都由衷钦佩,正如报社同仁所说,“他们配合得水乳交融”。由此,欧阳文彬和赵超构两人“硬是”把报纸处于低谷的发行量拉了上来。

可是,好景不长,赵超构的杂文触及时弊,引起了社会反响,也惊动了上层。在运动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在报上作自我检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赵老挨批,欧阳文彬自然也脱不了干系,有言论说是她授意赵老写的杂文。欧阳文彬闻此吓了一跳,说:“这未免抬举了我,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还有无中生有的事情——欧阳文彬报上刊发文章,被认为是为人鸣冤叫屈,她只得在下期报上作检讨,为了表示重视,还加了“编者按”。此事最初受到了上级表扬,可后来也成了欧阳文彬的一大罪状,说她利用版面,保赵超构和《新民晚报》,最终是为了保自己“蒙混过关”。可欧阳文彬最终还是没能“过关”,受到组织的处分:因与赵超构狼狈为奸,向党进攻,故降职降薪。

欧阳文彬觉得自己对党忠诚,无愧于党的新闻出版事业,所以对处分泰然自若。赵老理解欧阳文彬的处境,便给没有了一切职务的欧阳文彬一个“本报撰述员”的职位,让她专门为文化版写书评、影评和剧评。正是这个处分,让欧阳文彬走上了文艺评论的道路。自此,在《新民晚报》文化版上,不断有她以欧阳文彬晶等笔名刊发的文艺评论、文化报道稿件,她还把文艺评论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艺学习》等报刊上,如《试论茹志娟的艺术风格》《读评书体小说〈烈火金钢〉》等,还出版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在文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欧阳文彬十分关注对年轻作者、新生力量的培养,其作品《漫谈谢璞的作品》《〈年青的一代〉浅论》等均有体现,欧阳文彬也因此先后加入了上海作协和中国作协。当年欧阳文彬一心想以认真工作来对待组织处分,可仍有人批评她为《人民日报》写长篇大论,为《新民晚报》写“豆腐块”文章。欧阳文彬当即反驳:“我为党报写稿何罪之有?如果你们要长稿,我马上就写,但你敢发吗?”这是欧阳文彬第一次在批判会上顶嘴,却也因此被主持人加了一条新罪行:政治上垮台了,就在业务上跟我们较量。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无奈之下,欧阳文彬只得请调工作。1964年,她调至《萌芽》杂志当编辑部主任。但她一直对赵老心存感激——十年同事同甘共苦,赵老处处保护她,关键时刻激发了她的另一种写作才能。欧阳文彬曾说:“我写过小说、人物传记、散文及儿童文学,但写得最好的是文艺评论,这与赵超构当年在报社对我的关照是分不开的。”在五卷本《欧阳文彬文集》中,评论卷是最厚重的一本。王元化先生在谈到欧阳文彬的文艺评论时表示:“她在1959年发表的评论茹志娟艺术风格的文章,在当时是一篇有水平的论文。文章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拘于当时相当泛滥的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剖析细致而深入,文笔朴素而流畅,今天读来,仍可资借鉴。这也反映了作者评论集《赏花集》的文风。”

花甲之年勇闯出版新路

出版业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迎来了“春天”,欧阳文彬作为成立不久的学林出版社负责人之一,投身到新时期的出版工作中。在学林出版社工作期间,欧阳文彬责编了被专家誉为“汉语语言学一个里程碑”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具有学术和史料价值的《图腾艺术史》《编辑记者一百人》《我与开明》等书。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三联书店借调欧阳文彬,请她编辑《闻一多文集》《夏丏尊文集》《宋云彬文集》等。在三联工作的三年,欧阳文彬仿佛回到了娘家。工作之余,她走访三联的老同事,听取他们对学林出版社的建议。上海市出版局的《出版简报》对此作了专门报道。

回到上海后,在三联老同事、上海市出版局原副局长吉少甫的建议下,欧阳文彬加入上海三联的筹建工作中。年过花甲的欧阳文彬再度披挂上阵,与一拨年轻人干起了出版新事业。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机制中,上海三联“以老带新”,一批年轻骨干迅速成长,挑起了出版大梁。与此同时,欧阳文彬与人联手创作了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皖南事变”前后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书店与国民党文化围剿开展斗争的文学作品。该书1981年出版后,一版再版,印数达19万册,成为当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之后,欧阳文彬又创作了姐妹篇《幕,在硝烟中拉开》,该书出版后,同样好评如潮,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评为优秀长篇小说。

70岁正式离岗退休时,欧阳文彬不但培养了年轻出版干部,推出了一批高质量图书,而且自己也是收获满满——两部厚重的长篇小说,就是她与出版深厚感情的结晶。